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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国:我从14岁开始受批判——文革前学校生活拾忆

2016年07月18日

 

文化大革命前,为了培养坚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各级各类学校都把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要求学生做党的驯服工具,对领袖和党要绝对忠诚,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阶级敌人要绝对仇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绝对拥护,对个人私欲要绝对克制,如果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够好,就有可能受到批判。在草木皆兵、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的社会环境里,批判常常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无限上纲。

一、14岁初次受批判

1957年我在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读初中,当时只有14岁。我从初中一年级就是住校生,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饭,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0斤,副食供应极少,正是长身体的时期,每天都感觉吃不饱饭。我在与同学闲聊中说:天天吃不饱,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增加一点定量呢?估计班干部在汇报学生思想动态时把我的思想报告给了班主任,大约在12月的一天下午,班主任老师忽然通知我说,要对我的错误思想进行集体帮助。所谓集体帮助,就是召开全班学生大会对我进行批判。我被叫到讲台前,命令面向同学们立正站好,然后由事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发言进行批判,班主任不时插话进行引导。积极分子们的发言大意是:国家的粮食供应政策很好,对我们很关心,给我们的定量已经很高了,不但够吃了,还会有节余,并以自己为例,说每月都可以节约多少多少粮食等。有的同学还说从我的身上受到了教育,今后再不随便乱说怪话了。班主任插话和总结的大意是:你在同学中散布粮食定量低,吃不饱,要求增加定量的怪话,这是对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抵触,跟党不一条心,距离右派分子已经不远了,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报纸上的文章都说了,在我们每天排出的大便中有30%左右的营养没有被吸收,这说明我们吃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否则怎么会消化不了排出那么多的营养素呢?又说:应该正确认识什么叫“饱”,“饱”并不是要吃到肚皮鼓鼓,而是满足身体需要就可以了,已经有那么多(30%)的营养没有被吸收,说明定量不仅够吃了,还可以减少一点支援国家建设。批判一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要我对大家的“帮助”表态。我惶恐不安,十分痛苦,表态说粮食定量确实够吃了,之所以感到吃不饱,是自己对“饱”的认识很错误。但是我回避了对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抵触,因为14岁的我,确实不太懂得什么是统购统销政策;我也回避了跟党不一条心,因为14岁的我,也不太懂得一条心或几条心的问题。

经过这次批判,我变得自卑了,终日沉默寡言。从1958年开始,学校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除了认真学习,就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参加劳动,我成了劳动好、学习好的好学生,并在初中毕业那一年,被老师指定为班干部。但是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并没有什么提高,对那次批判始终想不通、有怨气。

二、大学二年级再次受批判

1959年我初中毕业考进郫县第一中学读高中,由于学习好、劳动好、人老实(自卑寡言被认为是“老实”),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当了班干部,还加入了共青团。1962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据说政治经济学又是前途辉煌的专业,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表现,争取美好的前程。初入大学,我对大学老师很崇拜,认为他们都很有学问,是知识的化身,什么问题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解答。

当时中苏论战已经公开化、白热化了,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正在陆续发表,我们每周的政治课都在学习和讨论中共中央的评论文章。在学习讨论中我向政治课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是列宁亲自缔造的党,我国一直以苏联为师,有些人对学习苏联表示了不同意见还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苏联共产党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苏共主要领导人就变成了马列主义的叛徒了呢?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我怀着好奇和疑惑的心情期待着老师的回答。老师略微迟疑了一下,面带笑容地说:“我们现在暂不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提问就这样结束了,我也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次提问却成了我再次受批判的材料,这得从一年后大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起。1963―1964年,中共中央指示全国在校的大学生,都要分期分批参加一年正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川大学参加的是四川省达县社教工作团。下农村之前,我们先集中在达县县委党校整训,主要是“洗手洗澡”。所谓“洗手洗澡”,就是在下乡之前先要清除掉自己身上的肮脏东西。“洗手洗澡”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揭发、人人过关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活动,上级领导一再动员大家要有“脱了裤子割尾巴”的精神,要把一生中隐藏最深最肮脏的东西统统主动亮出来向党交心,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和组织审查,否则是过不了关的。我仔细回忆了自己从少年到青年的全部经历,先是想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饿难忍偷吃过一把学校栽种在路边的青扁豆,但又担心仅此一事过不了关,于是又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我在思想深处曾经闪现过对省、地、县委的埋怨情绪,认为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三年经济困难,都与省、地、县委的官僚主义有关系,他们应该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我当时的虔诚愧疚心理是:党的领导们都是代表党的,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是不应该去想领导们的过失责任的,更不应该有什么埋怨情绪,自己的“一闪念”情绪是不健康情绪。于是作为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我在会上讲出来并自我批判了一通。派驻我们班领导“洗手洗澡”的是四川大学团委一位副书记,他的阶级警惕性很高,立刻警觉到我的问题非同一般,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他说:我们都经历过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能克服困难、正确对待,为什么你却要追究责任,还把责任想得那么高、那么远,连省、地、县委都想到了?而且这个问题早已经过去了,你到现在还耿耿于怀,还对省、地、县委有意见,这说明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很严重,与党离心离德。他立即宣布我为重点批判揭发对象,号召大家深入揭发我的其他问题。在揭发批判中,一年前我在政治课上向老师请教的那个问题也被揭发出来了,一些同学批判我提出那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说明我对党离心离德,缺乏感情,对苏联修正主义恨不起来,可能还有同情心;有人还以蒋介石为例,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大家对他只有仇恨,从来不会去想他的主观动机如何,而你却在考虑苏联修正主义头子的主观动机问题,你不是同情苏修是什么?你的感情很反动、很危险,有可能成为修正主义的同路人。

同时被列为重点批判揭发对象的还有另一位同学,他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专家”,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许多马列著作原文。揭发批判他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他读了有关曾国藩的书,说曾国藩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天行军之后都要用热水洗脚,减轻了鞍马劳顿,他说他也学曾国藩坚持每天用热水洗脚,确实感觉有消除疲劳的效果;二是他以前在政治课讨论中曾经说过可以把包产到户作为恢复农业生产的权宜之计。大家对他批判的大意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曾国藩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人民的敌人,是历史的罪人,他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对他只有仇恨,你向曾国藩学洗脚,说明你不恨曾国藩,欣赏曾国藩,阶级感情有问题;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你主张包产到户是犯了根本立场的错误,是屁股坐到敌人一边去了,迟早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揭露“反动日记”和“裴多菲俱乐部”

在这次“洗手洗澡”活动中,还揭露出了中文系一个学生的“反动日记”和一个跨系的“裴多菲俱乐部”。所谓“反动日记”,就是有的学生在日记中流露出了一些那个时代所不容的思想情感,或者表达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对某些路线、方针、政策有不同看法,或者对某些大人物做了不恭敬的评价等。这些日记如果被人发现告密上去,轻则进行批判斗争,重则开除学籍甚至像右派分子那样送去劳动教养。与“反动日记”相反的是“红色日记”。所谓“红色日记”就是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如何听党的话,努力学习领袖著作,并在领袖思想的指引下进行思想改造和革命实践的情况。学校号召大家多写“红色日记”,报刊上也发表一些先进模范人物的“红色日记”供大家学习。有些同学把自己写的“红色日记”送到党组织那里去请求指导,或者作为向党交心的汇报材料。

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就是一些志同道合、有相同情趣爱好和思想观点的大学生,经常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抒发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见解,有的叫“××文学社”,有的叫“××诗社”,有的叫“××沙龙”,或者干脆什么名称也没有。“裴多菲俱乐部”是1955年匈牙利事变前匈牙利国内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成立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匈牙利事变被镇压后,“裴多菲俱乐部”就成了我国知识分子中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组织的代名词,如果有谁被认定为“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次揭露出的“反动日记”和“裴多菲俱乐部”是如何处理的?这些同学最后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也不敢打听。

四、我学会批判别人

在达县集中整训一个月以后,我们被派驻到农村人民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可笑,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我们受教育的必然结果。

1964年上半年,我在达县赵家人民公社一个生产队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负责整顿大队团组织的工作。团支部书记是一位23岁的女青年,她工作积极、性格开朗、上进心强,刚刚结婚3个月,丈夫31岁,是一位解放军现役排长,婚后已回部队去了。有些青年向我反映说,她好逸恶劳,看不起农村人,在与这位军官结婚之前,拒绝了许多农村青年的求婚,直到23岁才嫁给了比她大8岁的军官,足可以说明她不安心农业劳动,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我也认为她思想不健康,于是请示了工作组领导同意,召开了团支部生活会对她进行批判帮助,逼她承认结婚动机不纯,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还说这是思想领域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把她搞得哭哭啼啼,萎靡不振。现在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十分惭愧。但在当时,我认为是在抓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在帮助同志,心里还有些扬扬得意呢。

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后至1980年以前,曾经长期当过中学教师,很多时候都当班主任。有些学生比较调皮不好管理,我也好几次使用阶级分析法,组织全班学生上纲上线对他们进行批判,虽然起了威慑作用,班级秩序比较好了,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这些挨整的学生心灵受到伤害,变得消沉了,更多的学生对我敬而远之,活泼的班级气氛没有了,师生的感情也淡漠了。

五、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许多青少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表现得那样无知、那样迷信、那样疯狂、那样凶狠、那样缺乏人性,难道不是他们长期接受斗争哲学、惯用批判武器、思想僵化压抑、心灵遭受扭曲的结果吗?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人的劣根性的大暴露、大检阅,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缺陷不是在天天培育和滋生着这种劣根性吗?国民素质的高低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中社会环境和体制是重要因素,所以,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才能提高全民素质,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旧体制的复归和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

——转自《炎黄春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7期2016年7月8日—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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