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何清涟:中国还能回到「统制经济」时代吗?

2018年06月22日

安邦董事长吴小晖被判刑后,再度引起「中国将回归统制经济」的忧虑。这忧虑并不始自今天,从前年阿里巴巴马云大谈云数据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支持开始,这个话题就时热时冷地出现在公众视野。

笔者想讨论这个话题:中国有无可能恢复计划经济(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来历溯源

「统制经济」出现于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该书第七章标题就是「统制经济的种种危害」,以成书时德国纳粹时代与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为蓝本,论述计划经济与民主是否能够并存。

当时西方世界并未饱受计划经济之苦,对于计划经济与民主制度的并存抱有幻想。海耶克着重指出并深入剖析的就是这一点:政府管制经济必会走向独裁政治。因为经济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政府要管制,势必仰仗一群专家,加强政府权力,最后导致权力落入一个总司令之手,「这个总司令如果要认真执行其职权的话,他的行动一定会遭到民主程序之掣肘的。他为了要行得通,必须消灭民主程序。演变所及,不是民主程序阻碍着管制经济,便是管制经济消灭了民主:在一长远过程中,二者是不能并存的」。

该章还有哲理层面的深刻思考,比如经济自由是选择自由的基本保证,但政府管制经济必让人丧失基本的选择自由;政府控制经济,就等于控制了一切,包括思想自由与所获知识的种类与质量。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当然对「极权统治+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人身依附(不服从者不得食)深有体会,极少有人想回到依靠票证获得粮食、布料、食用油、肉食这种短缺经济时代,西方知识分子并未在中国亲身经历过毛时代,对这一时代心向往之,以巴黎红五月参加者为代表的「1968年人」,不少人后来进入欧洲、美国各大学执教,不仅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左派青年,还导致整个教育体系偏左。

由于毛时代的饥饿记忆,不少中国人担心习近平开历史倒车,将中国强行拉回计划经济时代。

习近平有无这种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有无「回归计划经济」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如果不具备外部条件,仅仅只有领袖(哪怕是独裁者)的个人愿望,这种回归难以实施。

计划经济依靠闭关锁国

海耶克讨论的其实是政府管制经济有走向独裁的极大可能,这是德国纳粹时代的现实,但苏联与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在先,强行接管了所有经济部门、消灭私有制在后。中共政权在短短五、六年之内,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剥夺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依靠政治专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也就是说,中共不需要通过统制经济来达成极权,计划经济只是为极权政治服务。

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有几个先决条件:

一、中国经济整体上对外依赖程度极低。无论是生产资料(从原材料到机器)、生活资料基本上自给自足。与苏联关系友好时,曾请过一些苏联专家来工厂做技术指导,接受了一些援建项目,包括机器、技术支持等。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一切就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了,香港成了中国唯一的农产品出口基地、以及获取有限的外国商品的中转站。

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是「短缺经济」,尤其是中国,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掌握,比如粮食在城市按人头计划供应,每人每月21-23市斤,食用油半斤,布票每人一年12市尺,豆腐、洗衣肥皂等商品也凭票供应,到餐馆吃碗面条也得交粮票。

政府之所以能够「计划」,除了政府管控一切经济部门之外,还在于当时物质生产相对简单,不仅农产品的品种相对简单,就连工业品也简单。全国最著名的工业基地上海,生产出来的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从外观设计到功能,几十年一贯制的风格,但因其稀缺,都是各地百货商店凭票证供应的物品。

三、毛时代限制人口流动,除了出差之外,几乎没有外出就业一说,中国人也没有余钱外出旅游。

四、毛时代,政府是全中国唯一的资本所有者、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基本都是国有经济,或者是「小国有」(地方国营、集体所有制),个人从事的经济活动被视为非法,会处以「投机倒把罪」。

在闭关锁国条件下实行的计划经济,让中国人大部分陷入半饥饿状态,那时的中国极其贫穷落后,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以否定计划经济的前提——闭关锁国与国家全面垄断所有经济领域为开端,逐步放开私营经济,引进外资,后来又加入WTO,全方位进入国际市场,这才跻身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当年实行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所有条件都不复存在。

一、政府仍然视国有经济为政权命脉所系,将国有企业称之为「共和国长子」,在资金扶持、市场垄断方面给予特权优惠,但中国经济早已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到2017年,中国国有企业占比仅25%,而私企与外资企业共占75%。

整个经济的运行,早就不再依靠政府计划。无论是国企、私企还是外企,从原料的采购到产品的营销,都依靠市场。所有企业依赖市场做出生产销售决定,极力追求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可能再由一个国家计委这样的机构来制订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种庞大的经济计划。国家计委这一曾为中国经济神经中枢的机构于1998年撤销。

二、中国经济对外依赖严重。本文所言不是指用「(进口+出口)/GDP 」这道公式计算出来的所谓「外贸依存度」,而是指被视为「工业血液」的石油等能源,以及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等生活数据均形成对外严重依赖。一般人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这次中美贸易战发生后,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说,面对美国第六次对华启动「301调查」,中国没必要忍气吞声,因为如今中国对外的依赖度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高。本世纪初,中国进出口总量占GDP比重一度高达66%,对外依赖程度高,当时中国对贸易制裁的压力难以承受。如今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不到30%,可以与美国对决了。

李扬谈的是外贸依存度,很多人误以为他谈的是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资源对外依赖与外贸依存度有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中国经济现在离开从国际市场购买的资源,还真玩不转。以石油为例,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主要依靠进口,到2017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67.4%,行内预测,2018年将超过70%。2017年粮食自给率降到82.3%,有将近18%的粮食依靠进口。换个简单明白的说法,就是中国近14亿人口当中,有2.5亿左右的人需要依赖进口粮食供养。

这种情况下,自力更生的前提资源与粮食自给不复存在,闭关锁国是自绝经脉。更何况,中国还需要依赖WTO,需要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大国承认自身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恢复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地位更是日行日远。

三、中国虽然还有户籍管理制度,但人口流动却基本放开,2016年流动人口规模达2.45亿人。

四、中共政府仍然是全中国唯一的土地所有权最终所有人,但却不再是全国资本的唯一拥有者。民营企业与外国公司拥有总量可观的雄厚资本。政府虽然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控制民营企业,强迫私人资本入股国企,但只要未进入战争状态,就不敢对外国资本下手。

习近平并不钟情于「列宁式统制经济」

综上所述,可以说,担心中国将回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这种远虑多少有点缥缈,担心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剥夺更为现实。因为就现实条件来说,习近平就算无比热爱计划经济,也无法实现它。哈耶克担心的是统制经济(政府管制经济)必将通向独裁,但赋予习近平权力的中共政权,从成立之日开始,就是独裁体制,只是在寡头共治与个人专断之间来回摇摆而已。对基本达成个人专断的习近平来说,目前已经不需要靠加强经济管控来实现独裁,而是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政府管控经济边界,让经济更好地为政治服务。鉴于中国政府管制经济的积年教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极易「一管就死」的列宁式统制经济并非习近平所愿,他看重的是「国企主导、民企出钱出力赞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次在中美贸易战中成为箭靶的中兴公司之所以能进入世界电讯设备产业前五名,据说得益于在中国国内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国有民营)的混合所有制模式。

对于吴小晖、肖建华等资本大鳄的剥夺,中国富豪确实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对其他人来说,则应该想到:这些人本来就是利用共产党资本主义赋予的特权成为巨富兼做其他权贵的超级白手套,在政治谱系上属于「粉红财团」,他们致富的缘由就是他们的资本被剥夺的原因。我在《中国:溃而不崩》里讲过,中国政商关系有明暗两个层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面临两重制度诅咒。如果让这些人用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特权经商致富,再用民主宪政国家倡导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保护他们利用特权巧取豪夺而来的财产,从逻辑上来看就非常荒唐。

目前,中国回归计划经济(统制经济)模式既无现实基础,对稳定中共政权也无半点好处——比如消灭股市、房地产市场,就等于断了中共财政收入的大头,填平了央行增发货币的储水池。让各国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如此赔本生意,习近平弄明白其中利害关系之后,应该不会做。因此,部分中国人与其担心回归统制经济,不如担心极权强化过程中社会生活的窒息。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转自上报(2018-06-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8期,2018年6月22日—7月5日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
错误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 HRIC

错误

网站遇到了不可预知的错误。请稍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