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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芳:在自己的祖国,我们都是流亡者(图)

2018年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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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华涌在流亡(网络图片)

媒体报道11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兴区新建村的一场大火造成了19人死亡。以此为开端,北京掀起了为期40天的大整顿,这场暴力驱逐外来人口行动,直接导致数以万计在京的外来劳工流离失所。如果说火灾本身只是一次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意外,那么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这时候该做的,不是以此为借口进行大规模地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肆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居住权、工作权及做人的尊严。数日来,因为关注并记录北京大兴区驱赶“低端人口”这一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艺术家华涌,被警方四处搜抓而不得不在自己的祖国逃亡,终于,他不能逃出鹰犬的魔爪,哪怕他扔掉了手机卡,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躲藏在他异地的朋友家,在一个寒冷的深夜,他还是等来了命运粗暴的敲门声,于是,他用视频告诉世界:“他们来了!”

就在那个深夜,门外警察的打门声没有停止,警察还扬言如果再不开门将会采取措施。此刻的华涌,他为着“人人都敢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说真话”,为着下一代不再像父辈一样地活着,决意用肉体、用自由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去捍卫做为一个人说真话的权利!

他们来了!不知在中国,有多少敢于向强权说不的异见者都曾经面对过或者是将要面对这样的场面!在自称是“太平盛世”的中国,一位敢言的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仅仅凭着良知真实地记录,竟然遭到警方的搜捕,由此可见,在中国,勇气和良知会被政府认为是犯罪,而坚守良知的人则成了逃犯,不得不在自己的祖国四处躲藏,乃至不敢去看一眼正在重病的老父和未成年的女儿。这,就是一个中国公民在争取做人的权利和说真话的权利时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没有人权保障的环境中,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是流亡者。华涌事件发生后,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在推特上写道:“想到江天勇在我们母女离开中国后,为了躲避国保的骚扰和跟踪,居无定所,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坐火车和飞机,为了声援营救709被捕律师,看望709家属,过上了流亡的生活。”而向莉,对此境遇同样有着切身的体会:“很多人都曾面临过这样的追捕,我曾‘有家不能回’。2015年底国保堵门不让我在自己家里过年,国保走后我们去了海淀朋友家住一晚,第二天开门,国保就在朋友家门口威胁不要在京过年……”

十数年前,我和未满4岁的女儿曾在严寒的北京,一天之内被逼迫搬家3次,我知道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一名或数名便衣警察正注视着我和女儿的背影。也就是在那几年里,我无数次地目睹过那些暂住在北京的各地“农民工们”,住在城乡结合部的简易的小平房内,做着辛苦的工作,拿着低廉的薪水(或者付出了长时间的劳动却拿不到工资)。常常,或者是盛夏或者是严冬的一个个深夜,惊呼着“他们来了”便逃出家门,他们四处逃窜只为了躲藏警察抓没有暂住证的人。记得有一次,警察撬开我安徽籍邻居家的门锁,眼前映现的只是砖块搭起的一张木板作为简易床,床上堆着破旧的棉被,地上放置着两个纸箱,这是一家三口的全部生活用品,没有抓到人的警察,狞笑着将床上的棉被扯到地上,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浇上一盆冷水。那天夜里,躲藏到警察走后很久才敢回来的一家人,怀中的孩子眼泪还挂在脸上,年轻的妻子看到家中的惨状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做了一天苦力的丈夫则木然地站在屋中间,那一刻,这对年轻的夫妇凄苦而绝望的眼神让我忘记了本该的安慰,陡然生出莫名的恐惧。他们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每一个“外地人”都时时可能要面临的处境。还有一个河南的女孩,年轻、漂亮,为了能够在北京扎下根,经人介绍找了一位大她二十岁的北京男人,初识的两人相互都还满意,谁料想,在一个闷热的夏夜,警察为了凑名额将有暂住证的女孩抓到北京郊区的昌平工地,在任何情况都不允许与外界联系的状态下,就这样过了与世隔绝的三个月。再见到这位河南女孩时,又黑又瘦的她向我诉说着这一切。那个工地有数百人,晚上几十个人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工棚里,没有工钱,吃不饱饭,生病了没有医生,要忍受蚊虫肆意地叮咬,有专人负责看管,根据每个人户籍地的远近和每天的干活量,决定直到你干的活折抵工钱后可以买回乡的火车票时,才能够被押解到火车站上火车回老家!女孩中途又逃回了北京,只为了向才认识不久的男友解释发生的一切,但是她的男友根本不相信在北京会发生这样的事,反而斥责女孩欺骗了他。

如果不是这次北京大规模的清理“低端人口”,九十年代初期这段本不该忘记的记忆其实已经被我忘记很久了。就是今天,当我重新向友人说起的时候,还是有人不敢相信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也就是在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现象成为普遍存在之后的十年,毕业于武汉学院的孙志刚,2003年3月因未办理暂住证被巡查的警察送往派出所后又被转送到收容站,三天后孙志刚死亡。孙志刚事件导致社会上掀起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在各界的呼吁努力之下,直接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又一个十多年过去了,本以为在执政者口口声声的“中国梦”和“生存权”的呼喊下,公民的基本人权会得到些许的保障,再不会有人被无端地赶到大街上,但是事实表明,在没有民主监督和法治实施的制度下,公民的任何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人人都可能随时流离失所。即使你拥有着自己的产权住房,朝夕之间也有可能被拆毁成一堆废墟。人权不彰,谈何家园?

也正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让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们,便不得不选择着“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的生活。几年前,因新青年学会而坐牢8年的杨子立,终于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工作,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不得不选择流亡。杨子立在一篇《在自己的祖国流亡》中写道:“传知行的人一个一个或被带走,或被叫去,大部分还伴随着搜家。有些侥幸回来了,有些至今没有消息。我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前着伙伴的消失而没有一丝的哀嚎,更没有反抗的怒吼。我们只有疑惑和恐惧。疑惑的是,为什么传知行这样一个进行社会政策研究的NGO会遭此横祸……正因为疑惑,我们才恐惧。不知道原因,更不知道结果。”于是,杨子立不得不从北京辗转到了南方,而就是数天前,他的家又遭到持枪特警的搜查,他也许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该逃亡到哪里了。

其实,在这个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地方,天网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我们。逃亡也好,流亡也罢,那只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正如因祭奠刘晓波获罪而选择了逃亡的马强所言:“逃亡就是一种绝不坐以待毙的宣告。这逃亡的路长一些,反抗便久一些,自由就多一些。”“在祖国逃亡,其实就是一种抗争!”

为着让生活在自己的祖国的同胞,不再遭遇被驱逐的命运,为着他们能够有一天,可以悠然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不再担惊受怕,为着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说真话,为着我们灵魂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我们选择在没有自由的祖国,做一个流亡者!
 

——转自民主中国(2017-12-2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6期,2018年1月5日—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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