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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宪法这头狮子(图)

2016年10月24日

霸权的竞逐,从未消停。千百年来,世界万国一直处于兴亡分合的变动之中。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没有不曾跟他国动刀动枪的军事大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不曾有过热望扩张的狂人。只是有的大国看起来如日中天,却在跌入战争的泥潭后无法自拔,终致灭顶之灾;而有的大国虽一再卷进战事,却从未耗尽国力,无论得失,皆能全身而退,大国之威依旧。循其政体,持盈保泰之道自可略见一斑。

一、“我们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

西奥多·罗斯福有言:“我们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确实,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共和国,而且美国宪法对未来的扩张也没有画句号。依照美国宪法,新州经国会准许可以加入联邦。

二百多年来,美国的边疆不断移动。在1790年,美国只有大约12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1860年,版图就扩大到约482万平方公里。如今,合众国面积达936万平方公里。独立时,美利坚合众国只有十三个州。从1791年美国国会正式接纳佛蒙特为第十四州,到1959年8月夏威夷成为美国第五十个州,美国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还不包括中途岛、关岛、波多黎各等等其他形式的持有地。用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的话来说,美国的国家历史“是一部添附的历史”。

这“添附”的方式,有巧取豪夺,有掏钱购买,有自愿入伙,可谓不一而足。

美国花钱买来的疆土不少。1803年4月30日,美国从拿破仑手里购买路易斯安那,当时使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这次买卖只花了1500万美元,平均每英亩还不到两分钱。1853年12月30日,美国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和墨西哥签约,以1000万美元从墨西哥购买基拉河以南29640平方英里的土地。1867年3月30日美国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这次只花了72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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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土的扩张)

不过,并不是美国政府想买就都买得成。一是美国想买还得人家愿卖。1848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曾指示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提出,愿出一亿美元购买古巴。可是西班牙外交大臣对美国公使说,“这是远非任何大臣所敢接受的提议;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想法是在看到把它转交给任何人之前宁愿看到这个岛沉入海里。”美国碰了一鼻子的灰,买卖没有做成。

二是光有别国愿意卖,美国总统愿意买也不成,还必须通得过国会这一关。因为无论是拨款还是批准条约,都有待国会同意。186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和丹麦签订条约,以750万美元购买丹麦的圣托马斯岛和圣约翰岛。这是维尔京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可是参议院否决了这个条约。交易失败。

如果不考虑印第安人因素的话,独立后的美国,和平扩张获得的疆域,多于武力攫取得来的土地。不过,美国疆域的拓展,炮舰军刀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共和政体并不意味着消弭战争。

对于这一点,合众国的开国者就意识到了。在为批准联邦宪法鼓与呼的文章里,汉密尔顿说过,共和国之间不见得更少些战争:“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和迦太基两国是商业性质的国家。然而它们进行战争的次数,不论是进攻战或防御战,都不亚于它们同时代的邻近君主国。斯巴达不比一个管理良好的军营好多少;而罗马对于残杀和征服是从不满足的。”

那么,在实践中,共和国是不是比君主国更不好战呢?汉密尔顿雄辩地质疑道:“前者和后者难道不都是人们管理的吗?厌恶、偏爱、竞争,以及获取不义之物的愿望,不是对国家和对皇帝同样发生影响吗?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倾向的驱使吗?……”他还举了英国作为例证:“在大不列颠政府中,人民的代表组成全国立法机关的一部分。多少年来商业是该国的主要职业。然而,很少有国家在战争次数方面超过该国;而且它所进行的战争,在许多场合下是由人民引起的。”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商业,都不能保证这些国家更厌恶战争,更能够遏制战争。

实际上,美国就是另外一个例证。

二、“喂,让路”

美国尚在为独立浴血奋战之际,就有人在梦想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1780年12月15日,杰斐逊在给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信里第一次提到“自由帝国”。他曾经指望最后占领古巴,甚至整个北美大陆。1801年11月24日,已是美国总统的杰斐逊在致弗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的信里说:“不论我们当前的利益如何把我们限制在我们的疆界以内,不可能不瞻望遥远的未来,那时我们的人口增加,将扩展到这些疆界以外,并且包括整个北美大陆,如果不包括南美大陆的话……”不过,在杰斐逊八年的总统任内,没有因为垂涎他国某块土地而大动干戈。

卸任后,杰斐逊也一再跟继任的总统谈论过美国的扩张。1809年,杰斐逊向麦迪逊总统提出,拿破仑可能会愿意让美国占领古巴,再加上加拿大,“我们就有了一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曾有过的自由帝国;……以前也从没有过一部宪法能像我们的宪法那样十分适合广大的帝国和自治的。”1823年10月24日,他又在给门罗总统的信里写道:“我坦率地说,我一直把古巴看成是应该被合并到我们联邦中来的最值得关注的岛屿。这个岛屿,再加上佛罗里达岬,可以使我们控制墨西哥湾和接壤的国家及地峡,以及所有那些河水流入墨西哥湾的国家,因而会补足我们政治福利的措施。”不过,麦迪逊和门罗这两任总统谁也没有向古巴下过死手。

直到墨西哥战争,美国才第一次在别国的土地上正式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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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美墨战争的油画)

1844年的民主党竞选纲领提出:“在尽可能早的时期内再度占领俄勒冈并重新吞并得克萨斯是美国伟大的战略。”民主党人波尔克也把自己的当选总统一事,解释成美国人民授权他去取得俄勒冈和得克萨斯,以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

当时,扩张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并且这种鼓噪之中,夹杂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即“把美国的扩张与美国所承担的作为政治民主楷模的使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命运赋予美国的使命,是“要把它的民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1845年,纽约的一位主编写道:美国“向外扩张,占领整个大陆是显然天命;这一大陆,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来把托付给我们的对自由和联邦自治进行的伟大实验加以发展。”新泽西的一位政治家的叫嚷更加露骨:“喂,让路,给青年美国这初生的牛犊让路,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

1846年1月,波尔克总统派泰勒将军率军前往格朗德河,在那里建立了布朗要塞。5月11日,波尔克在给国会的咨文中指责墨西哥政府“在经过一系列长期持续的威胁性行为后,悍然侵犯我国领土,致使我国同胞的鲜血流洒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5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宣布美国和墨西哥“现已处于战争状态”。这项决议在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40:2,在众议院是174票赞成,14票反对。接着国会拨1000万美元战费,授权招募5万名志愿兵。次年9月14日,美国军队打进了墨西哥城,升起了星条旗。

这场战争美国斩获甚丰。按照1848年2月2日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美国破费1500万美元,以格兰德河为界,获得了墨西哥割让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尼亚(连同圣迭戈)。这回,美国到手的土地多达50多万平方英里,可是美国还有扩张主义者意犹未尽,责问为什么不夺取整个墨西哥!时任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公开说:“天命昭示我们保有和开化墨西哥。”可是波尔克不像布坎南那么狂热。他把和约提交给了参议院。1848年3月10日,参议院以38票赞成,14票反对,批准了和约。

及至1853年,富兰克林·皮尔斯在总统就职演说里宣布,获得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并没有完成美国的显然天命。人们能够从他的讲话里闻到一股火药的味道:“……我的政府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对扩张持胆怯态度的悲观论调所左右。其实,作为一个国家,不必隐瞒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地位和我们的态度,如果不是为了维护未来的世界和平和商业交往的权利,就不必提出保护我们的管辖权、司法权的极为重要的要求。”虽然话说得那么绝,可是这位总统为美国开疆拓土的方式却不是战争,而是通过花钱购买。内战期间,美国的扩张暂时消停了下来。内战后,美国迅速崛起。

美国从1873年到1913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铁路里程从1865到1898年,增长了567%,煤产量增长800%。石油产量从1865年的300万桶,增长到了1898年的5500万多桶;美国人口也从1865年到1900年翻了一番。1885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占世界制造业份额最大的国家;一年后,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崛起的美国,咄咄逼人。

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大获全胜。从4月25日国会向西班牙宣战,到8月12日宣布停战,历时四个月的战争中,美军死于疾病和曝晒的人数高达4600,而阵亡人数还不到四百。这一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兼并波多黎各,占领古巴、菲律宾,还有关岛、威克岛、萨摩亚群岛。美国扩张主义的情绪高涨。出征古巴时赢得军事荣誉的英雄西奥多·罗斯福在1899年说:“当一个国家害怕扩张和避开扩张的时候,这是由于他们的伟大已经终结。我们尚处于精力强壮的青春旺盛期,尚处于我们那光荣的男性气概的起点,难道要与那些衰迈的民族为伍,在虚弱与怯懦中找到一个位置吗?不!一千个不!”

三、“半途中遇到了宪法这头狮子”

美国并非就没有过满脑子扩张念头的狂人。

1867年5月10日,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赋诗说:我们的帝国将宽广无垠,就像涌动的大海无边无际。

一个月后,他又在康涅狄格州的议员前面鼓吹他的扩张梦想:“现在,在美国人民面前,有一个亘古至今从未降临到其他国家的最光辉的前景……一个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完整而稳定的共和国,直抵中国和日本海岸,从南方的墨西哥湾到北冰洋……只要你们给予我们支持……我将使这个画卷再加扩展,让你们看到美国的国旗飘扬在东方的普利茅斯岩石之上,同时将它在西方的金门展开,从热带建有城堡的塔楼一直延伸到北极。”这股子狂热劲哪比亚历山大、希特勒小?虽然西华德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但在任期之内,他没有能圆自己的梦想。

毕竟,扩张不是联邦行政分支一家说了算。谁也不能绕开国会和民意搞扩张。如果国会不批准,领土扩张就搞不成。1869年1月13日,国会众议院以126票对36票,否决了外交委员会主席班克斯提出的授权总统把圣多明各和海地置为保护领地的决议;1869年2月1日,国会众议院又以100票对63票,否决了旨在将圣多明各合并到联邦内的提议。

据美国学者扎卡利亚的说法,从1865年到1889年,在22个扩张机会中,美国只抓住了其中的6个。比如,格兰特想把圣多明各弄到手,但是他的私人秘书带回来的合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条约,却过不了国会这一关,被参议院以28票对28票给否决了。

1887年,马汉写过这样一段俏皮话,一段鞭辟入里的俏皮话:“任何时候通过吞并或其他方式扩张美国空间的计划,都在半途中遇到了宪法这头狮子。”在宪法这头雄狮面前,没有人可以凌驾其上肆意妄为,也没有人能做到让美国人民跟自己“万众一心,同心同德”。

美国历史上,在任何重大公共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声音,都不稀奇。

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代表乔治·里德和约翰·迪金森投票反对公布《独立宣言》。1941年,在珍珠港遭到日本袭击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要求向日本宣战。这回该是同仇敌忾一致向外了吧?可是众议院里还是有一个和平主义议员反对。美国卷入的战争不少,没有哪场战争缺少过反战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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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俯视图)

1846年5月,当波尔克总统告诉国会:“墨西哥已越过美国边界,侵入我国领土,使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的土地上。”国会众议院以174票通过决议:“由于墨西哥共和国的行为,该国政府与美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有14位众议员、2位参议员没有站在主战的多数一边。

战争虽然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但反战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韦伯斯特、道格拉斯、科温、林肯等人都是著名的反战人士。1847年,林肯在列克星敦听到亨利·克莱严厉批评波尔克发动战争:“这不是防御性战争,而是一次不必要的和侵略性的战争。要保卫家家户户、城堡和圣坛的不是我国,而是墨西哥。”一家报纸发表的言论,就更不客气了:“我们只希望如果非要流血,就流美国人的血,只希望我们将听到的下一个消息是斯科特将军和他的军队落到墨西哥人手里……我们不希望他和他的部队遭受伤亡,但期盼他们被彻底击败和丢尽脸面。”

1847年12月7日的咨文里,波尔克又称墨西哥政府“首先发动攻击,使我国公民的鲜血流在我国土地上,从而使两国卷入战争”。作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林肯在1847年12月22日提出关于“开战地点”的议案,要求总统回答美国公民鲜血流洒的那个确切地点等。1848年1月12日,林肯在国会众议院就墨西哥战争发表的演讲中,声称“对墨西哥战争是由总统不必要地和违宪地发起的”,指责波尔克“最近的咨文中关于战争的整个部分,多像发烧病人的梦中呓语”!

自然而然,林肯的反战态度也会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威廉·赫恩登是1843年起和林肯一起办律师事务所的老朋友,看到强烈反对林肯的民众情绪和公众舆论,就在1848年1月19日写信给林肯,提醒他不要轻视民众的情绪。在2月1日的回信中,林肯写道:“我投的那一票确认,总统发动这场战争是不必要的,也是违反宪法的;我敢以生命打赌,你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也会像我一样投票。明知道是谎言的东西你会投票赞成吗?我知道你是不会的。你会溜出议院逃避投票吗?我想你是不会的。”

在有的人看来,林肯他们的反对似乎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能够阻止波尔克总统的战争;更有人可能会觉得林肯他们这样做,是不顾全大局,甚至是吃里扒外。与墨西哥的仗还在打,国会众议院就表决认为战争的发起违宪,来自俄亥俄的议员汤姆斯·科温甚至慷慨陈辞:“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问你,‘难道你的国家没有地方来埋你们的死尸?如果你到我这里来,我将用沾满鲜血的手来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好客的坟场。’”听了这话,简直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是美国公民还是墨西哥公民!

不过,墨西哥却因为美国的这种吵吵嚷嚷的“万众不一心”吃了大亏。开始,墨西哥许多头面人物觉得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堪一击。支撑这种判断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战争会引起美国社会分裂。因为有四个主要政治团体对墨西哥战争持批评态度。你瞧,林肯、科温这帮子人反战的声音多激烈?外人一看,吵得那么凶,乱哄哄的,不出麻烦才怪呢!可是这些状况并没有帮墨西哥赢得战场上的胜利。殊不知,反战运动早已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在独立战争中有亲英分子,在跟法国的准战争中,有杰斐逊那样的共和党分子,在1812年对英战争中有联邦党分子。被美国的这种“乱相”迷惑了眼睛的,墨西哥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四、“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

1965年8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莫利·塞弗和两名越南摄影记者拍摄了“火烧锦尼村”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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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锦尼村》的短片截图)

站在燃烧的茅屋前,塞弗说:“这就是越南战争的全部真相。越共早已逃跑……这次战斗打伤了三名妇女,打死了一名婴儿,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逮了四名老人当俘虏。”塞弗拍的片子已经够刺激了,可索尔茨伯里的报道比这还要轰动。1968年12月,《纽约时报》开始发表索尔茨伯里从河内发来的消息。林登·约翰逊声称美军只轰炸北越的军事目标,可索尔茨伯里却报道平民和民居也成了牺牲品。

第二年10月,前美联社记者赫什又揭露了梅莱村惨剧。美军1968年3月在这个越南村子里屠杀了数以百计的平民。报道是通过一个不知名的通讯社给卖出去的。为此,赫什还获得了1970年的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

看了这样的报道,说不定你都会纳闷,这个塞弗、索尔茨伯里和赫什,他们到底是美国人还是越南人?他们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呢?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这些报道,不正是把美军干的那点丑事嚷嚷得世人皆知了么?谁见过有什么国家的军队在战争中能够保证绝不会伤及一个平民?即使真要有什么问题,难道就不能关起门来向白宫好好反映,非得公开报道,让全世界人都看美国的笑话么?美国的经济、科技等事业蒸蒸日上,那么多的正面不去报道,为什么两眼只盯着毛病不放呢?……怎么没有哪个政府机构出来阻止他们的作品公开播放、发表?难道他们的作品就没有人认为是在“歪曲”“丑化”“抹黑”美国的形象么?还别说,真有对这样的报道看不顺眼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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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塞弗在越南战争期间的照片)

林登·约翰逊任总统时,陆军上将泰勒当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驻西贡的大使。他就认为美国新闻记者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出了方向性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报道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美国人和南越人应承担一切愚蠢和残暴的责任,我们一方进行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而敌人则应得到具有正确思想的人们的同情。”这不等于说美国新闻记者客观上是吃里扒外在帮越共的忙么?

好在泰勒还没有说记者的报道是胡编乱造,而威斯特摩兰比他走得更远。

威斯特摩兰当过驻越美军司令,自1968年7月起,又当了四年的陆军参谋长。在他看来,“在南越,某些新闻记者确实是‘来到军营,和懒骨头们一起鬼混,收罗流言蜚语,并把它们当作事实公之于众'”。

可是泰勒也好,威斯特摩兰也罢,官职再怎么大,军衔再怎么高,他们也无权一声招呼就让美国的报纸刊登什么或不刊登什么。甭说他们,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也只能高调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

不过话又说回来,“流言蜚语”毕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哪能让“流言蜚语”堂而皇之地在报刊上不断出现呢?问题是,什么是“流言蜚语”?谁来判断?怎么判断?落到具体的事情上,不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倘若那些新闻记者都跟威斯特摩兰完全一样的话,就不会发表让这位将军恼火的“流言蜚语”了。事实上,那些记者发表自己的新闻,根本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在捕风捉影。岂止在确定什么是“流言蜚语”上如此,就是确定是否泄露国家机密,是否危害公共安全等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971年6月13日,星期日,《纽约时报》头版出现一个并不醒目的标题:《越南问题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回顾美国三十年来不断加深的卷入》。内页却是整整6版爆炸性的内容。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接着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的第二部分。司法部长米切尔给报社打电话,建议不要再登了,并警告说,要是再这么干,政府就提起诉讼。可《纽约时报》不但继续刊登了文件的第三部分,而且还在头版报道了司法部长的威胁。

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一帮政府律师在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请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个刚上任5天的法官发布了临时限制令,《纽约时报》也顺从地停止了刊登。不过从这也可以看出,行政机构不能自行禁止报纸刊登那些它所不满意的文章。也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纽约时报》暂停了刊登,而《华盛顿邮报》又开始了报道。一看这形势,《纽约时报》哪甘落后,又恢复了连载,《波士顿环球报》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并且美联社也开始在全世界传播“五角大楼文件”。司法部最后也没有打赢这场官司。在宣布《纽约时报》有权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时,法官默里·格法因说:“一国的安危不仅系于城池的得失,它跟涉及自由的种种制度也有关联。当政的人如果真心想维护高度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民要求透明度的权利,那么,对于新闻界的吵吵嚷嚷,不听招呼,爱管闲事,就只能忍着点儿。”

既然法院判了,这口气联邦政府咽得下也得咽,咽不下也得咽。它既不能找《纽约时报》们秋后算账,也不能给它们穿小鞋。毕竟报刊的存在不取决于政府的好恶,报刊不需要看政府的脸色。

不过,司法部获得了临时限制令这件事,既不是件小事,也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它意味着政府试图事先对出版物进行控制。自从美国联邦宪法生效以来,这还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当然,这并不是说绝对就不能有事前审查,而是说,即使允许进行事前约束,那也是有相当严格的限制的,比如涉及军事行动。事前审查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原则。通常情况下,一个公民写什么,发表什么,政府管不着。不能说得知赫什在写什么文章,联邦政府不喜欢,就让联邦调查局的人上门把他的打字机、资料等等都一股脑儿给抄走。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有事前审查把关,不就可以在源头上杜绝那些涉及个人隐私等内容的东西公开流传么?有一道事前审查的堤防,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不就被防患于未然了吗?再加上另一道事后处罚的堤防,不就更能够有效地遏制各种有害的玩意公开发表传播?美国人那么在乎事前审查,难道它和事后审查有什么不同么?

如果设置了事前审查,那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蜕变成只能讲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允许讲的话的“自由”。不能只看到因为没有事前审查,结果有“问题”的言论或报道出了炉,给国家安全或个人权利造成了损害,就期望有一种堵住一切“问题”的冲动。毕竟,一家报纸或一个人发表了什么言论,并不是一点“后顾之忧”也没有,倘若构成了诽谤或泄密,那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种事后的处罚,会使大多数的人在发表、传播某种言论的时候,有所顾忌。换言之,一个人在表达之前就会自我约束,或者说“自我审查”。否则要是真有问题,被人家告到法院,会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说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有权通过对出版社或媒体罚款、吊销许可证、取消或限制相关人员的从业资格、没收手稿等手段,阻止一本书的出版或一篇文章的发表,那就等于手里拥有了一项可以滥用的权力。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有事前审查权,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还能刊登出来么?

毕竟,无论是以低级庸俗、泄露商业或国家机密,还是以其他什么理由,抽象的理由听起来不都冠冕堂皇?可问题是,如果某个人的文章、书籍或影像因为事前审查而胎死腹中,那么,他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低级趣味,是不是真的会危害国家,公众就无从知晓了。事前审查等于是联邦政府既是指控别人的文章有害的原告,又是裁决被指控者文章不能出版传播的裁判。这时,公众因为无从知道被禁止发布的言论到底是什么,因此就无从知道联邦政府做出禁止发布的决定是不是在滥用权力。

倘若没有事前审查,实行的事后追究制度,联邦政府认为托马斯或查理的文章问题严重,它可以上法院起诉他,但是,这时候文章已经为社会所知晓。那么,文章是不是有害,作者是不是应该受到处罚,公众心里有杆秤了。大伙都有评理的机会,对于联邦政府的权力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力量。如果哪个官员是以低级趣味为由,实际上是在打击批评联邦政府的言论,那么公众就能够辨别出他是在滥用权力了。

五、“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

美军将士在越南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美国国内却是七嘴八舌。反战的形式五花八门,有游行示威的,有自焚的,有拒绝当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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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美国的反越战示威游行)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一场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就对那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或打赢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质疑。那些敦促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人原以为一旦乐队开始演奏,美国人民就会步调一致。”

实际上,一开始,美国人对越南战争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些人主张全面进攻,甚至必要时使用核武器,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结束轰炸,让越南人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每一种主张都有表达的自由。

即使政府已经决策了,谁也无权让议员和普通公民不要再对政府的决策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尽管约翰逊总统斥责鸽派参议员是“胆小鬼”,说他们“随时准备反对他们的领袖,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可如此这般的骂是骂不出个舆论一律来的。憋着一肚子火的总统先生,既不能派联邦调查局的人把他们关押或软禁了起来,也不能下指示让所有的报纸电台不要报道他们的言行。

况且,总统斥责别人,别人也不是没有嘴。1972年4月26日,尼克松总统说越南共产党“尚存的惟一希望是在美国国会里和在美国人民中间赢得胜利,而这个胜利他们既不能在南越人民中间,也不能在南越战场上赢得”。副总统阿格纽则指责反对者“恶毒攻击”美国,并且在1972年4月谴责缅因州参议员马斯基“突出地对祖国缺乏热诚”。这年的五月,财政部长康纳利说民主党参议员们是“把党派放在国家之上”。而反对者反唇相讥,说他是在引用和“朕即国家”同样危险的独裁原则。

参议员富布赖特批评起约翰逊和尼克松来并不客气。他的言论直截了当:“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干脆不必再讲‘失败和耻辱'那种浮夸的废话了。对错误的清算既不是一种失败,也不是一种耻辱;它是一种适应现实的合理而老实的办法,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当约翰逊总统时常声言他不想当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时,当尼克松总统警告人们‘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会导致人们对‘美国领导权的信心的垮台'时,他们这样讲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1965年3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岘港登陆,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阵亡4.7万人,1万人死于战区中的事故和疾病,154万人负伤,为这场战争至少花费了1500亿美元。但是,美国没有在越南战争中一条道走到黑。没有哪个政要因为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就能够一意孤行地继续进行战争。在美国的制度环境里,就是希特勒再世,他也没有办法强迫国民只能跟他一起战斗到底。麦克纳马拉这位越南战争的参与者,在回忆录里总结教训时说:“……越南告诉了我们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多么困难,它使美国长时间地遭受重大伤亡,但事实也证明,有限战争比无限战争更可取。……如果我们的有限目标在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后无法达到,那么,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必须有决心放弃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转自爱思想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4期  2016年10月14日—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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