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荒江:工运者孟晗——“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在监狱度过余生”(图)

2016年12月16日

%E5%AD%9F%E6%99%97
2014年第一次牢狱之灾结束后,孟晗曾说:“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有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图片来源:中国劳工通讯

一名不明身份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子,抡起一米长的消防斧,砸向一户住宅的房门门锁位置,砰!砰!砰!一人累脱力后,换身后的人。监控视频显示,80秒,40下。

另外两位随同的男子,分别站在楼梯的上方下方把守,偶有邻居出来看动静,便呵斥。屋内传出接连不断的“救命”呼声。在喊声中,三人离开。他们走后,楼上邻居家小女孩下来,对着房门发了一会儿呆。

这是劳工公益人孟晗在广东中山的家,凶险一幕发生在2016年5月7日晚上9点41分,屋内有孟晗年逾七十的父母,及女友悠悠。这是孟晗父亲孟兴雄此生经历的最恐怖夜晚,当时儿子孟晗正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砸门的斧子是消防斧,属轮船上必备,孟兴雄和孟晗都很熟悉,孟父在港口工作多年,孟晗则16岁开始做船员。

砸门目的是骚扰逼迁。此前,家中已遭房东断水断电,封堵门锁,不明身份人士上门威胁等。歹徒离开后,接到报警的当地升辉派出所和消防部门方才赶到,表示要“破门”,孟兴雄担心门被破开后晚上不能锁上,有安全问题,要求白天再破。第二天一早,孟兴雄自己尝试用螺丝刀把房门拧开,警察没来,凶手亦未被抓获。

砸门前五个月,2015年12月3日,广东省广州、佛山两地劳工NGO遭到严厉打压,超过25名机构负责人、员工、志愿者、工友等被带走、问话,包括孟晗,以及他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同事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等人,事件被称为“12∙3”劳工案。

砸门后一个月,2016年6月8日,孟晗、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被一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26日,曾、朱、汤三人被宣判,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一直未认罪的孟晗,被另案处理。

他又坚持了一个多月,11月1日认罪,两天之后的11月3日,孟晗案在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即日宣判获刑一年九个月。尽管对案件结果有所准备,但是对孟晗认罪并被判实刑,女友悠悠(化名)还是“懵了”。

从“工人阶级老大哥”到“进城务工者”

孟晗1962年出生在湖北宜昌,16岁开始在船上做水手,先是跑港口内部的交通船,远一点去过长江中下游的九江、南京等地。彼时三峡工程尚未正式进入建设期,长江波澜壮阔,险滩暗藏。

90年代,内地兴起下海潮,不安分的孟晗辞去工作,此前他已解除婚姻,在家里自然掀起一场硬仗,但家人终究未能阻止。同在航运系统工作的父亲孟兴雄承认,对儿子孟晗了解不多,最初以为孟晗会像他一样,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直到退休。

“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这句俗语如今已经没多少人会提起,却是上一个年代的写照。孟晗南下广东之后,做过各种生意,包括贩卖茶叶香烟等,都赔了钱,最后不得不去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老大哥”,“沦落”到了市场经济下的“进城务工者”,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个人命运更无法由自己掌握。

“政府必须停止滥用公权力打压维权工人,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

担任物业公司保安队长的孟晗,因为替偷东西的手下小弟承担责任,遭到开除。之后不久,他找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保安工作,并从这里走上了劳工维权之路。

这家医院的护工及保安当时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不平等待遇:未签订劳动合同,同工不同酬;异地购买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加班费的计发基数按最低工资标准;带薪年假规定未按法律规定实行;“以罚代管”,以保安工人违纪为由扣罚工资。护工和保安们先后去广东省政府、省卫生厅、省中医药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省总工会寻求解决,皆未果。最终,2013年8月19日,孟晗带着13位保安爬上医院门诊楼的高台雨棚,拉起横幅,散播传单,结果他是被带至派出所,被起诉,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九个月。

这次牢狱之灾并没有吓退已经年过五十的孟晗,反而让他在劳工维权界崭露头角。他开始到中国大陆第一个劳工NGO“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实习,从事组织化的劳工维权工作。“政府必须停止滥用公权力打压维权工人,”2014年出狱之后的孟晗曾这样说,“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

2014年夏天,广州大学城220多名环卫工人不满安置问题,罢工抗议,“打工族”亦介入,机构化的培训、权利倡导、组织集体谈判,让孟晗积累了经验,他也在那时,迎来了劳工维权生涯中最灿烂,代价也最沉重的一仗。

利得鞋厂罢工:最漂亮的最后一仗

在环卫工罢工前几天,2014年8月17日,七八个番禺利得鞋厂的工人找到了“打工族”。

当年1月份开始,鞋厂传出要从番禺搬迁到大约50公里外的佛山大沥,但是厂方并未知会工人,工人们察觉到,厂方正在减少本厂订单生产、减少计件工资收入,以此逼迫工人自动离职,规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工人们来找“打工族”,是担心搬厂会产生后续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有搬迁补偿,如果工人不想随厂搬迁怎么办。也是在这次谈话中,这些工人第一次了解到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概念。孟晗自己就是从工人堆里出来的,他告诉工人们,工厂关闭之前可以拿到哪些补贴,他们本应享有什么权益,现在要如何去争取,投诉、仲裁、诉讼、集体谈判等方式各自有什么利弊——因为厂方通常不履行完整的用工手续,多数工人拿不出劳动关系、厂牌合同、工资条、社保清单等完整证据;如果走司法程序,则往往要拖上一年半载,工人个体力量微弱,禁不住拖;最后,工人自己选择了集体谈判。

接下来,孟晗与朱小梅、邓小明、汤欢兴等“打工族”的同事到工厂附近,做具体动员。有热情的工人,可以报名自愿做联络员;工人自己选出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其余的工人,每人交二十块的“团结基金”,作为工人代表被抓后的家人生活费。孟晗自费开通QQ会员,建立若干五百人QQ群,不间断分享信息,包括自己的抗争经验。

孟晗及“打工族”的同事均认为,这一切工作,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框架内进行的,该法明言,工人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当时,孟晗在“打工族”只是实习状态,没有稳定收入,生活要靠女友悠悠支撑,但悠悠回忆,孟晗那时状态是:两眼放着光,整夜不睡觉,全身心扑进去,还有工友长时间住在孟晗家里,冰箱里塞满各种食物,孟晗既像大哥,又像“保姆”。

2014年9月到11月,“打工族”协助利得工人召开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谈会,一次工人大会。11月底开始,工厂分批叫工人签订不合理的变更合同,并无补缴社保、补发加班费、高温津贴、带薪年假补贴、产假补贴等多年积欠的款项。工人们的愤怒终于在12月大爆发,6日凌晨,手缝组率先提出要罢工,孟晗在QQ群通知其它组呼应,引发了全厂大罢工。

至2015年4月25日,因工人代表分化、厂方违背补偿补贴的承诺,利得鞋厂工人共罢工三次。“打工族”协助工人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防止出现情绪过激。孟晗是“打工族”派出的顾问,汤欢兴则自己征集工友签名成为顾问,两人为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提供支持。

12月罢工开始后,当地派出所介入,分批传唤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录口供。孟晗则全程被“国保”(国家安全保卫警察)紧盯,数次进出派出所。到2015年4月的第三次罢工期间,4月19日,鞋厂工人大会召开时,孟晗被抓进派出所,工人堵在派出所外面大喊“放人”,被转移到番禺基地的孟晗随后获释。4月21日深夜零时15分,曾飞洋家门被不明身份人士撞击。22日早上至23日夜间,孟晗家被一群不明身份人士堵在门口,被断电,孟晗困于家中,后再次被工人救出。

近半年的艰苦和承受的种种危险没有白费,利得鞋厂2700多名工人最终拿到了全部的补偿,补缴社保公积金、工龄补偿、加班津贴、带薪年假补贴等,共计9000余万。

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认为,利得鞋厂工人罢工,是南方劳工运动中“最漂亮的一场战斗”。这也是孟晗到“打工族”工作后,全身心投入的第一场活动,也是最后一场。

利得罢工结束之后,孟晗陪同刚做完乳腺癌手术的女友悠悠,一同外出开会、游历。2015年9月,两人回到中山——孟晗与前妻的儿子在这里工作——孟晗租下一套房,接父母过来,打算自己在中山做起劳工服务机构,同时孝敬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

直到3个月后孟晗被抓,房子的窗帘也才刚刚挂上。

暴风雨:被逮捕、被“揭黑”、被骚扰

在中共领导的工人组织眼中,孟晗他们的“维权”,是一种“夺权”。

2015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玉赋公开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与工会争夺职工,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

实实在在的打击很快就落到了孟晗和他的同行们身上。

2015年12月3日,孟晗在中山被刑事拘留,同时被拘的还有在“打工族”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曾飞洋、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罪名均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汤欢兴失联,佛山“南飞雁”工伤维权机构负责人何晓波也被刑拘,罪名是“职务侵占”。这七人被刑拘外,被带走问话的相关劳工NGO人士,超过25人。

这场风暴被称为“12∙3”劳工案。

2016年1月8日,何晓波、曾飞洋、朱小梅、孟晗四人,分别被以上述罪名批捕。1月7日,彭家勇、邓小明获准取保候审,汤欢兴失联37天后与外界恢复联系;2月1日朱小梅获准取保候审,4月7日何晓波获准取保候审。6月8日,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孟晗四人被起诉。

与司法手段并行的,是内地顶级官媒领衔的“捣碎光环”和“揭开黑幕”。

2015年12月22日,曾飞洋、孟晗等人被拘留近20天时,大陆官媒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同时出手,央视《朝闻天下》以24分钟的内容呈现曾飞洋“罪案调查”,新华网发布署名“邹伟”的文章,《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指“打工族”是非法组织,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并强调曾飞洋男女关系混乱,组织账目不清。文章又称何晓波创办的佛山“南飞雁”为“打工族”的下属机构。

“新华视点”记者称走进项目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然而当时,被捕的数人是要被移送审查起诉,还是获准取保候审,抑或应该无罪获释尚无定论,更未进入唯一有资格将嫌疑人正式定罪判刑的庭审阶段,但“新华视点”的记者已经在“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未审先判。

2015年12月25日,“南飞雁”发布公开声明澄清邹伟稿件中的不实内容,指其“严重损害了‘南飞雁’的公众形象,践踏名誉”。2016年1月25日,“南飞雁”以快递的方式,向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对邹伟提起民事诉讼。

2016年4月,曾飞洋母亲就“名誉侵权”向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起诉新华社、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番禺区公安分局,但起诉最终未被受理,曾飞洋家属却遭到广州国保(国家安全保卫警察)骚扰,国保强行进入曾父病房,要求曾母撤诉,曾母最终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妥协。

同样遭受压力的还有孟晗家属。2016年2月起,孟晗在中山租下的房子先后经历了断水断电,租约未到期就遭到房东陈子斌逼迁,不明身份者上门威胁……孟晗父亲孟兴雄多次报警,当地升辉派出所民警一开始态度友善,但总在接到“神秘电话”后,告知孟兴雄事情无法解决。面对派出所不作为态度,作为多年共产党员的孟兴雄,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最终,不堪骚扰的孟家人在5月下旬决定搬离中山。在广州暂避一段时间后,孟晗父母回到惠州女儿家中。

拒不认罪:“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

铁窗外,家人无辜受牵连,铁窗内,被捕者会见家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全然得不到保障,连通内外的,只是一份份令人莫名的“不请律师承诺书”“解聘律师声明”。

2016年1月,何晓波的妻子杨敏接到自称佛山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口头通知,何晓波在看守所内已签了“不请律师承诺书”,杨敏与律师葛永喜均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杨敏递交对新华社记者邹伟的起诉书之后,2月22日元宵节,警察以“监视居住”的名义住进家中,杨敏与外界失联二十天。

2016年2月,曾飞洋传出消息,解聘家人为他委托的成准强律师。2016年5月底,曾飞洋认罪后,才得以会见警方制定的律师和家人委托的陈进学律师。在会见中曾飞洋告诉陈进学,“办案人员将录小孩的视频给我,以及我妻子受骚扰的情况告诉我,还告诉我现在肯定见不到律师,就让我减少影响,我为了减少他们对我家人的骚扰,就(发了不会见成准强律师的声明)”。

但7月12日,曾飞洋的家属收到了一份按了五个手印、落款为“曾飞洋”的声明书:“经本人谨慎考虑,决定解除陈进学律师的委托关系,从解除之日起不会见陈律师,感谢陈律师之前的帮助。特此声明。”

“由于我的案子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就此事而言,我问心无愧。”

孟晗是“12∙3劳工案”中最早可以正常会见律师的当事人。2016年2月19日,孟晗被捕两个半月,律师燕薪两次申请会见未果后,终于得以与孟晗见面。5月31日,孟晗签了案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告知书。之后,律师曾传出孟晗口信,在向家人表达歉意的同时,孟晗坚信自己无罪,“由于我的案子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就此事而言,我问心无愧。”

但到了8月,不愿妥协认罪的孟晗也在与辩护律师覃臣寿会见时,当面提出解除委托,覃臣寿称孟晗承认受到了压力,但不愿细说。最后,由燕薪、王勋律师为孟晗辩护。孟晗虽然可以会见律师,却不能会见家人,女友悠悠数不清去了多少次看守所,也只能盼着早一点听到律师带出来的消息。

9月26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案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孟晗因未认罪,“另案处理”。之后,国保继续骚扰孟晗家人。10月30日,自称广州“预审大队王队长”的人,带着“六七位协助办案”的年轻男性,来到孟晗父母住所,要他们劝说孟晗认罪,尽早了结案件,并提出开庭时派专车接送二位老人去法院旁听,但遭到了孟晗父母的拒绝。

孟晗坚持到了11月1日,认罪两天之后,他的案子也在番禺区法院开庭,即日被定罪和宣判有期徒刑21个月,孟晗当庭表示不上诉。辩护律师燕薪在社交媒体发布状态,“这个案件,一波数折,结果突然而至,过程心累无比。作为辩护人,我理解孟晗面对的压力,并尊重他的选择。律师独立发表了主客观方面均不构成聚众扰序罪的辩护意见,但法庭未予采纳”。

2013年第一次被判刑时,在法庭陈述中,孟晗曾说,“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老工人,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度过我的余生。”这句话,在孟晗于“12∙3”劳工案中再次被捕后,广为流传,一语成谶。

“打工族”兴衰:5年前也曾有过短暂的春天

孟晗工作过的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的先锋。

“打工族”成立当年,内地大约9500万“农民工”,近半进入了广东省。这些农民工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主要是冲着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四分之一多的广东工资去的。他们人在城镇,户籍却留在故乡农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城镇只是他们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较优经济报酬的地方,而非安身立命之地,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保障无从谈起,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也相当有限。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世界工厂”,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珠三角吸引各种资本建厂的同时,劳资冲突也随之而来,“打工族”这样的服务劳工、教育维权的NGO应运而生。

“打工族”的创立者廖晓峰本身是一名来自四川的打工仔,为帮工友讨工伤赔偿自学法律,后为了更多工友提供文书和法律服务而成立“打工族”,收取低廉的服务费。“打工族”草创时,廖晓峰求才于曾飞洋,当时曾飞洋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才两年,在律师事务所处理过一些工人维权案件,关注劳工权益,两人一拍即合,曾毅然从律所辞职。但很快,廖晓峰就因为压力离开了“打工族”,留下曾飞洋独力支撑,直到4年后的2002年,“打工族”才开始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也得以正式转型为NGO,不再向求助的农民工收费。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广东省曾在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方面开全国风气之先。2003年孙志刚案,直接引发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流动人口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之后,工人对经济权利的寻求,似乎并未受到过多阻碍。2010年,佛山南海区的本田工厂大罢工,工人连续28天罢工,据估算每天经济损失为2亿,最终工人的加薪和重整工会要求初步达成,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工人维权新局面。

201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倡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社会组织发展迎来“春天”,“打工族”帮助孵化了多家劳工NGO;不少社会组织得以在民政局注册;“南飞雁”与佛山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也顺利开始;广州女工机构“向阳花”在注册时也得到街道办的大力支持。

2010年,时年36岁、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了“打工族”的曾飞洋,还能登上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南风窗》杂志,说“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在2012年被《南方都市报》主办的“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为“年度公益人物”,颁奖词说,“他在媒体发表了300多篇各类打工族维权与教育文章,14年来接待了约8000多人次寻求法律咨询的来访者;接听的咨询电话平均每天15人次左右;他与同事为3500多人次外来工提供了个案法律辅助或个案代理。他以民间努力改善了劳工权益保护状况”。

2011年底到2012年,被称为珠三角NGO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事实上,来自官方的打压,从未间断。2012年,深圳“小小草”、“手牵手”等十余家劳工服务机构遭遇逼迁和关停,彷佛一阵“倒春寒”。而彼时的曾飞洋,亦全然不知3年之后的12月3日,他会因为决心投入一辈子去做的正义的事而被捕、入狱、获刑。

“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老工人,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度过我的余生。”

2015年,内地经济继续下行,珠三角再度陷入闭厂潮,产业升级压力迫在眉睫,中国智造、大数据、互联网+等政策推动着“机器换人”,劳资纠纷频频爆发,当局对劳工NGO则持续打压。何晓波的佛山“南飞雁”面临关停压力,“南飞雁”是佛山最早的工伤服务机构,而且顺利进行过若干“政府购买服务”,却在2015年中被民政部门评为年审“基本合格”,若两次得“基本合格”便会被注销。2016年11月,何晓波取保候审半年多后,“南飞雁”被正式注销。

劳工NGO受压同时,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飙升。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发生了185起群体性劳工冲突事件,2014年发生了1300多起,到了2015年,罢工等形式的劳资冲突更增加到2944起,短短数年内飙升10倍。2016年上半年,大陆共出现了1454起抗议事件,比去年同期高出18.6%。《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人员表示,数据统计来自大陆公开的社交媒体,很多消息甫一发出便遭删除,亦有很多消息发在更私密的“微信朋友圈”,外界无法获知,故此统计数据只体现趋势,而实际数字,“只多不少”。

前路茫茫:工运会否走向政治化?

曾飞洋被判缓刑后,9月26日下午离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出外静修”,10月10日回到家中,每日佩戴黑色手表,作为控制行动范围的追踪器。接近曾飞洋的朋友表示,他处于缓刑考验期,对会客有具体要求,会见境外人士及记者需要批准,“关于我们的案件,目前受限制,不评论,历史终将有公论”。

同样处在缓刑期的朱小梅,摆起了地摊,卖儿童鞋。与他们同在“12∙3”被拘的同事邓小明、彭家勇,关押37天后获释。离开看守所后,邓小明先是摆地摊,卖衣服卖鞋子,现在婚庆公司做“一线劳力”。彭家勇亦无生计,开起了微店,也是卖鞋。

在这些“劳工NGO黄埔军校”的旧日骨干身陷囹圄、凋零散落的同时,宣言要“依法治国”的当局风风火火地绕着公民社会布织起一张法律大网。

2016年4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7年1月1日起实施,加上已经实施的《慈善法》、《国家安全法》,加在NGO颈上的“追踪器”越来越紧。公益界资深人士称,多家国际机构将在2017年面临缩小在华办公规模,甚至计划撤出中国。同属于公益机构的劳工维权机构,前途也不乐观。

“12·3”案后,劳工机构难以再直接介入工人集体维权。2016年5月,沃尔玛在中国门店推行“综合工时制”,引发工人抗议。而抗议行动的协调人,以“工人联谊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无法再公开用工人代表制推动集体谈判的方式。

内地当局针对劳工维权机构负责人的司法打击,也出现了升级的前奏,罪名已不止“12∙3”案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2015年5月30日,劳工维权组织“工维义工”负责人刘少明被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后被正式批捕,罪名却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少明曾积极参与2014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事件,他亦是“南方街头”举牌抗议运动的活跃维权人士。今年4月15日,刘少明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刘少明的代表律师吴魁明表示,检方指控刘在网络上发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信息,又指刘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立,是累犯,要从重处罚。目前此案尚未宣判。

与刘少明案相比,曾飞洋在看守所被审讯时的主题,并未涉及去年“709”等打压维权律师的案件,“12∙3”劳工案也未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系列罪名。“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表示,“12∙”案一开始来势汹汹,但最终判决结果比他预想得要轻,可见“中共并未向工人阶级全面开战”。

在深圳从事劳工服务工作的马岭(化名)表示,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刻,是听到曾飞洋、孟晗等人认罪的消息。

数字劳工学者分析判断,内外交困之下,当局出于维稳目的,将进一步打压维权力量。劳工学者王江松认为,未来的劳工运动,必须与民主运动相结合,而结合的具体时机,尚难以判断。

过去,以刘少明2014年参与环卫工人罢工为例,当时工运人士尚与民运人士刻意保持距离,原因之一是劳工运动以经济要求为主,工运者不希望因为民运人士的参与,而给维权工人增加风险、增加牺牲。

韩东方则认为,90年代,除了政治反对,民间抗争力量没有其它话语来承载,“民运”这样充满冷战色彩的词是无奈选择。他相信中国的未来会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劳资和谐,工人运动会成为重要推动力量,且不仅限于政治反对运动。

劳工学者潘毅认为,劳工NGO虽被打压,工人运动仍持续高涨,罢工事件,会有工人自组织、乡村熟人网络等模式维系,且这种网络一直存在。被打压的维权型机构,短期内无法恢复工作,面临转型,可能转入地下,做低调的工人小区服务。长期来看,工人运动必将走向政治化,但目前难以判断。

面对这一现状,在深圳从事劳工服务工作的马岭(化名)表示,“怎样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工人运动,每个团队有不同方案吧”。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刻,是听到曾飞洋、孟晗等人认罪的消息。已有“前科”、具备应对审讯经验的孟晗,也在最后关头认罪,足见压力之强大。

韩东方亦表示,“他们认罪时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他犹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孟晗,听他说起在长江轮船上工作的经历,而自己说起当年在火车上工作的情景,“感觉像失散多年的兄弟”。

在开庭照片中,不过40出头的曾飞洋,头发全白,而在近期发布的照片中,他的头发染回了黑色。眼下,曾飞洋觉得“艰难形势更甚”,但仍希望“劳工界早日从‘12∙3’案件中走出来,直面恐惧,扎根社群,继续前行”。

今年9月底,悠悠奔走忧虑,密集见律师,打听被单独另案处理的男友孟晗的最新状态。夜里12点多,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这个语速极快、外表坚强的广州女人,在副驾驶位置默默流泪,肩膀微微耸动。我问她会如何看孟晗案子的结果。她回答,劳工维权工作是孟晗的人生价值所在,虽然不希望他再失去自由,但“除了支持,还能怎么办?”

孟晗在开庭前认罪,悠悠至今还是觉得吃惊,“不像他的风格”。无论如何,如今案件宣判,也算是有了结果,“晚上能睡着觉了”。

——转自良心之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8期  2016年12月9日—12月22日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