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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未:破局——乌合之众的当代价值

2018年08月03日


破局(网络图片)

原子化维稳和破局思维

民众对民主愿望的要求不仅体现为对现实公平的争取,也体现于极权下原子化维稳的反弹。原子化的本质在于它要对全社会进行密切监视,以在最局部的状况中瓦解社会民众作为个体及群体组织的反抗能力。同时,原子化也为社会告密提供了无限且精准的现实条件,这并非如几年来大陆公知所喊的那样,文革二点零版快来了,是因为在实际上,文革不是快来了而是早就来了,并且不是二点零而是已倒退至三点零版。这就是所有民主运动与一般批判在判断层次上的不同,是在于文革和恐怖,从来不是突然来到而是早已来到。由此,所针对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前提和发展,以及作为某种模糊状态的海外民运,在此情景中,则又体现为疏远的、过于陈旧的和早期民主思想相像但却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序列,并又因中共绝对性的无限割裂状况,使得转型在民主思潮和网络运动此两大载体中,陷于沉沦的危机。

由局域网承载的,则是大陆网民通过现实身份的交互之后所形成的民主舆论平台,它反映了与原子化监控同等境况中个体反抗的直接性。也就是,网民用话语进行反抗,以求得在意识及思想层面上与中共极权进行反制的弹性与力度。因此民主与话语在实际上就是行为属性的彰显。它区别于在不可能实现和越来越严酷的状况下,民众在现实抵抗领域内所要面对的选择途径。众所周知,习近平与民主之间永远不存在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好的等号,而是在经过了这些年后,大多数民众都看透了习近平实为民贼独夫的本质。因此,原子化的强大监控,它无法表明中共是具有未来的,而只能表述为:中共正在经习近平之手,走向垮台和崩溃。

围绕着民主运动、社会抗争和转型所展开的,即是在中共大幅度倒退至毛文革状况的各种迷思,也正如长期以来,民主阵营无法挣脱的破局迷思一样,是因为困守于破局的陷阱中,从而导致了思维固化的民主状态,并在根本上忘记了,破局的本义正是要忘记破局,并在此纬度上,构建、确立现代民主的大陆机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陆的社会及民众在中共全方位的维稳监控下,所能做的只能是抗争及话语抵抗本身。而海外民主人士及阵营则要就现代民主的大陆体系进行筹备和联合,以弥补大陆本土缺乏民主团体的事实。进而言之,只寄希望于本土抗争就能达成对破局的意愿,则必然要面临是否能破局的死结。须知,海外民运在相对层面上,有建立民主组织及团体的环境,有自由表述、共同协作的思想资源,也有身处自由世界的切身感受和优势资源,因此,不能仅站在狭隘立场,或仅依靠八九后的流亡心态,面对当下大陆的复杂状况,就大陆民主的可能途径进行书面上的臆测。这也包括了,有一种长期以来占据着海外民运思想的现象,那就是,他们总是站在一个其实已经没有价值的位置,对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进行喋喋不休的各种分析和论述,而完全忘记了,在环境、资源和空间相对充分的状况下,就如何发展并巩固民主阵营的事实团体进行创建性的开拓。

转型时期的错误

原子化的全社会监控,导致的必然是大陆本土无进行任何实质性突破的状况。但是,这仅是可以明确预测的一个部分,它不能用于对整体大陆社会介入现实抗争的依据,是因为中共体制的本质在于,它要以每时每刻触发社会混乱为其统治的手段特征,也就是抗争从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爆发的,抗争的一切原因都来自中共特权和官僚体系的全天候的恶意触发,因此,大陆抗争的行动及特征也就一样时刻出现。从这个意义而言,就已经不再是仍要去讨论是否需要破局、或破局的途径这样一类早期民主运动才会要提出的简单问题(并且很有可能这是故意设置的一种迷幻话术,用来分化民主力量),而是要更改为,破局本身就不应该成为民主抵抗的主要命题。因为现实的变化是必然的,盲目追求途径则意味着民主运动在转型时期的重大错误。

一切基于破局思维的社会抗争,在本质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显现为转型的原因在于,维权与围观在原子化监控中不是主动的结果,而是封闭的体现。就像抗争和诉求是维权的行动表达一样,在转型和破局之间基本上不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时代联系。这也正如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与呈现来就大陆民主进程进行类比的状况一样,均是在根本上回避了一个有着双向状况的现实形态。也即,抵抗是被动选择,其结果是被极权碾压,同时抗争又作为触发希望的动态,介入对转型的唤醒。与此同时,中共又将暴政机器释放为事实性和随机针对状况,以确保政权不会陷入转型途径,避免丧失特权随时征召利益的优先性。这种悖论的产生和过程导致了民主运动在大陆本土的完全消失。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社会人口对现实公平的呼吁程度恰好等于被统治秩序伤害后的反弹过程,也就等同于在大陆本土的领域内,民主运动是以另一种非民主运动的状况介入到转型的进程中,而无论中共的社会监控体系是否映射于每一寸和每一角落。

从统治术的角度而言,中共的社会维稳是确定的,但是从社会现实的层面反观,则又可以理解为,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维稳需求的自我粉碎,这不仅是因为在无限权力机制下,在唯最高权力为唯一权力的等级序列中,中共时时刻刻都在制造一幕又一幕人间惨剧,并且伴随着大量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程度的迫害(现实利益及各类权利事件)。这种状况,就可描述为,中共越是大力维稳,社会就越混乱。因此,现在的关键不是中共所谓的保政权问题,而是说,这种政权在根本上就不是政权,也即不存在保或不保的问题。这才是跳出破局陷阱重回转型视野的先决条件,也是对民主运动无法连接社会抵抗的长期被动状况后,产生的新的动员角度。它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什么才是要优先思考的议题以及所要急切面对的危机,并依此做出确切的选择。尽管,这一切都将面临更长时间的考验。

乌合之众的转型正义

如何在甄别破局陷阱的现实危机之后,理解并激活社会抗争之于转型的现实价值,则又取决于能否对民主运动作为现代政治的结构进行属性协调。这是因为,民主运动多多少少在这十年中变成了某种无法识别的存在,它在民主层面上似乎不与社会现实产生关联。当然,在一方面,这也是因中共在习近平操纵下,开始对全社会进行政治高压和全社会文革化所造成。但从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民主运动阵营在退守状况中,失去了重新理解民主及大陆转型的深刻性,并由此导致了运动失效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又在极简单的逻辑层面上将维权等同于转型路径的判断,直接造成了民主血液的流失。须知,身处大陆之外,以自由视野丈量大陆民众在极权压迫中的非本真反应,继而得出某种肯定结论,这样的视野,正是使得内外民主力量的价值变得毫无立足之地的最大病因。而要改变这种极其简陋的观念,就首先要明确,无论社会群体在何种境况中,其为争取个体被剥夺的权利并呈现为社会事件时,即是对民主转变的现实增进。并且,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中共原子化控制所期望达成的社会沙漠效果,将会失效并荡然无存。

社会抗争组织化的幻想与片面追求破局一样,已不再隶属于民主转型的检视与联接,是在于社会常识将通过其他方式,以期望在被无限高压的情景中,重新回答并阐述社会抗争的时代肌理。尽管,当下大陆在素质论及文化决定论的层面上已貌似达成了和解(想想看,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也就是大家都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以前所有的争论并未触及到大陆主要问题,或者说,承认了社会抗争首先在现实地缘中具有着不可压制的事实性。这即是对中共作为邪恶权力肆意侵害民众的证据,也体现了民主本身其实不会超出一般政治常识。而当下所有的问题来源都在于中共莫名其妙的视政权为最高意志,由此才构成了自49以来大陆民众的苦难。但是,中共的理由无论有多么可笑,都不会逃出接下来的一个反问,这样的所谓政权中共能保多久。这就是在现实上的有关政治逻辑的正常推论,它也是对所有民主运动以容纳而非排斥社会抵抗的开始。因此,在无缘于组织化和社会原子化的沙漠中持续推动转型的可能之后,不公平并不会因为放弃抵抗而消失,而就这一层次进行判断,继而追寻转型逻辑,就是对社会抗争符合现实的手段呈现。也就是说,一切真实的社会抵抗都具备社会本身(而非抵抗能否组织化)的能力和倾向,因此,陷于困境和难以谋求民主机会以迈入转型此一理由,在本质上根本不存在。

维稳从政治领域的角度观察,在事实上能够形成的恰好是中共政权的非法性,同时,中共越来越规模化的维稳形态必将导致维稳序列的溃败,这是一种无限细分的衰败过程,意味着维稳的最后必然会变成除习近平之外所有的大陆人口将由执行维稳、观看维稳到被维稳。当然在实际上这种情景最多只能执行到百分之一,因为届时中共必然提供不出更多的执行数量来应对需要被维稳的体量。尽管这看上去比较无奈,甚至对于民主运动的转变过程而言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是,出于要考虑到中共的极端反人类性质、以及其执行的众多数不胜数的血腥暴政,那么,即使在无组织的社会沙漠中,也一样蕴涵着推翻中共暴政的民众力量,而无论中共的控制有多深。这就是独裁与民主的最终区别。假若大家都认为大陆民众不过是乌合之众,那么,这也不要紧,也可以告诉世界,恰恰是这些被判为乌合之众的民众,他们才是制服并彻底颠覆中共邪恶政权的体现。要相信这一天会到来,包括对中共的清算,以及同时而来的,对转型正义的争取和自由民主的承诺。

——转自民主中国(2018-07-1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1期,2018年8月3日—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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