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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下)

2016年08月11日

(接第188期

“八大”是毛政治生涯的一条分界线。此前,他的权谋操作呈一路上升的趋势,但“八大”之后,他所作的反扑却连续受挫,他愈是反扑,受挫愈重,直到最后闹得众叛亲离,一败涂地。他针对他的敌人常说的那两句诅咒,实际上也是给他自己写下的判词。一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在病榻上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来一个“体制外运作”的捣乱。他借助民主人士帮共产党整风,意在对刘、邓诸人施以打击。为启发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把批评的矛头引向党内的官僚主义,毛多次召集他们议论共产党的执政得失。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尚存民国遗韵,且熟知中共的底细,针对中共夺权后一党专政的现实,他们强烈批评共产党背弃了先前的民主承诺。来势凶猛的批评一时间逾越毛的设限,直戳痛毛共的七寸。毛事前的确没想到,他搬起的石头没砸到他预定的目标,反砸到他自己身上。毛只得掉过头与他本想打击的党内同僚连手行动,向党外人士发起恶毒的反噬。

反噬,就是反咬一口。自己做了坏事,反过来血口喷人;本与他人合谋,一旦发觉于己不利,立即翻脸背叛。这是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搞权斗惯用的伎俩。反噬也指人把事情做过头而受到的反挫。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通常多强调反噬有害的一面,告诫人不要把事情做过头,以免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但毛的哲学只看重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出于他极卑的本性,毛并无自己的正面价值,他只会从反向思维出发去处理面临的问题,通过否定对立面来达成自我肯定。这种思维论辩方式,说白了,就是强词夺理,地地道道的耍无赖和粗口诬陷。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即逾越常规,破坏秩序,不讲任何原则,用暴力破除任何阻挠他夺取权力的障碍。古人所谓“物极必反”的教训,意在避免把事物的发展推向极端。毛泽东早在年轻时已认定“恶在究竟,仍不为恶”,所以他总是把“物极必反”的道理偏解到坏事变好事的方面。他不只在一贯做恶的事业上以此自勉,还善于拿这个歪理开脱和辩解他所做的坏事。所以他总是扬言:“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他坚信“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来到。”24这个好事变坏事的逻辑再进一步推理下去,就是恶因可生善果,只要宣布目的正义,就可做事不择手段。

邓小平反个人崇拜的报告尽管在会上全体通过,但一开完会即成一纸空文。党内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可制约毛的肆意妄为。邓似乎要向毛将功赎罪,他接下来领衔反右运动,一口气就整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左派与右派这组用语及其间的划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向来都泾渭分明,名实相符。但一经苏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语境,多少年口水仗斗下来,已搅浑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中共学舌苏共,以左派为正宗,通常是逢右必反,唯对左过头的所谓“左倾”,有时会做出必要的纠正。但对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来说,左与右的运作只是他手中随意摆弄的砝码,偏左还是偏右,反右还是反左,都由他掂量着具体的针对性和实利性灵活调控。需要左倾的时候,毛比谁都冒进主义;而该右倾的时候,毛又比谁都更机会主义。但反过来对付他要挑剔或打击的对手,左倾或右倾就都成为他顺手扣在他人身上的罪名。

反右运动的胜利激发了毛泽东乘胜追击的兴致。在成都会议上,毛严批“反冒进”的政策,按捺不住地讲起个人崇拜的必要。为了与“八大”决议的右倾路线对着干,促使各地方领导把共产风、浮夸风刮到了举国疯狂的程度。毛搞此类破坏秩序的捣乱,并无多少新招,比如大炼钢铁、放卫星田之类的“大跃进”运动,仍是以军事动员的方式加速工农业生产,他浮想联翩,满以为多搞些超级人海大会战,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就能创造出超英赶美的奇迹。毛在卧榻上形成的想法多属于妄想和臆想,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经得起论证的社会理想。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只因彭德怀追究了毛泽东左倾冒进的责任,会议的风向一经毛操控,立刻在与会党棍党奴们的配合下狠批起右倾,把极少数敢说真话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八大”决议实际上已让毛泽东捣乱得形存实亡,全党全民跟上毛胡闹了两三年,结果闹出了饿殍遍野的人祸。成堆的错误并未迎来光明,事实恰恰相反,正因毛一意孤行,把事情做过了头,才招致了祸国殃民的反挫。

毛泽东的问题是,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和商业,也不懂文艺和教育,却偏要伸手乱抓,强行干预别人的专职工作。单少杰对毛这种“抢戏”的作风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说:“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别人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手的方面发展。”单少杰将此界定为“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25毛这种好“抢戏”的作风正是他一再强调“政治挂帅”,狠批“白专”道路的根源,因为他只有这一出拿手好戏可登台上演。“八大”之后,毛之所以乘反右运动胜利的有利形势跳出来带头搞大跃进,就是要强不懂以为懂,硬去插手工农业生产的事务,妄想搞出个让刘、邓们瞠乎其后的成绩,向全党证实他“政治挂帅”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来的做法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编制也被迫退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已证明,盲目改变生产关系,不但起不到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反倒破坏了生产。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检讨。26但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事后又上下其翻云覆雨之手,多次出尔反尔,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大搞四清运动,直闹腾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高层批到基层,从党内反到党外,整个国家都让他一介独夫的偏执与反噬闹得彻底失序,全党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战。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出于任何美好的理想,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从“破”字入手,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为了建立一个让所有的被压迫者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平等权利的全新社会。27毛所谓“反修防修”,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张显扬语),为保持他现有的权力和死后的影响,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走资派”就是以刘、邓为首的高层领导。走资派其实谈不上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与毛的分歧只是党天下集体领导制度与毛天下个人独裁的冲突,是在官僚集团控制下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治国方针与毛泽东一味搞阶级斗争胡捣乱的对立。但在压制民主自由和打击一切党外异己力量方面,他们向来都行动一致,狼狈为奸,每当给毛充当起打手,刘、邓们从不比毛泽东手软。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调整、巩固、提高”这类给“大跃进”灾难擦屁股的事务都丢给刘、周诸人去处理,他自己则带上随行人员乘坐毛专列四处巡游,筹划如何运用反右运动的遗产,对走资派来一次全面打击。这个遗产就是毛称之为“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运动形式。必须指出,这个“四大”形式的大民主不但不属于民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反而是钳制言论自由的产物,是对言论自由的败坏和滥用。在民主社会,政策得失有议会自由讨论,媒体公开评议,上下级之间涉及到政治正确性的问题,则可上法庭评判。若随意给他人贴大字报,进行人身攻击,恐会有犯诽谤罪的危险。毛式“四大”是中共专制体制下由毛这样的强权掌控者定向引导的语言暴力大会战,是毛唆使一大帮打手去攻击一小撮对手的运动群众,是他采取军事动员方式的权斗摊牌。反右时运用此方式,毛险些失手。现在他之所以敢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冒险去重施故技,是因为他迷信坏事变好事的逻辑,且满怀做恶的雄心壮志。

毛的这一次捣乱,靶子已事先确定,细读“五•一六通知”中毛特意添加的那两段文字,毛决意要打倒刘、邓们的暗示已跃然纸上。可悲的是,这一群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棍兼党奴居然默认毛对他们的判决,为转移斗争目标,他们还照旧以反右思维办事,派出工作组操控运动,对批评党委的群众采取“引蛇出洞”的打击。结果纷纷陷入毛的圈套,背上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被排挤到靠边站的位置上。

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不惜拿全国人民的身家性命做一次实验,他把这次反扑行动归结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运动的过程是搞“一场全国性的演习”,让“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28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充分利用反噬的动力作用,发起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纵容所有的参与者在大混战中为所欲为,互相斗争,在起到毛所导引的捣乱破坏作用之后,搅扰得所有的参战者两败俱伤,最终都失足落入毛所划定的左、中、右框框。毛深知反右运动积怨知识分子,大跃进的人祸引起全民不满,他现在放纵群众造反各级党委,不只可达到打倒刘少奇黑线上一系列人物的目的,同时也顺势把他应负的罪责都分散转移到走资派身上,还可让长期以来倍受压制的群众发泄怨愤,趁机报复了他们所憎恨的领导。

除了利用大字报造成大批判大揭发的声势,毛还支持青少年学生建立红卫兵组织,鼓励他们冲出学校“破四旧”,把革命造反扩向全社会。语言暴力进而升级为行动暴力,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迅速从北京传至各地,他们破坏文物古迹,抄家行凶,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红色恐怖。对红卫兵打砸抢的暴行,毛泽东不但不发令限制,还多次流露出纵容鼓励的言论。他曾说:“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运动初起,毛嫌“北京乱得不厉害”,公然宣扬“好人打坏人活该”,不许公安部门干涉红卫兵的暴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迎合主席的旨意,公开对北京的警察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听说红卫兵的暴行导致很多人受辱后含冤自杀,毛泽东的反应也很冷血,他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这么几个人……”29毛泽东为什么不准救自杀者?因为这类“自杀”都是被迫自杀的,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及其帮凶所谋杀的。这种古今中外最卑劣的杀戮暴行早在延安整风中已开始实施,并被沿用于其后的一系列运动。陈毅任上海市长时开展“五反”运动,受到勒索批斗的资本家接二连三跳楼自杀。对大量市民“被自杀”的惨状,陈市长听之任之,那时候他坐视自杀潮,每晚都以取笑的口吻询问部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30陈毅的冷血与毛泽东并无本质的区别,中共的当权派大都是这个德性。

“文革暴力”是反文化反人性的暴力,它不只发生在文革期间,自毛泽东带领农民军啸聚井冈山,这种“乱暴势力”即开始肆虐中国,它至今仍没结束,且呈变本加厉的势头。就拿红卫兵破坏古迹,焚毁书画的暴行来说,不就是他们和他们的老子及其伟大领袖面对传统文化、民国风范和西方文明,不由得暴露出他们难言的窝火和缺乏底气的歇斯底里发作吗!这是卑劣者对他们未能拥有的东西所采取的野蛮行动,是剥夺了他人拥有的东西,却因自己消受不了而加以破坏的疯狂,是粗俗者面对美好高雅的事物因自惭形秽而发生的变态恶行。因此他们才把那一切粗暴地诬蔑为“四旧”。提到这类性质的文革暴力,齐泽克论断说:“破坏古迹的行动未能证明真正否定了过去,其无能而失常的发泄反而更加证明,过去是摆脱不掉的。”31

随着刘少奇及其他大小当权派被正式揪斗出来,抄家风暴中出现的过火行为都算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第一波红卫兵运动急剧没落,不少“联动”分子都在他们的“当权派”父母垮台后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到短期关押。进入1967年,以造反派为主的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从高校扩展到工厂,暴力逐渐升级为帮派之间的武斗。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七十三岁生日宴会上向在座的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狂呼“祝全国全面内战”。文化革命从此演变成奉旨武斗的武化革命,帮派分歧引发大大小小的枪战,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和大炮。被称为的“二月逆流”的事件发生后,毛所激发的反噬动力导致了军民之间的混战。造反派大揪“军内一小撮”,致使各个军区的将领及相关机构受到严重冲击,从安徽到青海,个别地方的解放军对造反的群众开枪镇压,打死打伤者数以百计。派性武斗最终在武汉闹出了后果严重的“五•一六”事件。中央文革支左的过激行动受到军方强烈反弹,毛泽东不得不对他放纵的“大演习”稍作收敛。毛泽东这一回才真正感受到乱与暴的猛烈反噬,连他在东湖的住所都险些遭到武斗群的冲击,危急中毛只好按周恩来的安排行事,仓皇乘飞机逃离武汉。

毛搞这场运动,一靠林彪及其军方稳住阵脚,二靠他老婆领军的中央文革四处点火,煽动造反派冲锋陷阵。现在造反派把火烧到了为毛充当“长城”的解放军身上,毛只有维护军方,问罪造反派了。随着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正式成立,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到了鸟尽弓藏的结局。革命小将转眼间衰变成耗尽热能的废渣,在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全都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紧接着在全国展开,打击的对象转向造反派和革委会内部。阶级斗争的绞肉机轰隆开动,不管你是什么派,只要卷入其中,都被绞成肉泥。

红卫兵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高等“政治种姓”成员参加的组织,只接纳“红五类”,不准“黑五类”沾边。其中的成员虽然派别各异,在运动的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全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以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政治靠山。第一波红卫兵通常被称为老红卫,其成员以高干子女为核心,中学生为主体。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以造反派为主体,其构成比较复杂,在何蜀的《论造反派》一文中,其主要成员被分为九种类型。32至于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兵,他们恪守政治红线,绝不容忍任何人反党,自始至终都坚守其党棍兼党奴的立场,基本上毫发无损地穿越了整个运动。

第一波红卫兵是毛泽东与当权派共同驾驭的红恐队,他们实为文革首恶,是一批为害最烈的抢劫犯、杀人犯。除了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可资对比,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如此凶残的歹徒。除了戈尔丁《蝇王》一书荒岛上野兽化了的未成年人,现实世界中从未有过如此乖劣的少男少女。他们的打砸抢行为有中央支持和各地政府指导,有居委会报信,派出所带路,其有目标有组织的暴行再次暴露了中共一贯实行掠夺经济的惯匪本性。毛泽东带领解放军进城初期,因碍于他们“进京赶考”的任务而没能放纵军队去干他们本来要干的惯匪营生,红卫兵随后的抄家暴行正好补偿了他们父辈的缺憾,以其继承革命传统的暴行完成了“老子共匪儿暴徒”的接班事业。这群“联动”、“西纠”分子只是在他们的父母受到冲击时才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群起冲击公安部的。毛泽东煽起的“天下大乱”一时间小小受挫。毛一发现他的毛氏红卫兵亮出刘氏旗号,立即翻脸不认人,反咬了这群失控的暴徒一口。不过毛心里还是很明白,他们是毛与当权派权斗中杂交出来的打手,在维护毛与当权派党天下一体的利益上,他们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的。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自家子女。经过几个月关押的教训,毛下令释放了全部暴徒。

老红卫兵本质上可划归保皇派,不同的只是,他们的保守以保爹保妈为主,而各单位政工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等红五类人员组成的保皇派,所保的则是他们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正是这两类保皇派仗着他们根红苗正,在党委或军区支持下参与了大量的血腥屠杀。包括参与军管的解放军在内,文革中千百万无辜的受害者基本上都遇害于此类成分各异的保皇派之手。这群文革的绝对受害者就是“公安六条”上明令规定,不许参与运动的“二十一种人”。33这一大批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群是历次运动幸存下来的政治贱民,他们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在各派红卫兵轮番围歼下陷入了灭顶之灾。

林达把他们在中共暴政下受难的惨状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相比,称他们为中国的“犹太人群体”。34据林的统计,这一群体多达两千万人,其人数远超过一千二百万欧洲犹太人的总和。林在其文章中悲愤地指出,犹太民族的遭遇现已被提升到人类悲剧的高度,纳粹的暴行也被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但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却整个地缺席,文革爆发五十年来,在严控媒体的大陆境内,连有关他们受迫害遭屠杀的记载和论述至今仍遭到封杀。他们饮恨吞声,惨遭杀害,党国从未给予公开昭雪;他们的财产被白白抢走,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赔偿。而犯有抢劫、杀人罪的保皇派红卫兵不但始终逍遥法外,其中有不少人还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这批人就是今天的某些太子党、红二代以及各类既得利益集团中恣意贪腐的人物。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反思利益集团所担忧的“文革会不会再来”之类的党天下忧患问题,而是应明确地告知公众,“文革暴力”一直都在延续,只要中共的专制体制存在下去,文革噩梦不但不会结束,其遗毒甚至还会发生更加恐怖的变异,在毒害中国的同时,毒害到世界各地。据港媒披露,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早在二十多年前即实施其“潜伏计划”,输送三千太子党成员到海外留学深造,为今后太子党执政储备人材,更为中共的全球化战略在国外埋下伏兵。35

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奉旨造反,他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严格的设限,并被导向预定的靶子。即使有个别人利用毛的恩准趁机造了反,也只能是作为受害者把他们曾经受害的怨愤转化为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谴责,把他们针对某个具体的当权派所施加的报复行为上升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而已。他们的造反是使用同一性质的暴力去反噬原发的施暴者,他们的群体残忍与原始围猎行动不只强化了毛共集团的暴力,而且毒化了卷入其中的群氓,演出了新一轮的“引蛇出洞”闹剧。毛泽东那时候其实是把他们当作再次放纵的小毒蛇去利用的,目标就是以军事动员的方式围剿那批自称为“老革命”的大毒蛇,把大毒蛇该咬伤的咬伤,该咬死的咬死。毛坐山观蛇斗,乐见新蛇群的围剿造成水漫金山的乱象,乱得连虾兵鳖将之类的趁火打劫者都张牙舞爪,加入混战。但不管他们斗得多乱,稳定的大局始终有林的军方和周的安全系统铁定维持。毛早已划定造反的界限,“造反有理”的冲击很快就被迫退潮。毛随即派出“清队”的工作组合围而来,他们更加凶恶地反噬小蛇群,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下场。该罪名本来是毛泽东加给当权派的,后来当权派又加给了造反派。毛泽东把他们从“反红旗”的罪名下解放出来,放纵他们去反当权派的红旗。可悲的现实是,只要他们还打着红旗,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反红旗的作用。只要他们企图利用打着红旗的机会去反红旗,最终就逃不脱被毛利用后遭唾弃受惩罚的下场。而所谓的“反”,到头来不只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且还被毛纳入“坏事变好事”的因素,拿被划入框框的一群做了他信手拈来的“反面教员”。司马迁早就悲叹过:“夫戴盆何以望天?”

让我们进一步现实地回顾造反派扮演的滑稽角色。独裁者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只是罢掉一大批当权派的官,他不可能分身千万,逐个去罢。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充其量被毛授权分别去罢他们本地区本单位当权派的官罢了。但罢来罢去,官僚体制所维系的政经文化系统并无丝毫变动,随着罢官任务全部完成,工宣队、军管组陆续进驻,革委会接着成立,无反可造的造反派就得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了。他们黄粱一梦后醒目注视,才发现自己只是被毛泽东从各自的教室、车间、办公室勾魂出去,做了一回另类的工作组而已。造反派中的普通成员解散回来,能平安无事,已属万幸。像聂元梓、蒯大富之类的造反大腕以及其他中小头目,后来都遭到了当权派复辟后严酷的报复,或判刑入狱,或内定为名列另册的“三种人”。

即使是造反派中被认为有异端思想者,也未能异端出所打着的红旗对他们思维言说的限制。杨小凯本人就患有他自己所说的“革命欢快症”,他的“异端”仅仅异在对毛话语作了不同的解释,远未达到解构毛话语的程度,更谈不到像五七年的右派那样本来就持有与共产党对立的价值。造反派所有的“异端”都未能超过遇罗克试图解构“政治种姓”的异端,可惜遇苦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为力求表述上逻辑严谨,仍得在承认“有成分”的前提下反复强调“重在表现”。我不得不在此沉痛地指出,遇罗克属于被钉上十字架的殉难者,他的“异端”的分量是他在试图突破“唯成分”这一限制的行动中付出了牺牲的代价。他的殉难让我们认识到,要在措辞上突破官方话语的限制,在当时有多么艰难。

真正的个人异端者多在造反派之外。他们是“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杀害的很多先烈。他们是杨小凯《牛鬼蛇神录》中组织地下党的刘凤祥和办地下工厂的张九龙;在家乡组织劳动党,制定《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的暴力反抗者黄立众;还有公开发表演讲,指责“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的冯元春……

毛泽东经过十年不甚如意的捣乱,再经过三年的“天下大乱”,直至1969年4月,才在北京秘密召开了中共“九大”。“八大”中删除的“毛泽东思想”再次写入新党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场。十三年来,毛泽东费尽心机,万般折腾,至此才算出了一口“八大”决议的恶气。国家和人民为毛的得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五十五万右派,三千多万饿殍,批斗会、抄家,殴打、刑罚、无从落实统计数字的屠杀和被迫自杀……对毛来说,这一切损失和罪行都不足挂齿。因为他始终深信,“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只要最终能做成他的好事,对人民做了千万件坏事也是无所谓的。“九大”的胜利召开,就是他堆积如山的错误——罪恶——赢得的光明,那仅仅抚慰了他老眼昏花的一线光明。

大会正式公布了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将刘永远开除出党。在充当了大会的活靶子之后不久,刘即被丢弃到病床上凌迟死去。这种党内同志间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由来已久,一直都在不同的运动中反复发作,不同的只是,进入文革的“大演习”运动,毛泽东突破旧例,改变了迫害方式。从前苏区肃反和延安整风不管斗得多么厉害,全都严格地限制在党内,都由保卫局的专职人员审讯处罚。这一次毛却把整党内同僚的大权交给群众专政,所谓的“黑帮”或“走资派”,全都由红卫兵造反派任意揪斗。这一突破性的暴力形式是毛的独创,斯大林和希特勒挖空心思都想不出来如此卑劣的残暴。后者所采取的枪毙和毒气室均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消灭肉体,遇害者尽管遇害,他们作为人的内在东西并未受损。毛式暴力的卑劣在于他乐见他的敌人备受凌辱,特别是乐见他那些老战友当众受辱,好宣泄他几十年来在各次路线斗争中积压的宿怨。因此他就一任他们由群众去凶狠地揪斗,胸前挂牌子,头上戴高帽,游街,站喷气式,往脸上吐唾沫,怎样把他们糟蹋得凶狠,就由着群众怎样去糟蹋。糟踏完了还不算,进而逼迫受了糟踏的人自己糟蹋自己,当众检讨,没完没了……毛则在一边看笑话,说俏皮话,火上加油。关于群众的暴力,毛泽东如是说:“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36

林彪现在上升为二号人物,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很多“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还在审查监禁中,以林彪为首的军方代表和以中央文革为主的“文革派”大批补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毛泽东总算初步达成其毛天下取代党天下的目标。只可惜他从大乱中攫取的这个“大治”很快就露出裂缝。江青率领的文痞班底与以林彪为首的军方势力不断出现摩擦,周恩来继续操劳其擦屁股的冗务,在两者的多次踫撞中起一些微薄的润滑作用,劳累得自己不久即被诊断出晚期癌症。

随着军方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明显得势,一贯把持军党大权的毛泽东逐渐敏感到枪指挥党的危机。林引起毛反感的事情主要有两件。其一是“九大”后林彪与周恩来一致主张发展经济,发展国防,尽快结束文革。但毛泽东沉湎乱局,内斗得欲罢不休,还想把“斗批改”继续延长下去。谁倡言发展经济,谁就忤逆了毛的旨意。即使是被打倒的刘、邓司令部,当初也谈不上有意架空主席,他们的犯忌,不过是抓紧了毛抓不到手的经济工作。其二是有关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对毛来说,此事的要害并非究竟让谁当这个主席的问题,而是在废掉刘少奇之后,毛不打算再设国家主席。因此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本身就犯了毛的大忌。所谓“毛天下”,就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他毛主席一人手中的天下。在毛的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只被作为共产党权力的一个外部表现,连国家本身都是党权的影子,还有什么必要再设置国家主席!

林彪的机毁人亡也是“被自杀”的。他本是毛泽东搬起来砸向当权派的大当量石头,讽刺的是,砸来砸去,现在砸到了毛自己的脚上。这一砸差点要了毛的老命,他从此一蹶不振,急剧衰老,大大折损了残存无几的阳寿。林彪集团的覆亡固然削弱了枪凌驾党的势力,但毛自己也为此付出了赔上老本的代价。毛现在才真正承受了“物极必反”的教训。那并不是他信口胡诌的错误成堆,迎来光明,而是一个人把事情做过了头应得的报应:无休止地反噬别人,最后招来了致命的反噬。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声誉扫地,从党内到党外,越来越多的人对毛所主导的革命方向开始产生怀疑。至于从林彪家中抄出的林彪黑话,不管那些只言片语对毛批判揭发到何种程度,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助纣为虐者在暗中对纣的诅咒。因为林从头到尾都参与和助长了毛的阴谋和暴行,他写下这些文字,只能说明他逢君之恶,明知故犯。他的先见之明只会让人觉得,他似乎在通过此类留言把罪责全推到毛身上,妄图给公论留下他明辨是非,认识高明的印象。

毛天下的布局已经撕裂,林石头砸得毛泽东一颠一跛,他不得不回过头修补破绽,着手笼络众老帅,开始复查幸存的干部,重新启用一批靠边站的当权派,把他们所受的冤屈一古脑都归罪林彪反革命集团。“九大”中军上干下的人事安排一反而为军下干上,毛折腾了十三年争得的“九大”决议和党章又得面临彻底修改。残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经过两年修复,1973年8月,中共“十大”提前在北京召开。党章再次修改,凡是与林彪有关的章节全都删除干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幅削减了军方代表,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大量补充进来。双数党代会的确是毛的败兴之会,现在他好比当众反掌自掴,不得不否定不久前才肯定的人和事,同时辅之以重新肯定此前彻底否定的人和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已把他“极高之人”的势能挥霍殆尽,随之暴露出他“极卑之人”的原形。愈是到后来,坏事变好事的机率愈是稀薄,愈是一连串的坏事反噬得毛泽东穷于应付。在这个又是逢双数的党代会上,毛泽东身体欠佳,也有几分羞于露面,因而很少出席。周恩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诸人出台做傀儡,主持了大会的议程。在与会者眼中,红太阳仍在天上,但已到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光景。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他平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呢?因为林彪事件弄得他所摆的阵势大煞风景,使“九大”宣告的文革胜利打了很大的折扣。越到后来,他越看出自己的失道寡助。因此在他临终前才有了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提起文革,他明知“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更清楚他自己来日无多,看不到这第二件大事的最终结果,因而担心他苦心经营的文化大革命在他死后遭到全盘否定,于是叫来暂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强调发动文革是他执政二十七年来最大的政绩。

我不同意某些论者有关毛泽东“家天下”的说法,我也不相信网传有关毛后领导班子安排的那个“毛皇遗诏”。本文所说的“毛天下”只是强调毛本人的独裁与党天下集体领导制度的对立。毛泽东即使不属于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也谈不上对妻子儿女的未来命运有多么关心。作为父亲或丈夫,他在亲情上一向比较淡薄,越是到生命的末期,越是疏离家人,越是退入贴身女侍的温柔乡颓然自溺。文革中捧出江青,是让她充当所向披靡的闯将。把侄子毛远新召到身边参与政务,做他的联络员,是因为觉得身边再无可信赖的人供他驱使。所有的人都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上由他操纵的棋子。一个家庭观念如此贫瘠的人恐怕是不会有心思作世袭安排的筹划的。毛是个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毛天下构想并非帝王意识性质的传位取向。他痴心妄想要传世的东西,只是他的路线、业绩和影响力。就他的预想来说,那怕让两派斗争得一塌糊涂,只要阶级斗争的氛围能持久维持,确保他阴魂不散,尽可能久远地凭附到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之链条中,继续发挥其魅惑天下人心的作用,他就有可能继续“伟光正”下去,就不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敢出来作他的秘密报告。因此他不太自信地对华国锋说:“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7

毛与华国锋这次谈话是在天安门“四五事件”发生之后。他虽然欣赏江青一伙所向披靡的闯劲,但他也深知,这伙人能乱天下,却治不了天下,在他死后,他们难以独当一面。召回邓小平这位“柔中寓刚”的人物,就是为了让邓与文革派形成对立中的统一之势,牵制住军方,好维持可能取得的平衡。因为邓在流放中一再通过汪东兴向毛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他肯定文革的成就,并保证“永不翻案”,毛才有所放心,再次起用邓主管政务。但邓小平主政后却拒不作肯定文革的决议,江青和毛远新又把天安门事件的主谋推到邓的头上,弄得毛眼中的邓小平一时间成了纳吉式的人物。毛泽东再次废黜邓小平,但仍给邓留有出路,保留了邓的党籍。在没有最佳选择的情况下,毛只有让他认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的华国锋代理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勉强接了他的班。

文革中真正谈得上“反红旗”的群体行动是天安门“四五事件”,尽管集会者还半打着哀悼周总理的“红旗”,而且所哀悼的总理乃是文革中另一个助纣为虐的佞臣。在毛无法无天的淫威下,此人为维护党天下和他个人的晚节而鞠躬尽瘁,一直犬儒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竟以其勤劳的伪善赢得了死后的哀荣。借着哀悼某一党国亡灵来发泄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中共暴政下民众表达不满和营造集会唯一可选择的方式。大家已受够了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折腾,周恩来在党国领导中毕竟分量很重,他的病逝正好给民众带来了“用死人压活人”的良机。围绕着广场上的追悼活动,悲愤的群众对江青一伙的罪行进行公开的预审,这一敲山震虎的行动明显敲响了毛泽东的丧钟。毛当时已奄奄一息,在那个曾经山呼他万岁的广场上,民众正在以诗句中的“妖魔”、“豺狼”、“秦始皇”等字眼暗指毛及其帮凶的罪行,向中南海发去了清明时节的四面楚歌。他们哀悼周总理,实际上也是给毛主席提前送葬。毛如今死到临头,他已无法亲手解决他所制造的众多问题了。而李医生及其抢救小组也回天无力,只能干瞪眼送主席上路,让他去找他常提说要谒见的马克思。

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遗嘱实为天大的讽刺,人死了还没过五期,“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就干出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好事。主席生前反修防修,整整闹腾了十年,主要目标是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闹来闹去,所扔出去的飞去来刀不差分毫,恰好命中到他老婆身上。华国锋并无意背叛毛主席,他抓捕“四人帮”,应该说是江青一伙夺权心切,硬把他逼到了那一地步。好在有军方全力协作,并没“血雨腥风”动干戈,就干净利落地交待了毛的“遗产”及其遗孀。这一切真应了聂绀弩曾给毛下的盖棺论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38

更为可悲的是,他人死后不能入土为安,丧事不由家属做主,而是由他折腾了一辈子的党组织反过来摆弄他的灵柩,把那具僵尸做成“人肉毛像”,横陈在纪念堂里充当镇守红色江山的魇胜物。毛泽东生前一直担忧自己的形象被人利用,早在写给江青的信中,他即提及他那个亲密战友“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唯恐自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然而,身后是非谁管得……只要共产党还在台上,他们就不会放过这尊可当神敬的毛像。但谁又能说这种人造的不朽不是暴尸性质的反噬,不是把供人瞻仰的该尸密封水晶棺内,任其在未来的岁月中遗臭下去呢?

注:

24、《我们党的一些历时经验》,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页338。

25、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明镜出版社,2000,页284、282。

26、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203。

27、参看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文。

28、该信节录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420。
[1]转引自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香港星克尔出版,2009,页105、113、128。

29、大纪元系列,《九评共产党》,页64。

30、Slavoj Žižek, Violence, Picador, 2008, p.209.

31、见见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页512-519。

32、《公安六条》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33、林达:《已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见凤凰网站。

34、“中国禁闻网”(http://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nnews/kzgnews/20150922/452493.html)。

35、“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3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782。

37、余世存编:《非常道——一八四—一九九九的中国话语》,2006,天地图书,页245。

(完)

——转自民主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9期  2016年8月5日—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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