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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峰:打压出版反映“合法性危机”深重

2016年07月29日

中国真的“强大”!她“强大”得连一点点不同意见及声音也容不下,她“强大”得连民众看一点点政治评论的兴趣也受不了,她“强大”得要让百家不鸣,只剩共产党一言堂。在中国“崛起”及“强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异见者被囚、被拘的名单越来越长,从刘晓波到刘霞到高瑜到一众维权律师,我们看到被禁、被查封的敢言刊物越来越多,最后连只是作历史反思、由老干部办的《炎黄春秋》也不放过,逼它自行停刊。

一言堂魔掌伸延香港

可这个“强大”的中国不但在内地厉行一言堂,她还把魔掌伸到境外地区,伸到香港来,去年就把铜锣湾书店多位股东及员工无理拘捕及起诉,包括强行把书店职员李波从香港掳回内地,完全无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及一国两制。前天,内地法院又以非法经营的罪名重判在香港出版时事刊物的两位新闻工作者:王健民及呙中校,其中王健民被囚5年3个月。这些做法反映北京当权者打压不同意见已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拘捕、审讯出版异见、论叙书籍的人只是整个打压异见行动的一部分,当权者的维稳部门的打击面绝不限于出版商或杂志社,而是印刷商、发行商、分销商、速递运货公司,买书的读者,借阅的人都不放过,都一一成为被查问、滋扰以至提讯对象。有内地速递公司表明不再代送任何以繁体字出版的书刊,以免公司及职员惹麻烦。而地方公安部门更会拿着订书的名单逐一约见订购境外书籍的学者、民众,要他们交代订购的原因,有没有传阅,甚至要他们把书交出,以免再在社会上流传。这种地毡式清查“禁书”及政治书籍的做法跟文革或反右时清除资产阶级“毒草”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来得更荒谬,跟时代更脱节。试想想在知识普及化、信息爆炸的年代,一个自夸已走向世界之林之大国,一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居然用上类似“焚书坑儒”的手法想把异见书籍、刊物全数清除,这不是开历史倒车又是什么呢?

其实,北京当权者大举镇压异己,整肃敢言刊物、新闻工作者及知识分子反映的绝不是什么强国崛起,而是显示中国的所谓强大只是建立在浮沙上;而北京当权者大开历史倒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惯于专权、惯于一言堂,更反映他们心中的虚怯,反映他们面对空前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无法化解,只好以加倍力度掩住悠悠众口,希望把异议及威胁从萌芽阶段就消灭。

当权者穷得只剩下穷

自从六四镇压以后,北京当权者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已完全破产,根本提不出什么新的想法、理据稳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唯一的窍门或手段就是力促经济发展,就是不计人文、环境及社会代价加快经济增长,以制造繁荣的景象,即使“穷得只剩下钱”也不在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新确立北京当权者的功绩及执政地位,纾缓政治困局。

可惜,自90年代开始的粗放式经济发展近几年走到尽头,衍生的问题从环境污染到贫富严重不均到贪腐已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更糟的是,经济增长开始明显放慢,地方债、企业债变成重大危机,而原本作为政绩的“钱”变得越来越少,并且要把大部分留下来应付可能发生的金融、社会危机。换言之,北京当权者连“穷得只剩下钱”也维持不了。在新常态之下中共是“穷得只剩下穷”,连经济增长或繁荣这块政治合法性的“遮丑布”也失去,成为没有穿衣服的国王,给民众看穿它只是赤裸裸的专权机制。

为了避免“合法性危机”演变成严重的管治危机,北京当权者只好把打压行动升温,只好铲除任何异见及对政权的质疑,以营造一个稳定、无异声的局面,这正是全方位打压政治书、时事读物真正原因。但是,异见、异议是不可能消灭的,民众的不满更不会消失,因为几十年来累积的矛盾及不公已难以解决,“合法性危机”很快会变成严重的管治危机,直接威胁北京当权者的地位及权力。因此,大力打击“禁书”及拘禁异见者反映的不是强大,而是当权者词穷理屈及虚怯。

——转自香港《苹果日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8期  2016年7月22日—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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