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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的三种怀旧:毛粉、膜蛤与民国当归

2016年08月19日

从胡温时代开始,中国的三种怀旧热陆续登场,按时间顺序,依次是毛粉、民国当归与膜蛤文化。三种怀旧出现的时间前后相差只有十多年,相通之处却只有一处,即对现实不满,通过怀旧否定当下,表示理想在过去。有心者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三者承载的社会理想完全不一样,甚至无法共存。

毛粉的理想是重建动物庄园

毛粉的理想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从社会阶层分布看,其主体是中国的社会底层、已届退休年龄的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以及少部分文革结束后被当作“三种人”清算的人士。从地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调查,只能以《纽约时报》2014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为例:在意识形态上,“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其实就是受“红色”教育影响最深的人群)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最保守,成为毛粉较多的地区。

毛粉中的主流意见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没有问题,只是如今的政府腐败恶劣,资本对工人阶级的盘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因此,他们臆想了一个毛泽东时代,并将公平、清廉、没有贫富差距、人人都有工作等理想当作毛时代的特点,努力要求回到毛时代。网上流传一篇“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该文陈述:计划经济时分房只需等待,但总会有;市场经济下不需等待却买不起房。计划经济下有免费医疗,质量低下看病却不要花钱;市场经济下医疗质量提高了,但人们却看不起病。计划经济下上学免费;市场经济导致有人上不起学。计划经济下没有择业自由,但可得到分配的工作;现在有了择业自由,却找不到工作。计划经济下工作稳定;市场经济下工作不稳定,易失业。计划经济下普遍贫穷但贫富差距小;市场经济拉开了贫富差距。

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我在《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2013年7月13日)一文中指出这篇网文犯有两大常识错误,一是偏离了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依赖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良,推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力强干预下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该文所列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失业之外),在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很少出现;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也不如中国严重。

毛粉有意忽视毛时代的中国是毛泽东暴政管治下的巨大动物庄园。毛用逆向身份歧视的方式取得社会底层的支持,用阶级斗争打压上亿人口的庞大人群,制造社会恐惧,实现以红五类为主的社会群体对黑五类的阶级压迫甚至肉体灭绝,整个社会极度贫困化,生活物质需要依靠票证配给。因此,毛粉要求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专制+财富平均分配+打击政治贱民。从几任中共总书记的治理特点来看,习近平时代最接近他们的理想:反腐败、发展国有经济、钳制舆论等等,如果习近平再往前走一步,通过政治权力没收富人与高端中产的财富,拉平贫富差距,毛粉就皆大欢喜地进入理想社会。

民国当归派的理想社会

中共统治60多年,除了1980-1990年代曾经有过比较宽敞的社会向上流动管道之外,一直保持身份型社会特点(即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出身决定),只是毛时代是消灭精英阶层的逆向身份歧视。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管道逐渐变窄,形成资源代际传递的“二代”现象,再加上政府管制言论、扼杀一切社团活动空间,在胡锦涛统治后期出现了“民国当归”的思想。

主张“民国当归”的人群对民国历史主要是大画面想象,比如北洋军阀时期的地方自治、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北伐成功,蒋公统一中国,全民抗战,国共内战,……每次社会剧变都会给不少中低阶层人士提供上升机会;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私人办报则代表民国社会拥有组党结社言论自由。在他们眼中,民国历史画卷是如此靓丽,拥有无穷的想象空间:社会开明,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文人学士不惧政治权势。再加上老照片中那些民国中上层人物,无论男女,其风采衣着远比中共建政后男女皆穿中山装、军装以及毫无美感的服装看起来英俊漂亮,很有“范儿”,因此,民国当归成了一种政治理想。

民国政权与中共政权相比,其实是威权政府与极权政府的差别,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说得形象:“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民国当归理想是回到以私有经济、民间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威权型社会。关于民国时期政治宽松、社会开明的想象,只不过是与中共统治时期两相对比得出的感受,并不完全是民国时期的真实。

“膜蛤文化”承载之物原来很轻但在不断加码

与前两种怀旧热相比,膜蛤文化是当下中国人玩的黑色幽默,利用“怀念”江泽民时代的一些笑料与相对宽松,来讽刺今上那种刻板严苛、容不得半点讽刺与冒犯的社会管制。以下是人们对蟆蛤文化的起源与要点的梳理:

“膜蛤文化”的起源是百度李毅吧的偶然之举。当时,这个网吧将江泽民2000年10月27日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提问时的视频翻出来,这一事件当年在香港曾引起滔天巨浪。在被问及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时,江泽民面对不断的追问,表示这帮香港记者水平有限,并作出有关回应,其中一些名句,比如“闷声发大财”、“I'm angry!” 、“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啊,我跟他谈笑风生”。这些当年被用来佐证江泽民欠缺领袖风度的笑料,如今却被只见过胡锦涛、习近平这两位总书记风采的中国青年一代视为“惊艳”发现,认为一个喜怒均形于色的总书记才有血有肉有活力,与面容刻板不苟言笑的胡锦涛相比,显得有烟火气;与刻意追求“伟大、光荣、正确”的习近平相比,要可爱且有亲切感。

到了2014年,微信公众号“江选研讨会”横空出世,笔名“黄薄码”的撰稿人以其详实的考据、一本正经下暗藏幽默的文风正式催生了“膜蛤文化”。

有人解释,“膜”意指“膜拜”,“蛤”即海外某系列媒体对江泽民的谑称“江蛤蟆”,因其有段时期喜欢戴当时流行的蛤蟆眼镜。中国文化中,“蛤蟆”意味着有毒、丑陋。所以这种所谓的膜拜一开始就混合着冒犯与戏谑。如今,“蟆蛤文化”不断丰富,其承载的政治内容越来越多:比如怀念“我蛤当政”时的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等等,“蛤蟆”变成了“我蛤”,最后成了“长者”,出现了今年为“长者”庆祝九十大寿的网上活动。

三种怀旧承载的内容无法共存

怀旧本是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心态。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中老年人来日无多的焦虑感增强,那些被过滤的往日回忆却不断被美化,遇到某种外在刺激,很容易触发“怀旧情绪”,并通过怀旧获得心理安慰和情感支持,重温往昔的掌控感与安全感。怀旧成为一种集体情绪,一般只发生在社会多变、动荡不安之时。这种时刻,人们深感社会危机即将来临,未来充满不确定,通过怀旧,对过去进行重构与利用,寻找安全感与归属感。

上述三种怀旧情绪的出发点相同,都是对现实社会严重不满。但三者各自通过一种价值重构塑造的社会认同,却表达了层次不同、方向不一的复杂政治诉求。毛粉的理想实现,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动物庄园,不会有民国,也不会有江泽民时期的半开明专制;民国如果归来,毛粉的理想国就不存在,江泽民的“蟆蛤时代”也将被抛弃。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89期 2016年8月5日—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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