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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国民与党民(图)

2017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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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民的个人崇拜(网络图片)

陈破空赠给我一本他的新作,书名《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台北:前卫出版社,2015),希望我读后给他一些反应。破空写这本书的勇气和书中所罗列的丑恶现象,容缓后详议。针对他特别点出的“中国人”及其国民性问题,我得先绕个大圈子,作些必要的梳理。

“中国”这个称呼在最初主要强调华夏族群位居四国之中的方位,并非专有的国名。四国泛指周边的蛮夷,中心便是拥有“天下”的历代王朝。王朝的臣民仅具各自的王朝意识,多是按所属朝代的称号自称或被指称。例如在汉朝便叫汉人,在唐朝则叫唐人,以至宋人、明人等等。在朝代的更替一直都是以一家取代另一家的暴力手段延续下来的帝制时代,所谓“国家”——正如梁启超所说——,不过是“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王朝的兴灭存亡乃是皇家和各级官员的事情,与在野的草民并无多大的关系。天高皇帝远,不管是谁家的天下,老百姓只管交足赋税,过上太平日子,就心安理得。即使像元蒙满清那样的异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沿袭华夏制度建立起各自的王朝,禹域之内的顺民也就拱手臣服,一如往常地做起元人、清人了。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事情上比中国早跨出一步,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从日文语境中直接搬回传播西方思想观念的用语。比如“国民”和“国民性”这两个用语,即照搬自日文,引入其在日语语境中的全新内涵。梁启超百日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始撰文论述有关爱国的问题。他首先追根溯源,指出中国人国家观念一向淡薄的缘由。他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他接着又痛诉中国人缺失国民地位说:“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

王朝臣民不只国家意识淡薄,连自己族群的称谓都很模糊。明亡后一系列反清活动都打的是复明的旗号,直到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号召,才首次确立起“汉”这个族名。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排满的旗号随即废除。国民革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主张五族共存共治,对外一致反帝。从此以后,中国人才逐渐确立“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臣民一变而为国民。就“中华民国”这一崭新的国号而言,“中华”二字强调的是民族,“民国”二字偏重的是国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宣称:“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国民乃组成国家与民族的实体,无国民则无国家民族可言,而国家民族的兴衰强弱,自然与国民素质之高低有直接的关系。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论,梁启超的“新民说”,都是在面对清王朝一败再败的危机形势下,对比了日本改革的成就而提出的。在当时的语境中,“国民性”一词强调的是拥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国民应具备的品质,因而更富于积极进取的正面含义。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中解释得很清楚,他说:“缔造新国民,并不是要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抛弃旧有一切,大变活人。缔造的途径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我们中国旧有的、放在现在仍然适用的人生修养方法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二是引进外国独有的人生修养方法加以活学活用。两方面要齐头并进,不然省掉任何一方面,缔造新国民都不可能成功。”梁这个“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倡议并没有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其兼容而自新的取向也体现在晚清以至民国的小学国文课本编写中。

近来影印出版的此类课本广受各界好评,就傅国涌归纳此类启蒙教材的特征和优点来看,其国民性培养的出发点是人性,而非党性和阶级性;是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世界的和谐关系,而非灌输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观念;是教育小孩子养成健全的情感、认知和精神,在此基础上成长为有能力、有见识的国民,而非造就为某一政党服务的工具型人才。总的来说,严复和梁启超的国民性论述以及当时普及的国民教育均重在推行建设性的改良措施,并没因国家贫弱和民众落后而妄自菲薄,更没有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

不幸在如何融入普世文明的进程上,中国人的所做所为远不如同样也处于后进状态的日本。日本人既勇于迅速西化,又善于保守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因而比较成功地从传统转型到现代,在脱亚入欧的方向上把中国甩到了身后。面对国力衰弱和民生凋敝的现状,某些激进的“五四”型知识分子大多缺乏在社会改良方面做实事的能力,却偏好按洋人表述的中国人刻板形象作自责自审的文字渲染,纷纷就如何改造国民性大做文章。特别是经过鲁迅过于偏激的论断,国民性论述最终被固化为纯粹负面的民族劣根性批判。

在泛天下的文化地理范围内,华夏族群向来都以“我者”的心态面对四夷,这种文化自负感让我想到德国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名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有关论述。在谈及德国与英、法在人类学上的治学差异时,埃氏特别指出,德国人一贯用“文化”来表示他们为本民族的特点和成就而感到的自豪。但与德国语境中把“文明”视为次等概念的定位明显不同,在英、法两国的语境中,“文明”的概念则集中反映出这两个民族为他们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所起的进步作用而感到的自豪。埃氏进而从普遍的意义上概括说,“‘文明’可指人类共同的东西,而‘文化’则更多指民族差异和群体特征。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意识,那么‘文化’则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这样看来,所谓文明的进程,也就是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逐步缩小的过程,而突出民族自尊心的“文化”则各有其强调差异的明显趋向。因此,论及不同的文化,实不必强作高低之分,而要衡量不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就不能不现实地面对后进与先进之间存在的差距。

华夏族群的文化自负持续了两千余年之久,直至与西方文明发生踫撞的帝制末期,才初次暴露出自己尴尬的衰相。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使节陆续来华旅居,不少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记录下各自在华的观感和印象,从此叫明叫响了“中国人”——而非清朝人——此一通行世界的称呼,同时也让中国人瞥见了自己被洋人表述的“他者”面貌。平心而论,洋人笔下的有些描述和评论应该说还算平实公允,其中既有中肯的批评,也不乏温厚的赞许,种种有关中国人特征的说法,多出于中西对比的视角,而且明显反映出前现代中国社会与已初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相比之下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站在今日业已拉远的历史距离上回头看去,洋人眼中那些华人的陋习和性格缺陷,其实多为国力衰弱和普遍的贫穷造成的生存窘境。与其把那一切简单化地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弊病,倒不如将其视为中国在文明进程上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后发展劣势。正如明恩溥(Arthur Smith)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令人绝望的贫穷是中国最突出的现实,它使得人与人之间明显变得冷漠。……极度贫困的中国民众一直在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进行着长期艰苦的抗争,他们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遭受许多苦难,……被苦难磨得麻木不仁。”总的来说,在明恩溥等人以西方的文明水平来衡量中国人从衣食起居到精神风貌的描述中,所反映的特性多属于中国人当时在物质生活和受教育的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寒碜状况。据明恩溥书中所记的传闻,有位大清官员出访美国,曾大发感叹,觉得“美国的监狱比他的衙门还舒服。”

文明的先进与后进只是相比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绝对标准。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礼仪守则的要求可以看出,那时候欧洲人在街道上随地大小便和在室内乱吐痰的陋习仍很严重。只是进入十九世纪,工业化促进了经济繁荣,欧洲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礼仪守则亦随之较前改进。那时候的旅华洋人看到中国人类似的习惯,自然会产生中国人不文明的观感。另一可资对照的事例是,在乾隆年间出使中国的一本见闻录中,朝鲜的李朝官员对他在中国境内所见民居的整洁曾大加赞赏,同时就本国民居的简陋肮脏作了自叹不如的对比。由此可见,文明是人类社会在物质享受、行为准则和个人教养等方面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成就和价值,各民族需要奋发自强,与时俱进,才得以拥有文明的国格,感受文明的自豪。

但我们仍应该注意到,在提及英、法两国的人类学倾向时,埃利亚斯还特别指出,他们的文明观“表现了殖民和扩张意识”。那时的西方人类学研究并非纯学术的学院学问,其理论取向更含有西方向外扩张和四处殖民的过程中所滋长的文化霸权。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文化没落论、种族退化说和优生学等种族主义学说,一经日本学者的译介和诠释,有关“没落”和“退化”的特征便被居心叵测地移用到支那人头上。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撰文,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区分白人和非白人两类种族,他进而就亚洲的民族再作区分,把蒙、满、日本视为征服民族,汉人则被贬抑为双重的被征服民族。陈这种对华夏族群的自我贬低论说在当初也许只是出于一时的激愤,但他后来受共产国际指使组建中国共产党,照搬苏俄模式祸乱中华,就是自愿代理苏俄征服者征服中国,甘心把中国人交给马列邪教去教化和奴役了。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Herder)把中国人归属为西方所憎恨的蒙古人的后裔,并武断地认定,正是他们身上的幼稚、愚昧、懦弱、服从和冷漠等奴役精神决定了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命运。鲁迅沿用赫尔德倒因为果的说法,把中国人的国民性病根归结为异族的征服和祖先的遗传。他说:“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还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一词在英文语境中并无贬义,它泛指某国国民或某民族成员的群体人格,其特征自然是优劣兼有,正负两面的表现并存不悖的。正如明恩溥笔下那些中国人的特征,尽管被指出了很多缺点,同时也有不少受肯定的优质。但经过鲁迅杂文中大量冷嘲热讽的印象主义描述,该词移用在中国人身上,此后便饱含纯粹的贬义。诸如“卑怯”、“瞒骗”、“诈伪”、“无耻”等任何族群中的个人都难免会有的人性弱点,均被鲁迅偏解成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若按照鲁迅“改革国民性”的倡议发展下去,势必要对国民的人性做彻底的改革。这种通过改革人性来构建制度的思路与青年毛泽东从“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入手,对国民进行思想改造的论说可谓不谋而合,遥相呼应。人性其实是善恶混杂,优劣并存的。低劣的生存条件和不良的人格导向更易滋长人性中负面的特征,而优越的生存条件和良好的人格导向则有益于发扬人性中正面的特征。只有用良好的制度来规范人性,同时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才可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如胡适所说,“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于为恶。” 这就是说,良好的制度有助于扬善惩恶,可对国民的人性起到正面的内化作用。

国民性论述此后一边倒转向偏激,从培养和提高新中国国民素质的建设性起点一路偏斜下去,最后扭曲到对传统文化大肆讨伐,对民族劣根性严酷批判。

更为不幸的是,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遭遇到中共暴力革命的全面破坏。以失意的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共早期领导群不只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敌视来自欧美的西方文明,他们投靠共产国际,把从苏俄引入的阶级斗争与梁启超所担忧的“莠民社会之乱暴势力”杂交在一起,扭转了辛亥革命建立宪政,走向共和的国民革命路线,最终建成一党专制的极权社会。为确立党国体制的合法性,中共把历代王朝一律定性为“封建专制”,按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一刀切的划分确立是非、善恶和好坏的标准,彻底颠覆了自古以来维持世道人心的价值系统。历史教科书及文艺宣传把1949年以前的社会及其统治阶级越说得黑暗罪恶,便越反衬出党天下的新社会光明和幸福;把资产阶级及西方社会越描绘得腐化堕落,便越对比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和优越。凡属“五四”以来鲁迅诸人描述的国民性缺陷,几乎都被归罪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被笼统贴上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污名标签。种种被渲染为国民性的劣迹从此都与万恶的旧社会挂上了钩。

有位学者名叫张宏杰,最近出了一本题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的畅销书。他书中的国民性演变历程看似说得颇有道理,实际上仍在中共历史观的圈子内打转。张书并未触及中共极权与历代帝制的本质区别,在罗列历朝的暴政如何压弯了中国人的脊梁之后,笔头一转,便把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都含混地归罪封建专制和异族入侵,说什么“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张宏杰这种似是而非的混淆不只有曲解历史之嫌,无形中也为开脱中共的众多罪责间接贡献出合理的说辞。

细读陈破空有关“中国人”的国民性论述,不难看出陈书与张书的某些雷同之处。陈书宣称,秦以前的华夏族群曾是忠信勇武的民族,素质很好,只是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之后,国人的素质才在皇权统治下每况愈下。特别是经过元蒙灭宋和满清入关,在异族的侵凌和统治下,“有骨气、有血性的中国人,大都被杀。……中国人被培植的奴性,一发而不可收。……留下的,大都是小人、懦夫、爬虫。从龙的传人异化为鼠的传人。”(陈书,页266-269)陈于是愤然断言,“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原理,不仅符合于一个人,也符合于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经久不衰的独裁制度与冥顽不化的劣质国民性,已然构成恶性循环,成为羁绊中国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页187)因此他十足自信地总结说:“中国人的问题,具有更深的历史、更成体系,顽疾至大至深。作为中国人,我至少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的病症。为中国人把脉诊病,我更有把握,更有发言权,也更有责任。”(页271)陈在书中反复责怪中国人奴性深重,同时还针对今日中国令人失望的状况主观推测说,“痛感民族劣根性而不甘同流合污的中国人”属于稀少的例外,“大约不超过5%”。(页272)按照陈推测的这个比例换算下去,也就是说,“生长于或长期居住于中国大陆,以及最近三十多年从中国大陆出走的中国人”(页68),95% 以上都深陷民族劣根性而难以自拔了。谈及此不可救药的可悲现状,陈书最终都笼统地归罪“制度黑暗,凡两千年”。

陈书所述国人走出国门的种种丢人现眼之举确属事实,书中的很多事例都暴露出中共强权悍然崛起过程中某些国人的丑陋姿态。我赞赏作者秉笔直书,敢犯众怒的勇气,也能理解他那股子按捺不住的愤世嫉俗之情。只可惜全书的切入点仍未能突破中共史观的浓重阴影,还拖着自鲁迅以来国民性批判的大尾巴,并没在“制度黑暗,凡两千年”与1949变天以来的党天下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更没仔细辨析党天下如何颠覆和扭曲传统的价值体系,如何造成今日失序失范的后果。范畴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便含蓄提及此欠缺说:“作者在描绘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现象之余,没有进一步的在‘先天民族性使然’和‘共产党执政使然’之间做出解析。”(页7)笔者之所以不避繁冗,从梳理国民性论述入手,特意撰此文回应破空,就是要对他书中尚未辨析清楚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上述国民性批判的言论多出自论者的主观印象,各种论断不只缺乏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缜密研究,更非得自取样广泛的定量分析,对比当前欧美学者国民性研究的成果,不管是鲁迅的名言警句,还是当代众多论者雷同的高论,都高不出随感性发议论的档次。他们最突出的偏执就是,通过归纳国民性特征来定性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致使中文语境中“国民性”一词的词义明显向贬义偏斜,偏斜到被用做检讨中国社会种种缺陷的一种解释模式,甚至被定性为中国人固有而持久的社会心理。若按照此类说法推论下去,岂不正好说明: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造就了他们深受其害的专制制度!

就美国学者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所下的定义来看,国民性是一国国民或一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简言之,也就是该民族国家中普泛的社会心理。纵观英克尔斯的国民性研究,一是特别重视“众数人格”的筛选,即统计那些趋于众数的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二是关注国民性的变动,尤其是国民从传统人格朝向现代社会心理的变动。

回过头来看国民性问题在中国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备受论者关注的情况,也是正当晚清至民国那一段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变年代。具体地讲,此一巨变过程乃是自古以来的农业社会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扩张的冲击,开始向现代工商社会缓慢演变的转型。无论是中体西用说还是全盘西化说,乃至后来新儒家保守主义的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说,以及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说,均含有预设社会工程的人为因素,不过是个别知识精英坐而论道,在文字层面上就怎样转化的问题发表他们各自的主见罢了。而现实中的转型进程却复杂多样,诡异多端,贯串于不同阶层的日常生活,其中既充斥了不断试错的曲折,也随时碰撞出反复调适的机制,截止1949年变天之际,实际上已积累出不少渐进的成就。近年来从文字出版到影视演出,一系列再现民国世代风貌的作品已向公众表明,民国并不等于中共全面抹黑的“旧社会”,它明明是几千年帝制终结后初生的新中国。

那时候一切新事物的萌芽刚从旧壳中脱颖而出,其未成款式的新面貌让守旧派觉得不成体统,其拖泥带水的旧情怀更备受激进派嘲讽和指责。那一派凡事初定的气象呈现出各方面都趋平的发展势态,并不存在中共建政后行政分割的城乡对立状况,其清新平和的情景正如胡兰成所描述:“乡村里也响亮,城市里也平稳。胡村亦不像是个农村,而绍兴、苏州城市里亦闾巷风日洒然。”就笔者的一己之见来看,网络作者周剑岐有关“民国世代”的平实言说更能反映那个时代“国民从传统人格朝向现代社会心理”变动的“众数人格”。周先生如是说:

民国文化的精彩正在于它广纳多元成素中那个等级有序和多向度的框架,它吸纳传统与现代血性质地中的优质,从而成其人文教化的价值基础,由城乡士绅、事业商贾、新军、新学、工程师、教师、记者、知识青年等,成其多元现代化的民间社会。

民国文化是一自然转化传统后的现代中国文化。它是顺着自然的价值序列,经个体生命转化,再配合上制度法律务实的现代化转化,从而完成传统价值情怀质地向现代的转化。

最为重要的是,民国文化不但不颠覆或倒错自然价值,甚至还改造了传统的建制或价值中违背自然的一面。(周剑岐致笔者信)

孙郁在其《民国文人的趣味与操守》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他说那时候“外来的与固有的东西有时还处于碰撞的状态,间或还显得错杂、零乱的排列,不过以我的看法,恰恰是别别扭扭之中,诞生了罕有的生气。……文化处于过渡阶段时,最大的丰富性莫过于不旧不新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中又外,所以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会自然散发出那种松散的、自娱自乐的趣味。”即使敌对的国共两党人士也都在革命洪流中显示出他们那难兄难弟的一面,在气质风貌上不分轩轾。正因为每一个体的生命在当时各呈异彩的纷乱中得以自然流溢,从权贵到平民,各色人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流露出陈丹青所谓“民国范儿”那种尚未受思想改造扭曲的民风和民气。包括鲁迅等痛斥民族劣根性的人物在内,他们反传统的言论不管多么激烈,也没反到全盘否定的地步。反观那帮爷们自身的修养和行至,也都底气充沛,显得蛮传统的。

陈丹青在《新周刊》有关“民国范儿”的访谈中如是说:“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这一中止和改道始于1949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它的“新”乃榨取了民国世代的生命力而诡变成精的伪新。寄生的篡夺者最见不得让他们相形见绌的寄主,因此自新社会建立之日起,中共当局即全面清除与民国相关的人和事,“民国”和“国民”这两个用语随同很多犯忌的旧词汇统统遭到废弃,地富、乡绅、工商业主、国民政府遗留的军政人员、帮会成员和教会信徒,各类民国气质浓厚的人物纷纷遭到批斗、关押和杀害。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华夏族群中血性刚烈的人口成分遭到了毁灭性的清洗,其斵丧民质的杀伤力远甚于张宏杰重点归罪的异族入侵。打一个比方,蒙古和满清对汉人的屠杀和奴役好比山林野火,林木过火后还会逢春再生,甚至会长得更加茂盛。中共的专政和整肃则如核辐射污染土地,经此致命的破坏,滋养民德的价值生态至今已极度恶化。

众所周知,中共武装夺权的胜利主要靠苏联支持,其建党建国的法统完全来自马列主义。为给其外来性质的政权增补一份本土的依据,“人民”这个本来很普通的字眼便被顺手拈来,夹生在“中华”与“共和国”之间,假借成中共党国的合法性资源。人民的名义只是党权的代称,只要对比一下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或国民享有的权利,即可看出党国语境中的“人民”并非指向个体的法律概念,而是用来圈定特殊群体的政治用语。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毛时代,并非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当人民对待。那时的人民首先以劳动大众为主体,只有赞成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员才被纳入人民的共荣圈内。反之,就是阶级敌人。然而在党把人民的社会地位架空到天上的同时,人民群体也随之被圈定为党国动员的对象,积极打击阶级敌人的力量,必须紧跟党走的盲众了。随着党权以人民的名义扩张到无所不至其极的地步,源远流长的民间社会遂被推向边缘,以至趋于湮没。

民间乃民众活跃的空间,自古以来,民间以其多样性、自主性和私人性在官方的控制外繁衍出丰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进入民国世代,民间社会的成长实际上已生发出不少与civil society关联的要素,逐渐积累出从传统向现代自然转型的民德资源。不幸在变天后的“新中国”,国家机器被确立为压迫阶级敌人的工具和主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部,党仅在口头上赐予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名分,实际上却处处干预和控制全民的思想和生活。中国社会完全政治化,任何独立于党权之外的群体活动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属于人民群体的个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参与决策或要求知情的权利,连传统社会中民间互助和自救的机制也遭到肢解,难以继续发挥作用。结果是大跃进造成大饥荒,三千多万人民活活饿死。中共至今都拒不承认此重大的人祸,也不追究致祸的元凶。

由此可见,党国体制下,“人民”这称号不过徒有其虚名,党民身份才是中国人真实的处境。旧社会不管有多少缺陷,那时的国民仍享有私有财产权和迁徙的自由。新社会做了党民,连这两项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都被剥夺殆尽。失去恒产的党民按城乡户口分为两大阶层,城居者固定在国营单位工作,形同体制豢养的家畜;乡居者在原住地生产队为党国生产食粮,好比体制外自生自灭的野兽。党做了全体党民的衣食父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大家都得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颠覆性转化,中国人做了党民,连帝制下的臣民和民国世代的国民所享有的自由都不复存在,人人都被穿上了夹脚的政治小鞋。马克思主义强调“存在决定意识”,共产党认定,只要彻底改变了全民的存在,他们的意识就会按党的需求被改造过来。中国人的“众数人格”即在此改造工程下开始向党民性转变。

党民性的核心其实是阶级性。一个人要留在人民圈子内当个合格的党民,就必须紧跟党的指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毛早在进北平坐江山之前就拟定了建国后的打击目标,他对党内高层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心目中“不拿枪的敌人”都泛指哪些人呢?可以说从党内直到党外,从中央遍及地方,凡是尚存民国气质而让毛泽东及其毛共同类感到不爽的各色人等,都在批判打击之列。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干的就是这一诛伐异己,在全国范围推行党民化的事情。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临死前把发动文革与赶走蒋介石并列为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用心了。

经历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人要做稳党奴,还得尽力发挥充当党棍的作用,去干那些与天地斗、与人斗的败坏民德之事。孟子有言:“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这句话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所维持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等差有序的和谐关系。一个人与亲人的亲密关系乃是天然的血缘关系,他/她只有保持亲爱亲人的能力,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地去仁爱百姓;只有具备仁爱百姓的胸怀,才有可能爱惜万物。中共所搞的阶级斗争不只煽动穷人仇恨富人,还迫使亲人、朋友和同事之间互相揭发,斗争的变态乃至荒谬到发动全民向麻雀等飞禽开战,彻底破坏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符合人性的仁爱系列。我之所以一再强调从传统向现代的自然转型,即意在突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这种自发自为的动力有可能发挥的良性作用。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此一动力的反动,他们要强行照搬苏共设计的改造模式,将其注射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这就造成了全中国党民前所未有的苦难。

陈丹青特别就民国人的情况做对比说:“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

陈破空新书中针对中国人爆料的很多缺陷和恶德——粗野、撒谎、造假、功利、势利、虚荣、内斗、冷血、官本位意识、玩潜规则和关系学——大都带有十足的党民性色彩,实属党国体制下滋生的弊病,不应与上述国民性批判所指斥的那些负面特征混为一谈。胡平虽没提出“党民性”这个说法,就他在其代表作《人的驯化、逃避与反抗》(见网上“胡平文集”)一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现象来看,其实已充分显示了经过思想改造的党民“众数人格”迥异于传统人格的特征。胡书可以说已为我们做出明确的鉴证,陈书所述中国人的那些负面现象并非“先天民族性使然”,而恰恰是“共产党执政使然”的。比如就“撒谎”和“造假”这两个负面特征来看,应该说是各国各族中的个人或群体多少都会有的恶德,但像中共党国体制下造成的制度性撒谎和造假,却是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中共政权一直靠撒谎和造假确立和维持,他们不只以撒谎和造假施政,还通过思想改造迫使党民以撒谎和造假就范。这种完全由共产党群体执政出来的“撒谎造假人格”显然另当别论,不可与通常的撒谎和造假混为一谈。

按照胡平的辨析,与传统文化的政治道德化倾向完全相反,共产党一贯都是把道德政治化的。在传统社会,从皇帝到平民,无论贵贱贫富,在评判善恶好坏的问题上,均秉承一恒定的道德准则,即使褒贬政治上敌对阵营的人员,也都一视同仁。但这一中华民族的价值阶序经中共阶级斗争的冲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共产党否认道德的普遍性,只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当党及其武装夺权的革命需要被确定为政治正确,天道,常理,人世间最起码的是非好坏和美丑善恶均被抹去恒定的分辨,完全可根据党和领袖的需要任意颠倒,理直气壮地践踏,人群中向来为正派人及其正气所不容的卑贱奸邪之徒从此得到空前猖狂的机会,大量的真小人争当积极分子,他们纷纷入党做官,把革命事业搞成骑在老百姓脖子上拉屎撒尿的恶行。地主、工商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旦被定性为“反动阶级”,连他们的勤俭致富都被套上剥削的原罪,连他们的聪明才智都有了反动的性质。共产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革命群众中种种属于暴民的粗野、残忍、放辟邪侈均被发扬光大,你只要跟党走,拥护毛主席,即使有个人道德的问题,也都被宽容为“小节无害”。就毛泽东本人的生活作风来看,从井冈山到中南海一贯都是不拘小节,也不准任何人追究其小节的。今日中国从全党腐败到全民腐败的局面就是共产党大力推行道德政治化的恶果。只需把此类“小节”尽可能追查出来,即足以说明问题,根本没必要画蛇添足,再去炒国民性批判的馊饭。

至于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丢人现眼之举,我觉得也不必过分作“怒其不争”的苛责。此类失范走样的言行均属党民性后遗症的不良表现,正好现形出党化教育如何把本来有礼貌、有规矩的国民教唆到言行粗鲁,面目可憎的地步。毛时代闭关锁国,把党民圈在铁幕后憋闷了好几十年,如今幸逢改革开放,中国人好容易获得出国的自由,出游者满怀的好奇心和兴奋劲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就笔者个人的见闻来说,对普通游客在旅游点某些受指责的现象,最好还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必跟着港台媒体的报道乱起哄。港台媒体报道事件的态度往往缺乏明确的反共意识,更多的是出于厌烦大陆客的情绪。观光者,“观国之光”也。到发达国家看一看人家的成就,在文明社会中接受些规则的约束,不只有助于消除官方丑化自由世界的宣传,也有益于提高旅游者个人的修养。总而言之,从失范到再就范,从走样到复原得更加像样,还得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只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来,走入优于党天下的世界,就会越走越脱弃党民性的阴影。这样看来,毛死后这四十年来的社会变化和人心走向,可被描述为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从党民化导向到去党民化导向的转变。

好比民国世代国民的社会心理从传统导向向现代导向转型过程中那种新旧兼容和中西混杂的状况,从党民向去党民转化的情况也很复杂,不可能呈现泾渭分明的走向。要认真讨论当代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分布,显然已很难拿国民性这个单一的“众数人格”去笼统概括,而需要勘测出多个各有差異的“众数”,去分辨其中党民性与去党民性既重迭又冲突的多种人格成分。至于像陈书所谓“例外的中国人”——也就是“痛感民族劣根性而不甘同流合污的中国人”——“不超过5%”的主观推测,进而把95%的“众数人格”都划归“全世界都不理解”的“中国人”那样的结论,就难免过于武断,未必符合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在日益膨胀,五毛党的确多如牛毛,毛左毛粉也很嚣张,还有不少人怀念五十年代,乃至想入非非,企慕文革风雨……这些“众数人格”到底在全国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需要做精确的社会学统计。他们各自的精神状态有何差异,他们的党民性中到底还杂有哪些已经变质的成分,更需要做具体的调研分析。总而言之,实际的情况纷纭错杂,很难在此一概而论。

据今年元月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和接受给中国人从党民人格向去党民人格的转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网际表达的自由度和个人性远远超出从前由党操纵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网络交流已成为中国网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慕容雪村在《花开时节醒来》一文中指出:“转变悄悄开始,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思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自己的切身处境,新的词汇、新的观念日日涌现。我不能说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况,但中国人比前互联网时代确实清醒和聪明了许多,一场艰难而深刻的觉醒正在悄悄到来。”这一觉醒就是向“去党民化”转变。

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以来,网民的跟帖雪片般飞上屏幕,纷纷质疑到底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对“人民”这个虚名,越来越多的网民已表示不屑和不忿,他们自嘲为“屁民”、“蚁民”、“屌丝”,这说明他们已看清自己实际的身份,并开始重视和争取自己的各项权利了。在他们眼中,党国及其领导人均已丧失其“伟光正”的光圈,他们把执政党及其政府视为异己的权势集团。为避免发到网上的言论被“和谐”,他们心照不宣,戏拟了很多暗语式的词汇,比如称中共集团为“赵国”、“赵家人”或“兲朝”。总书记习近平尽管被大批俗众肉麻地呼为“大大”,但同时也有不少网民蔑称他为“包子”。从莫谈国事到热议国际国内的时事,也是网民去党民化的明显特征。去年美国大选,中国网民表现出几乎不亚于美国选民的热心。针对最近的朝核问题,网民一口腔非议当局对朝政策的言论实际上已对当局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更不要说有关“抗美援朝”以及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历史真相的还原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微博和微信上满天飞揭发毛共邪恶的文章……“两会”一边在人模人样地隆重召开,赴会的“脑残代表”——毛孙子、申纪兰等等——一边被网民当做可挖苦的笑料。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趣味低下和运作拙劣已在网络上暴露无遗,常常被网民“草泥马”地戏笑嘲骂……

这一切仅仅是松动中转化的开始,但要从网上调侃发展到大规模街头抗议,还有极其漫长和艰险的路要走。孟姜女并没有哭倒长城,网上的调侃也笑不垮天安门城楼。

2017年5月21日

——转自民主中国(2017年5月28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0期,2017年5月26日—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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