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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千禧代「段友」的政治出场与中国政治进步的希望(图)

2018年04月18日

对于许多致力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人来说,最近因当局关闭「内涵段子」社交软件而引发的「段友」抗争事件,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认熟知中国政治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感到惊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检讨的问题。自习近平上台,尤其是在他「修宪」之后,一种悲观甚至是绝望的气氛,弥漫在渴望民主的知识人群中,尤其是弥漫在那些原来认为中共会很快垮台的知识人群中。

悲观的理由之一,是看不到习近平有「迷途知返」的可能,虽然还有人继续坚持,等习完成集权,他就会展示出善良正直的一面而「党主立宪」。随着习的表演越来越充分,这种乡愿也就越来越难以自欺欺人。

最近,百岁老人李锐拒绝对习近平提出最后忠告,因为他也非常清醒地看到,任何善意的忠告都是习不可能做到的。悲观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看不到中国有推动政治进步的社会力量在成长,在悲观者眼中,中国的新生代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关心老一代知识人热衷的政治理想和理论,千禧代是「娱乐致死」的一代。结果是,一些原来对中共必垮,民主必胜有信心的知识人,转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且越来越相信,专制政治的文化基因遗传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那么,「段友」们的抗争带来的「惊喜」,是否给对中国政治进步悲观的人,带来任何转为乐观的理由?

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太乐观。首先是因为我对「段友」非常不了解。我的一个猜测,就是「段友」的核心成分,是「城里人」的后代,或是新富阶层的后代,他们能不能顶住中共的高压迫害,尤其是能否顶住各种流氓政治手段,包括对家人的连坐和职业机会的威胁,可能是一个问题。

顾虑的另一理由,就是中国仍是「农民儿子」占据多数的国家。近二十年的高速城市化,虽然把整代「农民的儿子」驱赶进城,但他们的价值观与城里人还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等级身份」制度,对农民儿子保留了系统的歧视,迫使他们为提升社会地位而恶性竞争,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来打压以「城里人的儿子」为主体的「段友」。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化,有与这个因素有关。

当然,今日中国和世界,毕竟与上世纪大不相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并非基于「乡愿」,而是基于有历史和经验根据的新「理论」,来支持对中国政治进步的乐观呢?

感谢任剑涛对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的精彩书评,让我对千禧代政治出场的重大意义,有了深一层的理解。我并不知道「段友」们在多大程度上跨越了城乡对立的边界,但非常明显的是,千禧代的「段友」网络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因而是开放的社会网络,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并非基于西方经验産生的政治理论,而是基于自身对自由的体验,是基于这种体验基础上的共同情感。

正如福山指出的,政治秩序演进主要不是依据理性,而是情感。中共当权者正借助复辟「血统论」来强化专制,这就令千禧代成为当权者史无前例面对的对手。中共权贵仍在大量把子女和财産转移海外这个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对专制的前景,其实并不抱希望。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8-04-1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3期,2018年4月13日—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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