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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千家驹痛述:追随社会主义的报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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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15日

●编者按:最近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晚年自撰年谱,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记录一生经历与所见所闻,坦诚态度与揭露性为世所罕见。本刊主编获赠一册,特简介其精华于本文,以弘扬中国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
 

中国老资格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在深圳谢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寿龄九十三岁。千家驹是中国二十世纪激进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十六岁就加入共产党,二十六岁已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和他比年龄时,才四十岁。他虽早年脱党,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随者,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党的同路人」,「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战后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费(五百元)由中共地下党负责,四九年后享有高干八级待遇。文革后中共还准备提升他为政协副主席,他谢却了这享有国家领导人荣誉的职位。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学者,却成为中共的真正的叛逆和无情的批判者,晚年撰述的个人年谱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

年谱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

千家驹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后,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时我有寄《开放杂志》向他请教,有段时间,他还成为我们的订户,九五年他宣布封笔,不再为报刊写文章。大约是九九年间,我收到千家驹先生寄来的一册《千家驹自撰年谱》,深蓝色封面,十六开精装本,并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拟发表。当时,即抽空展读,未及细阅,已发现其中有非常大胆坦白之言论,并附数十帧精美彩图,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谱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拟为他作传,但见今之名人传记「类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实事求是」,记述生平与所见所闻,「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于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年谱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有逐年详录,但着墨最多的还是他与中共的关系,包括中共建国前他参与的左派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活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在桂林曾单独约见胡愈之与他,周对他说:「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因为当时他在广西非常活跃,在人们眼中「我好象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千家驹不隐晦中共对他的信任与他的左派立场,一九四五年他与前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在广西共过事,一道加入民盟。后来欧阳又加入中共,千家驹致信祝贺,欧阳回说,他的思想转变受千家驹启发不少。

指中共享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一九四九年中共当权后,千家驹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等顾问」,同时兼清华、交大教授。刘少奇所谓「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他当时在场,会后,还和市长黄敬等陪刘少奇吃饭聊天。他承认,他那时思想比刘少奇还要「左」。他说刘那次天津之行,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间,他又陪陈云去上海,「上海所有党政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们,因此,对潘汉年、杨帆「特务」案,他是不信的,他看过中共内部机密文件,该案是因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给毛的报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对中共贡献极大,罗瑞卿所说,显系诬陷。

建国后,周恩来任命千家驹做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任局长(挂名),当家还是千家驹,负责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这个职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年谱中谈到建国初期对外资企业的处理问题,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话。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毛泽东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国一分钱,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

千家驹写到这里,想起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的一次谈话,毛谈到外国承认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千说当时以为是笑话,原来是真的,千家驹见证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内疚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千家驹与中共关系的一次大冲击。他说,反右「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反右之后知识分子鸦雀无声,说蚂蚁比象大,也没人敢说不字了。

年谱详述了反右中的「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毛也一清二楚,为了打击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泽东做事向来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内的左派疯狂批章罗,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吴。

千家驹写道「吴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千家驹对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检讨,尤其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的表现。年谱中交待了他与章乃器多年的关系,他认为曾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不过,反右对他的政治批判却错了,如章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都很有见地,而且,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毛说他是「花岗岩脑袋」。千家驹说,这种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并对自己的批章行为感到「内疚之至」。

千家驹因与华罗庚、钱伟长等五人联名发表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也被划为大毒草,结果,因他是左派,与华罗庚、童第周三人被保过关,钱与曾昭伦划为右派。一九八○年,曾、钱、章乃器都获得平反,但仍有五名右派迄今未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斌。千家驹透露,华罗庚亲自告诉他,他从美国回来,被中共追查原因,几次检查通不过,最后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才过了关。

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卢山会议的斗争,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下去,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情。年谱中透露,中共内部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这是从未见过的保密资料,笔者由此想到,邓小平对外国人说「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完全是骗人的大话,每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级党委保险柜里,从来都有绝密档案。

看透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本质

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驹对共产党从质疑、不满走向彻底的幻灭。首先他从一个博古通今知识分子的立场,洞悉文革的荒谬性。他说,文革「把中国自有书契以来的一切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文化』,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名为『资产阶级文化』把苏联的文化名为『修正主义文化』』统统要一扫而光……至于历史人物,在中国古今上下四千多年历史中,只有秦始皇还勉强算得上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曾经焚书坑儒」。

千家驹对毛泽东自称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的狂言尤为反感。他写道:

一个统治者自认为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并且以此自豪,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怎样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说他是「桀纣之君」他一定会发怒的,从来没有一个昏君敢说「纣算得了甚么,我比桀纣还要残暴到一百倍、一万倍,你们把我看成『桀纣之君桀』免低估我了」,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而毛泽东,一个仅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指其科学水平与世界知识水平,非古典文学水平)一旦在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中取得了政权,当上了无「皇帝」之名而有始皇帝之实的「毛皇帝」之后,竟狂妄到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还要革「文化」的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王国」在这个王国中,除贫下中农外,无知识分子生存之余地,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千家驹对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的看法同我们很相近,即毛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影响,怕刘成赫鲁晓夫第二将来反他。而毛是有帝王心态的人。千说,只有周恩来看透了毛这种性格,自知与毛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非同志关系,呈毛的文件中,有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报。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

刘当时坐第二把交椅自视甚高,党外人士亦很少接触,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拜读过的,要党员做党的工具,党的螺丝钉,不要有独立的思考,哪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周常找机会和我们谈话,刘则除了我在天津黄敬市长请客时与他交谈过一次外,回到北京后,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从未有私人交往过,他也看不起党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怀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后从不称「毛主席」而叫「老毛」。)彭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看不惯毛取得政权后,耽于女色,脱口而说不应该「三宫六院」,故毛恨之刺骨,在卢山会议上,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辞,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神的地位,其结果是他自己被这个神所整死,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谴责红卫兵杀人为乐,杀人比赛

年谱中,千家驹对文革中被卷入吴的《海瑞罢官》一案,述之甚详。他说,该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看了湘剧《生死牌》后,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五不怕」,而由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本,毛完全知道吴的写作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进而三家村,彭罗陆杨,直到刘少奇。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有五同之谊(同乡、同学、同年、同盟、同为胡适高足),被揪出来则是「文革暴发户戚本禹的功劳。」

胡适一九四九年匆匆离开北平时,有许多书信日记未带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该所负责人后,查抄了档案,找出吴给胡适的几封信,就作为勾结「美帝走狗」的罪证公布出来,其中一封是吴介绍千去见胡适的,故千家驹便成了「黑帮份子」、「蒋匪帮走狗胡适的徒子徒孙」。

对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千家驹愤怒地写道: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如此无法无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治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吧。

被抄家、批斗、愤而自杀的经过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被千称为「混账王八蛋共产党员」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

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甚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元旦结婚,证婚人是胡适,介绍人是范文澜。当时胡适在婚礼上致词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思想一向是很前进的,但今天的婚礼古色古香,新娘子姓杨,我看千家驹从今天起变成杨家驹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七六年毛泽东死亡,终于熬过了文革的生死关。年谱写了一大段对毛的评价。千家驹听吴说过朱元璋画像的故事,朱当皇帝后请画师画像,前二名画后,朱不满意而诛之,第三名揣摸上意,把朱画成一脸黑痣,下巴奇长的丑怪样,而受重赏。千认为毛也是这样变态的皇帝,令人感到天威莫测,喜怒无常。「毛以诗人浪漫气质掩盖了他的流氓地痞本性」。

***惨案后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千家驹写道:

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份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一九八九年北京***惨案发生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常去西来寺听星云星大师讲经,终于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一名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为何在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他回顾中共建国以来历程,批评中共还把文革的倡导、组织者毛泽东当为偶像膜拜。他指出,苏联东欧的彻底崩溃,「百分之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路不通。」二十世纪整个历史都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千家驹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强烈使命感的传统读书人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就「误入歧途」卷入红潮,不能自拔凡数十年之久,在今日大陆统治阶级的权势和富贵中,有他一份贡献在内,然而,经过毛泽东暴政的炼狱洗礼,他终于大彻大悟,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信仰的蜕变,并以「自撰年谱」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的大智大勇超过了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令人相信,中国士人的正义之气并未断绝,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还有希望。

——转自岭南文苑(2012-07-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7期,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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