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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中国中产阶级谜题(图)

2017年03月09日

(陈万龙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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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15年10月在“塞缪尔∙李普塞特世界民主讲座”(Seymour Martin Lipset Lecture on Democracy in the World)上演讲的讲稿。李普塞特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探讨民主的发生与存在条件。黎安友教授演讲的英文版发表于《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2016年4月号,总第27期。中译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1期,2017年1月15日。

 

我个人从没有跟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见过面;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李普塞特写过一篇自传体文章——《稳定的工作:一篇学术回忆录》,里面回顾了他在1943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经过。我看到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他当时在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的社会学系拿到了一个教职,而那个教职要求受聘者必须得是在册研究生。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离那只有1英里远,下个坡再上个坡就到了,所以他就去了哥伦比亚大学。[1]我心想,今天要是选择一个研究生项目也像那么简单就好了。

作为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和年轻讲师,李普塞特当时是跟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这样奠定了现代政治社会学基础的学术巨匠一起工作的。等到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李普塞特的著作已经成为我们博士资格考试的必读书了。现在,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学者,会抱怨学生们不去读本学科的经典著作。但李普塞特在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是个例外,大家都会去读。特别有影响的是他在1959年发表的文章《民主的一些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收在这本书中作为一章,题为《经济发展与民主》(“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这篇文章讨论了他的一个经典命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它就越可能维持(sustain)民主制度”。[2]李普塞特(讲明是在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韦伯的影响下)提出:经济发展会扩大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会支持民主。

关于如何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已经有了很多争论,[3]但在此领域内并未达成共识。针对这个问题,我坚持认为:第一,中产阶级会更倾向于选择民主。如果民主已经存在,他们会支持民主;如果民主尚不存在,他们会希望得到它(虽然并不一定会采取行动)。这种支持民主的倾向,既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比如中产阶级希望有法治来保障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也出于文化价值的原因(比如独立的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机会会带来独立个体的自尊和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偏好)。然而,第二,中产阶级的存在不一定能够导致走向民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还要取决于其他阶级的立场、体制内权力的平衡状况和不可预知的危机的出现。第三,尽管李普塞特那篇1959年发表的文章所考察的例子都来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西方世界、拉丁美洲和欧洲以外的英语国家,但其论断的逻辑一定(也已经被证明)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和中产阶级发展的之后的时段。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的情况就似乎成了一个谜题。在有些时候,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呼唤民主的:1989年民主运动蔓延至300多个城市,不仅学生而且所有类型的城市居民都卷入其中;在反对兴建垃圾焚化厂和化工厂的邻僻运动中;在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环境污染事件和2015年8月发生的天津化学品仓库爆炸这样的灾难的抗议中;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女权主义者和为了扩展在公民社会中活动空间的其他团体的抗争中。

基于这些例子,很多学者(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预测,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它会给政府施加更多自由化的压力。[4]西方对中国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也部分地基于这个预期。希望这种接触会培育出一个中产阶级,而这个中产阶级会推进民主。

然而,大多数时间,中国中产阶级的行为并不符合这样的预期。在遭遇和当局的冲突时,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成员,都尽量避免挑战体制。他们会采取规劝(remonstration)的策略,声明他们对体制规则和政策的忠诚,只批评低层级官员的执行问题。

在众多的调查中,中产阶层的受访者都对中国的威权体制表现出高度的支持。最近,天津市公布,民众对政府、共产党、法院和警察的信任度超过80%。在狄忠蒲(Bruce J. Dickson)近期的调查中,他发现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平均达到了7.59(尺度为0—10),城市居民和收入有所改善者表现出对中央政府更高的支持度。陈杰的调查和访谈(见他的2013年出版的《没有民主的中产阶级》[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的中产阶级广泛地认同体制,而且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不赞同民主制度,说明中产阶级在近期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5]

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是个“例外”吗?(“例外论”是李普塞特教授另外一个最常谈论的话题,当然他是指美国而非中国)就中国中产阶级不同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表现来说,是否真的存在“中国模式”呢?事实上,李普塞特这种关注历史和社会学背景的方法对研究中国问题是非常奏效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状况确实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于李普塞特研究的那些国家,所以它们的表现也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

在中国,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

在我们分析中产阶级的状况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清楚我们到底在谈论谁。并不是所有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都属于李普塞特所说的中产阶级。比如,2008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在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全部人口(包括城市和农村)中抽样,请受访者回答自己在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10个社会地位层级中处在哪个位置,结果有 58.2%的受访者将自己定位在中间位置,也就是5到7。如果我们考虑到7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比几年前更好,这种调查结果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当一个工人有能力寄钱回农村帮助她的家庭盖起一座瓦房而且能购买一辆摩托车的时候,她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但我们不会认为她是李普塞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用收入来界定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好方法。中国人的收入的变化太快,以至于一个收入群体无法稳定成一个可定义的阶级。(而且,很多中国家庭有非常多样的收入来源,以至于他们无法准确的说出他们到底挣了多少钱,有的人即使能也不愿意这么做。)仅仅以收入来界定的话,2005年就有超过8亿中国人可以算作中产阶级,大概是总人口的57%。[6]

但这并不是我们要探究的、根据李普塞特的理论应该支持民主的那个中产阶级。李普赛特在解释中产阶级支持民主的偏好时,是将农村小地主、城市小商人和白领独立专业人士作为他当时研究的中产阶级所处的典型社会地位。他们占有物质财富和一定的技能与尊严,这样他们就有了免于专制政府剥夺的需求,也有了对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的需求。

结果,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的时候,(可能受到李普塞特理论的影响)也将人们的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有趣的是,他们拒绝使用“阶级”[class]这个词,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中与剥削和阶级斗争相联系,而剥削和阶级斗争在今天的“和谐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们就使用“阶层”[stratum]这个词来代替李普塞特所说的“阶级”。)

在中国,最广泛使用的社会阶层分类方法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及其同事建立的。他们区分了10种职业群体,从高层次的国家和企业领导者(高于中产阶级)到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者(低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则指的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工资及薪金,具有谋取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和相当水准的家庭消费与休闲生活能力,在工作中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群体。[7]他们包括在党政机关和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白领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

中国的中产阶级究竟有何不同?

中国中产阶级与李普塞特界定的中产阶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陆学艺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估算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14.1%;陆学艺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说,到2008年这个数字会增长为22%—23%。[8]其他的学者也给出了相似的数据。虽然李普塞特并没有明确说他研究的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应占多大比重,但他提出了一个“钻石型”的社会结构,其中间部分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相反,中国社会学家却在抱怨中国社会是“金字塔型”的:一个较小的中产阶级被极小的上层阶级和庞大的下层阶级挤在中间。中产阶级占据了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岛(privileged social island)——具体而言就是生活在目前城市中非常普遍的“住宅小区”(gated communities)之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会害怕,在一个多数人统治的社会,他们必须服从于下层阶级的利益。

第二明显的不同在于职业的本质。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属于国家或由国家控制的大学、医院、媒体等机构的员工组成。年轻一代更喜欢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它们能支付体面的薪水,更有保障,而且会比多数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有野心的年轻人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党员身份在几乎每个领域都是产生影响力和成功的关键。

很遗憾,对于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受雇于党和国家,我没有掌握任何确切的数字。一项对三个大城市的调查显示,60%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受雇于国家机关,而这一因素与对民主的支持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9]大多数的医生为国有医院工作,大多数的作家为官方的作家协会写作。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被国家监控。唯一拥有较多独立从业者的行业是艺术和建筑,但是其中多数人还要靠国家的委托或订单来挣钱。独立的企业主仅仅占了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也要依靠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来“搞定”他们的生意。简而言之,这是个依附性的(dependent)中产阶级,而不是独立的(independent)。

这一点很值得再深入探讨。社会学家卢奇·托姆巴(Luigi Tomba)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始自1990年代的住房改革。这一改革严重地偏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职工。那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毛时代就拥有大多数房产,然后将这些房产租给了他们的职工。在住房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职工通过以下三个渠道用很小的代价就成为了房产的拥有者:一是现有的单位住宅私有化;二是单位建造新的住宅,并以补贴过的价格卖给员工;第三是单位为员工购买商品房补贴贷款或购房款。这些以很低的代价拿到房子的职工,通常可以之后在商品房市场以高价将其卖出。结果就是,这些公务部门的职工“在今天成为了所谓的‘有房阶级’(propertied class)”。[10]政府雇员同时还比其他领域的员工享有更好的医疗保险、养老基金和(近年来)更高的工资增长速度。

第三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新”。李普塞特的中产阶级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作为一个不寻常的阶级在17世纪出现。它与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一起成长,而且拥有被广泛认同且具合法地位的身份。相反,严格地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1979年之前并不存在。共产革命之前存在的一个小规模的中产阶级在1950年代就被彻底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罗卡(Jean-Louis Rocca)所说的过着朴素生活、受少数党内精英领导的“一支多层级工人的军队”(an army of stratified workers)。[11]

中产阶级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重新出现,直到1990年代经济起飞后才得到迅速发展。201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购买力平价)达到了1980年的40倍;城市居民从1978年占总人口的20%增长到2012年的52%;高校招生人数从1990年的200万增长到2005年的1700万。[12]这种急速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是这个阶级的第一代成员,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父辈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周遭生活的也是与他类似的、有着全新社会身份的人。即使在有两代人的中产阶级家庭,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往往非常明显。

很难想象如此快速的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让个人和他们的社会环境迷失方向。这些住在城市小区中的人正处在一个形成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有意识地效仿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消费习惯来实现的。对成熟的中产阶级来说,财富是走向政治参与的刺激因素;而对新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参与会分散注意力。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共同的认知和利益,更不用说对社会财富的稳定信念,而正是这种信念会促使更多的成熟中产阶级有信心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一点不同是他们的社团生活(associational life)。西方中产阶级丰富的社交生活是李普塞特所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稳定的工作》中,李普塞特写道:“[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是个政治上极其活跃的地区,虽然仅有80万人口,但当地社区组织和政府就提供了至少12.5万个就业岗位。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开始对这个[公民社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敏感起来。”[13]他实际上要指出的是,学校和图书馆的董事会、集体管理的谷仓、福利社以及其他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社团”——而非正式的政治组织——才是有效的政治参与的训练场。

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社团生活。政府将那些有可能与自上而下的青年、女性和工人“群众组织”竞争的组织都列为非法。它允许一些职业组织(而非群众组织)去致力于关注环境问题,却极力阻止地方上的环境抗议。政府还打压独立媒体的兴起,并控制互联网。它允许小规模的志愿者组织在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教育改革和赈灾等领域开展工作,但将其严格限制在提供服务,不允许涉及政策主张。[14]

政府通过认可五大宗教并对它们的人员、财产和活动进行控制来寻求对宗教生活的控制。独立的宗教组织只能在地下运行,并尽可能地避免同当局接触。政府偶尔会容忍某些地方性的、旨在反对歧视或维护女性权益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如像益仁平和新公民运动(现在已经被镇压了)。2015年,当局围捕了超过两百名维权律师与相关员工,使他们勇敢地利用法律体系来维护各种弱势群体利益的小小努力走向终结。

城市社区没有与(被中共严密控制的)农村选举相类似的选举。被视为“自治”机构的社区和居民委员会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组织、由政府雇员操控、须承担诸多任务的。这些任务包括向居民传达政府的政策信息、协助进行户籍管理和执行计划生育、开展卫生大扫除和调解纠纷。如托姆巴所说,社区与居民委员会的预设功能之一就是让中产阶级居民觉得自己比下层社会的人群更“文明”、有更高的“素质”,并为作为社会和谐与政治服从的典型而感到自豪。关于这种委员会,芮杰明(Benjamin Read)写道:“它们不仅是安全机关建立的监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帮助国家根据监控信息来采取行动,并时不时地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来介入。”[15]

目前最活跃的中产阶级社团生活平台也许要算代表房屋所有者对抗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的业主委员会了。这些微型社团的利益必须限制在居民小区层面的事务,而且它们一般情况下只跟私营的地产公司(而不是跟政府部门)进行谈判,而且地产公司也通常由地方政府管理、受党的监督、要代表国家执行计划生育和宣传工作。虽然可能对一些当地领袖来说,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公民组织和行动的学校,但这种与物业公司针对合约遵守情况和生活条件问题的斗争无法升级到对抗现有政治秩序的阶级利益层面。 

他们在悄悄地想着什么? 

虽然与李普塞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真的具有一些他定义的、与支持民主有关的重要特征。中国中产阶级的成员确实拥有一些财产,他们希望政府通过法治来保护其财产;他们有稳定的工作,这就给他们一种过有尊严生活的期待;他们接受了教育,就有了去探索世界和独立思考的工具。他们已经通过消费、电视、电影、互联网、旅游和留学被西方的价值深深影响了。

确切地说,尽管有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仍然主要从被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媒体获取信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会重点强调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和北非的混乱;也会用伊朗的稳定来对比伊拉克在政府被西方推翻后的糟糕状况;还会着力报道西方经济的危机和缓慢增长。政府的宣传还会拒斥“西方民主”、赞颂据称更真实和文化上更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但这种宣传还是会让观众对民主的概念产生亲近感。那些有渠道获得外界信息或去国外旅行过的人会更倾向于赞同西方价值观,也更常批评中国的体制。[16]因此,我们有理由去探究:在这个脆弱又有依附性的新阶级可理解的政治谨慎背后,他们究竟在悄悄地想着什么?

2008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的结果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将调查对象中的中产阶级界定为那些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认为他们的家庭收入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并且还有一定储蓄的城市居民。照这个标准,有效抽样中的14.2%可被视作中产阶级。[17]这些财务宽裕、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与非中产的受访者相比更有可能表达对现有政治运作方式的不满(29.7%对18.9%),[18]也更可能支持一系列抽象的、像分权和司法独立这样的自由民主价值(46.2%对24.7%)。[19]

当年轻一代加入中产阶级行列而老的退出时,这种态度就变得更加明显。确实,由于中、高等教育在中国的迅速普及,中产阶级比其余的中国人要更年轻。在亚洲晴雨表调查中,中产阶级调查对象里18至29岁的人占到了29.5%,而在非中产的调查对象中这一比例仅为18.5%。中产阶级的年轻成员比更年长的成员更有可能表达对现有政治运作方式的不满(34%对27.9%),也更赞同自由民主价值(50.4%对44.5%)。[20]

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的政治学者张伟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写成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在书中他提出警告:中产阶级有疏离倾向。不同于陆学艺和其他顶尖社会学家(根据中产阶级的受教育情况、社会特权和更高的“素质”)认为中产阶级会是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力量的观点,张伟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沉默、冷漠和疏离的: 

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21] 

这种分析听起来很真实。我见过的中国中产阶级(当然不是有代表性的样本)会觉得在政治上被封锁。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对这种情况作为回应。有一些成为异议分子;这些人的确存在,而且他们很英勇。这里的问题是他们的人数为什么这么少。还有一些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这样的人有很多;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还是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可以归类为其他的四种群体。

最大的一个群体可能是在政治上麻木的(the politically anesthetized)。我的印象是这种情况在中产阶级的第二代中尤其普遍。因为年轻,他们对1989年没有什么记忆,对文化大革命更是不了解。他们在一个强调事业和消费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明白政治是不能碰的东西,大家心照不宣。一种对这个群体的夸张描述可以在中国大受欢迎的电影系列《小时代》中看到,其中漂亮、富有的上海年轻人只能忙于应付他们的衣服和爱情。[22]

第二个群体是接受者(acceptors)。[23]我曾见过这样的年轻学者,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刘晓波,也对1989年的事情不感兴趣。其中有一些是“政治思想辅导员”,他们在努力地教导他们的学生要忠诚。我从跟他们的交谈中得到的感受是:他们喜欢他们所在的中国,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体制的真相就是他们准备接受的真相。即使中国保持威权体制,他们的生活还是比生活在毛时代的上两代人更自由、更好了。因此,如史天健所说,虽然亚洲晴雨表调查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中国很需要而且适合中国的,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的体制已经很民主了(0—10的尺度中有7.22)[24]

第三个群体是改良派(ameliorators)。他们看到了体制的弊端,但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了进步。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写作或者法律工作,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动未来的进步。如果一个人相信这种进步能够实现,那它当然值得去为之努力。

最后一个群体,也许可以被叫做疏离者(the alienated)。这样的人可能在年纪更大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成员中比较普遍。他们对体制没有幻想,但还没有准备好冒着很大的风险投入到反对运动中,也没准备好放弃他们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去到国外过一种比较没有权势的生活。如果他们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但目前,这些人会继续他们现有的生活。

所有这四个群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现实主义者,我也因此而尊重他们。1989年的民主运动能够发生的部分原因就是当时初生的中产阶级感觉到新的繁荣受到了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的威胁。这就给了一部分中产阶级表达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担忧的机会。然而今天,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腐败在受到威慑和调查,体制对控制权力表现得很坚决。中国的中产阶级知道,现在并不是挑战威权政治体制的好时机。我认为,这些考虑导致了在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些有点令人困惑的调查结果。

但是,我愿意用另外一个“A”开头的词来描述那些决定生活在他们既有现实中的人的共同特征:他们是焦虑的(anxious)。中国中产阶级缺少的是一种安全感。经济上,除了一小部分人富裕到可以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还是要依托于一个不透明的官僚体系的管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并不清晰的未来将经历风险很大的变化。每一次的经济放缓都感觉像是可能来临的灾难的预兆。政治上,中产阶级被夹在中间。上面是执政党,它正在经历着一场以反腐运动为形式的、诡谲而又危险的斗争。下面是大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在强压着不满的怒火。而且在中产阶级看来,他们和下层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

这就是那些陷在不稳定的现实中的人的矛盾心理。这也是现在的体制看起来非常害怕中产阶级的原因,尽管这个阶级表达出对其很高的支持度。习近平的体制已经在试着采取措施震慑中产阶级,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和起草关于网络安全和国外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也通过镇压维权律师、增强意识形态统一的要求和创建一种看起来像新极权主义的体制。施加在“和谐社会”之上的压力在之前的胡锦涛时期就在持续加压,而且一些有限的、小规模公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开放也转变为更高压和威胁性的政策。这些措施看似阻止了中产阶级去挑战政权,但也付出了增加其焦虑感的代价。 

文化特殊论? 

是不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在文化上是特殊的呢?确实有一些论调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在政治上比较顺从是因为中国人对和谐与集体主义价值的偏爱。我同意,不同的文化都是独特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混合(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就像史天健已经指出的,在过去的儒家社会中,重视集体利益和等级制度的观念确实相对来说更强一些。[25]

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再一次遵循李普塞特的引导。他在几本书中写到的对美国例外论深入观察都强调:制度根源,而不是文化因素致使美国具有缺少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种族分裂和右翼极端主义时常复兴的特性。[26]这种论断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也同样成立:这种态度是对今天中国从过去继承的制度现实(一党制、国家控制经济、庞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持续存在)的反应。许多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经济都遵循了相似的制度路径,而且他们的中产阶级也相似地在他们更为壮大之前呈现不活跃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都不特殊。

但中国正在改变。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呢?虽然李普塞特提醒过说,社会科学家并不擅长预测未来,我们可能还是要冒险做一些猜测。[27]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以目前的水平(据称是7%,但更准确的数字可能是5%左右)增长,而且政治制度保持稳定,中产阶级就会进一步扩张。对民主的前景来说,这种剧情发展的意义是绝不是单向的。中国的社会学家希望持续的繁荣能够减少社会冲突,也希望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会继续支持现有政权。另一方面,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变得越来越自由化,即使他们会继续忍受一个持续带来繁荣的政权,他们对政治疏离感也会增长。

虽然政权内部的一个派系自上而下地实施民主转型不太可能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只要其过程不扰乱社会和平和经济稳定,中产阶级会欢迎这种尝试。一旦这个政权像1989年那样看起来要走向分裂,中产阶级可能会再一次在政治上觉醒并基于其深埋已久的不满而行动起来。[28]但即使照着这样的剧情发展,我们也不能指望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除非它以某种方式克服了与其他阶级的文化和社会隔绝,又或者它经历了一定的过程终于成为了中国“钻石型”社会结构中规模最大的阶级。

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停滞,或者现政权开始左转(可能性很小)并侵害中产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安宁生活就会受到威胁。城市的生活方式会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找不到好工作。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李普塞特没有说中产阶级会永远支持民主。李普塞特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法西斯主义”——左、中、右》(“‘Fascism’—Left, Right, and Center”)里告诉我们,当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安全程度降低,他们有可能会支持某种形式的极端主义。[29]在中国,这种极端主义很可能产生自仇外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正是政府一直作为支撑其合法的一种资源来推广的。为了表达这种民族主义的愤怒,中产阶级可能会指责政府叛国或者软弱,而这将推动政权往更为专制的方向发展。

这两种对未来的假设都充满风险,也正是这种想法让中国的中产阶级继续保持今天的状态。中产阶级真正担心的是经济、军事危机,或者触发秩序崩溃的内部权力斗争。对这种危机的担忧也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在持续拥抱自由价值的同时,仍然支持一个威权体制。

(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陈万龙:中国大陆社会学者。)

[1] Seymour Martin Lipset, “Steady Work: An Academic Memoi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1996): 7.

[2]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and update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31.

[3] 对于这个理论争议及其在中国的适用状况的文献综述,见Jie Chen and Chunlong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4 (September 2011): 705–19.

[4] 就此问题的英文学术研究的综述,见Bruce Dickson,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文学术研究的综述,见 Cheng Li,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iddle Class: From Social Stratification to Political Potential,” in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55–83.

[5]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et al.,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9; Dickson, appendix to Dictator’s Dilemma; Jie Chen, 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基于一个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即在2005年每人每天消费支出在2到20美元之间(购买力平价)。按照此定义,可以算出在2005年中国有超过8亿人属于中产阶级。这个算法根据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0 (August 2010), 5, www.adb.org/publications/key-indicators-asia-and-pacific-2010.

[7] 陆学艺(Lu Xueyi)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esearch report on social strata in contemporary Chin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2。

[8] 见《独家专访陆学艺:中产阶级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 “Lu Xueyi Exclusive Interview: Middle Class Grew by One Percentage Point per Year” ),新华网,2009年8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17/content_11894452.htm 。

[9] Chen and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713–14. 这项研究是在北京、成都和西安进行的。

[10] Luigi Tomba,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4.

[11] Jean-Louis Rocca, A Sociology of Modern China,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

[12] 关于收入,见: http://knoema.com/pjeqzh/gdp-per-capita-by-country-1980-2014?country=China;关于城市化,见: World Bank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4), 3; 关于高校招生,见: Jing Lin and Xiaoyan Sun,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China’s Middle Class,” in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222.

[13] Lipset, “Steady Work,” 9.

[14] Jessica C. Teets, Civil Socie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 Benjamin L. Read,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7.

[16] Haifeng Huang,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Case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 (August 2015): 613–34.

[17] 用这种方法界定的中产阶级比之前在这篇文章中引用的社会学家们界定的超过20%的比例要小。没有直接的方法去比较这两个群体,但考虑到亚洲晴雨表调查定义的中产阶级比将其界定为更大群体的那个中产阶级更城市化、更富裕,我们使用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18] 亚洲晴雨表调查提出的问题是:“你对民主在你们国家运作的情况有多满意?”问题是为跨国家的调查设计的,而且因为所有的亚洲政府都声称它们是民主国家,我们也可以相信这种大体上对政治制度的满意度评分。要比较的话,参见Jonas Linde and Joakim Ekma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 Note on a Frequently Used Indicato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 (May 2003): 391–408.

[19] 这些是在亚洲晴雨表调查列出的7项“自由民主价值”中至少支持4项的人所占的比例。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对亚洲与非亚洲国家的比较得出的,关于更现代化的人口持有更自由的价值观这一模式的普适性的调查结果,见Christian Welzel, “The Asian Values Thesis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April 2011): 1–31.

[20] 关于对亚洲和中国青年人态度的类似调查结果,见Yun-han Chu and Bridget Welsh, “Millennials and East Asia’s Democratic Fu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26 (April 2015): 151–64, and Min-hua Huang, Yun-han Chu, and Cao Yongrong, “China: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on Democratic Attitudes,” in David Denemark, Robert Mattes, and Richard G. Niemi, eds., Growing Up Democratic: 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Authoritarian Societi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forthcoming).

[21]张伟(Zhang Wei),《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政治分析》(Conflict and uncertainty: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middle stratum in Chinese society),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06—407。

[22] 见 www.youtube.com/watch?v=q61X3zfBE8g.

[23] 这种分析可以参照:Eva Bellin, “The Dog That Didn’t Bark:The Political Complacence of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in Julian Go, ed.,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21 (Bingley, U.K.: Emerald, 2010), 125–41; Kellee S.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 (November 2005): 1130–58;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5. 这些数据来自2003年亚洲晴雨表调查的中国调查。

[25] Shi, Cultural Logic. 然而,史天健会同意李普塞特的观点:文化个和价值会被社会结构和制度逐渐地塑造。

[26] Seymour Martin Lipset with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Lipset with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W. Norton, 2000).

[27] Seymour Martin Lipset, “Predicting the Future: The Limits of Social Science,” in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5), 329–60, orig. in Lipset, ed., The Third Century: America as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1–35.

[28] Andrew J. Nathan, “Foreseeing the Unforeseeab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4 (January 2013): 20–25.

[29] In Lipset, Political Man, ch. 5.

——转自中国战略分析网(2017年1月1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4期,2017年3月3日—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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