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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田:再说文革:看红朝的病狂与后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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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9日


文革(网络图片)

(一)

中国文革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属于共产国家生活中一个极端情况。尔后柬埔寨共产党的更疯狂行为,是对毛派革命导师毛泽东道路的发展。

广义上讲,共产国家自建立就需要对文化进行革命,依据的是自身逻辑,是因为当权者皆宣称代表的是劳动者阶级,新社会将由工人阶级做主当家。既然这样说,形式上也在这样做,当然要另建一套与新的权力架构配套的话语体系。通俗地讲就是卖什么吆喝什么。需要另建一套话语体系,改造和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乃至风俗习惯,也得跟上来。

但是一个悖论随之出现。既然规定了谁是领导阶级,也就明确了谁是被领导阶级。不一样的权利与法律地位,各阶层就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类似野蛮政权从人种上、民族上、血缘上,把人分成了优等和劣等。

这样的社会,对劣等人明显的排斥、盘剥、歧视、打压,只会走向变本加厉,后果也就十分严重。因为屠刀能让劣等人屈服,无从消除劣等人的内心仇恨并将仇恨代代相传。另者,根据生产分工与财产多少来确定阶级很容易,根据不同爱好和思想来判定敌我就是大麻烦。偏偏凡人皆有欲望有幻想,对言行不合拍的人怎么办呢?若不打压他们,旁人就会有样学样。若打压他们,新的敌人就会出来。敌人一多,镇压力度就得加大,镇压力度加大,社会关系愈发紧张,恶性循环的结果,可想而知。

近千年的中国历史,强闯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才这样做。如蒙元、满清两个王朝。他们视汉人为劣等人,除了野蛮,另有不得已成份。源于他们人口少,社会基础面窄,非铁血手段进不了中原,非无情屠杀摧毁不了汉人的旧家国意识,不立威就巩固不了新皇权。但是,这一来他们就更加缺位了自然合法性,社会生活中天然的敌对心理一到非常时期就会发酵。元朝统治只有满清时间的三分之一,主要因为它太好霸王硬开弓。清朝应功于它摧毁了汉人的抵抗意志后,转向了重视经济生产,接受了汉文化于它有利的成分,大量收买汉族读书人,同时开疆拓土为自身争来了荣誉也替国家争了光,遂为缺失的合法性扳回了不少分。虽然如此,社会仇恨仍在,当它步入末世,情况更趋严重。

这里插上几句:笔者生于湖南湘潭,幼时常随老父出入茶楼,几次听见老人谈及几百年前的湘潭屠城,所说有场景、有细节,听得笔者好不惊骇,油然而生对满清的反感。它说明了靠疯狂杀人起家的政权,都难得到好评,必须以史为镜。

中共打江山,坐江山,本来不存在民族心理隔阂这道坎,因为自身是汉人。在汉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度,属于天然优势,理应珍惜,倍加呵护。因为民国几十年痛心事儿也不少,主要属于二战前旧时代力不从心的问题。然而,中共太自信。引进共产制度靠吸引一两个阶级,排斥其它阶级进行统治,一时有效果,时日一长却是替自己挖坑。因为领导阶级必定自视优越,激活的是人性恶的一面。而生活中的好处终究有限,哪里可能让领导阶级人人都分到一杯羹。当领导阶级这顶高帽子中看不中用,离心就会开始,末了就是把各个阶层都得罪。而只要造成了严重后果,纠错也晚了,这实在是浅显的道理,中共的回答却是霸王硬上弓。

把中共早期行为归于苏共苏联的言传身教,一半对,一半错。它出生于民国新国体建立不久,文明基础几乎未动,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所信奉的共产学说对也好,错也罢,只要允许讨论就属于正常现象。但一旦成了为权力而战,不容分说,性质就变了。它在夺权阶段认苏联作干爹,也是不得已,需要干爹的钱与枪。但是建政后朝苏联一边倒,反映的就不是国权思维,而是江湖帮规。却又不识山寨国国王毛泽东另有图谋,为日后争做共产世界大教皇而不惜以屈求伸,实为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实际,中共的江湖帮规,各个山头利益的集萃罢了,新颖的面子与陈旧的里子并不相称。井冈山山头是高人一等的,这从十个元帅的排座次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朝苏联一边倒,类似于“宋大哥”领着众头领接受朝廷招安。事态不止如此。建政后大量屠杀地主和反革命,效法的乃是苏联再加蒙元、满清的立威经验,实为下策。从此这条路上不能回头了,也就犯了常态下中国帝王术治国理政的大忌。不过,较之高层同僚,毛泽东又棋高一筹。如果不是梦寐以求做世界伟人,他多半不会出兵韩战,正如他曾经不允许八路军北上配合苏军作战一样。野心从来误国殃民,不为虚言。只可叹这帮新的梁山头领,又一次被新的“及时雨”给骗了。当他们开始识得毛泽东的真实狂想,已是大跃进以后的事儿了。至于中下层的文盲党徒,更不消提了。

所以,毛泽东日后发动文革,离不开他的“久有凌云志”,也是他骑上了专制虎背的逻辑使然。他早成超人,是超人就须保持神秘感,偏偏超人的底细已为同僚所知,例如庐山上就差点儿被彭德怀揭了老底。这迫使他不能后退,还需要新创举。就新的梁山众头领而言,一样骑虎难下,难不成梁山散伙不成。几十年来杀伐太重,又把众生分成了三六九等,只能追随“宋大哥”到底了。

然而,革文化的命分明比打仗还难。读书人必有不同见解,老百姓世世代代形成的生活观念、习俗、道德、是非美丑标准,哪里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只要不是白痴就能明白这一点。上层官僚不想过激,毛泽东却箭在弦上,又偏不信邪。他早就掌握了那帮人的软肋,若非他领着他们进了城,会有第二个吴承恩把他们写成英雄吗?而宋江如何能跟他相比。

(二)

文革注定了是一场文化外衣下的政治行为。不过,整肃挑衅毛泽东权威的官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乃是籍此净化上上下下的灵魂,形成举国一条心,供他改造中国与世界。他对此未必很有底,但他相信事在人为。至于成本会有多高,又会死多少人,不是他考虑的事儿。文革初期他的那些战略部署,确是围绕着目的进行的。为了打倒一个刘少奇而这么做,于他还犯不着。

做千古一帝又做万世师表,在毛泽东心里曾并行不悖。但自尽享大独裁者的快感,做万世师表的念头便拂之不去,批胡风批《武训传》,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认为他对文化人鄙夷与打压,与他早年在北大的遭际,特别遭王明等莫斯科经院派的排挤有关,不离谱,但折射的更多是对现有文化知识的鄙视。很简单,依得现有文化知识和文化人大行其道,他就甭想做万世师表。

事儿闹大了。现有文化知识不是一群人或几代人建立得起来的,是一个古老民族从茹毛饮血时代通过无数痛苦教训总结的经验。没有了它,人仍旧是人,却是野人。不是说现有文化知识不需要改进和提高,某些部分还要批判与摒弃,但与把一切推倒从头来是两回事。强行那样做,等于先回到史前时代,再造一次文明,怎么说都是病态。

因此,视毛式文革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遗症发作,不免牵强附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它向后看的内容,阻碍了对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变化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启蒙,不是强求一律。

共产党对文化的要求却是必须一律,毛泽东还要把它推向极端。这样的情况下要收获成效,毛泽东和中共就非动用国家镇压机器不可,对各种思想犯大围剿。于是,可能和平的文化运动,演变成了血腥的政治运动。伴随血腥的必是肮脏、下流。种种权能手段也就应运而生,花样翻新。阴谋、诡计、株连、谋杀、栽赃、告密等,人性的阴暗面全给激活,不可收拾。到了这一步,文革就成了一个疯子领着一群凶恶的打手,驱赶着亿万傻子向着风车开战。风车砸烂了,风仍在。

(三)

文革有两个空前的别致景观,一是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无知、荒唐、狂热到了极点。二是整肃跟不上毛泽东路线步伐的走资派,但凡带长字号的官僚一时间如临灭顶之灾。不过前者是造势,后者是重点。而这个重点中相当多人,民愤民怨并不假。造他们的反之所以激动人心,引发了城市各阶层的积极参与,不是无来由。正如尔后毛粉怀念毛泽东时代,不是无来由一样。向来如此,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总是讨人嫌。

但那会儿几个人看得清楚毛泽东的本来面目?

不能不说,毛泽东看官僚们的眼光很毒。他欣赏郭沫若写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反映了他对中共基本队伍低劣素质早就有了深切担忧。进城以后,主要由骄兵悍将变身的官僚队伍,相当多人很快就表现了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本色,例如竟相弃旧妻娶新欢。不排除少数人属于反包办婚姻,整体上就不能这样讲了,因为富贵了就抛弃共过患难的糟糠之妻,是对人性的践踏。毛泽东看见了这个趋势的后患,分明是中共走向旧王朝的开端。当然,他不会自责,他可是抛弃了杨开慧,又抛弃了贺子珍。他需要防微杜渐,倒也是他身为开国君王的职责。况且海峡那边眼下就有一个敌对政权不投降,出兵韩战招来了西方世界围堵悔之已晚,打造经济新纪元的大跃进又以惨败告止,他怎能想象新政权短命?

毛泽东不能想象新政权短命,同时不能容忍官僚们破坏他改造中国大计,就需要官僚们识大局、明事理。怎奈人人都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大道理,实践可是大难。无利谁肯早起?革命图个啥?怎么办?靠初心、靠教育,靠宣传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的等等,哄得了毛泽东吗?他信这一套,他还是毛泽东吗?

走资派当然嗅得出文革风向不对头,但是仍得拥护文革。这就是共产党组织非凡力量,上船容易下船难。实际中下层官僚是没有能力抵制的,只有上层权贵才有这个可能。但谈何容易,哪个皇帝会让朝臣一条心反对自己?况且,周恩来无掌大位的才能,刘少奇无兵权,同林彪的四野相比,邓小平的二野没有几个人,彭德怀早被领袖拿下又被他们落井下石,谁挑得起反对派的大梁。他们肯定后悔,不该把毛泽东送上云端,又让毛泽东独裁权柄,但后悔何用,只能抱侥幸,领袖会手下留情。

不过,事态发展固然大出官僚们意料,同样大出毛泽东意料。城市各阶层打心眼里认他是太阳是救星,当然按照他的教导起来造反。既然共产党革命要求六亲不认,受压迫者当然要对走资派不留情。遭受奇耻大辱的官僚咽不下这口气,恶气却不能冲党发,冲领袖发,只能先把仇恨深埋心田,盼着东山再起,狠狠地收拾暴民。此二者皆非毛泽东本意,他站在哪边都不合适,没奈何只能玩平衡术。先从造反派抓几个替死鬼,安抚官僚们。再从官僚队伍抓几个替死鬼,安抚革命群众。然而,平衡效果出来了,他的反复无常,过河拆桥也暴露了。他何尝愿意这样,这等于把戏穿帮,等于如来佛身后露出条狼尾巴。

果然报应来了,便是林彪事件。

尔后五年,属于文革冲天烈焰过后的余烬燃烧,先前两道别致景观不复存在。没有了虔诚学生的狂热投入,没有了城市各阶层的积极参与,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盛大的场面和狂热的场景成了记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严重短缺的柴米油盐。报刊上仍是陈词滥调,说不动人心了。便是毛泽东,也由金光四射的活佛,变成了暮色中烟雾缭绕的暗淡神像。他开始深居简出,身体垮了是个原因,是否还有心焦心虚的原因呢?权利场的暗战依旧激烈,是为上层文革新贵与中上层官僚们继续争夺权位,它是那样的丑陋,道士与鬼斗法的后面,遭殃的是那样无助的病人。

(四)

病人遭殃原是中共治下的宿命,文革属于又一个高潮罢了。

文革前的突出例子是59年到62年。北风呼啸下,霜冻加冰雪,北方大地一片白茫茫。几条主要铁路线上,货运列车上总是挤着蜷缩成一团的逃难农民。时称“荒车”。黄河流域,淮河两岸,尤其天愁地惨。听不见狗吠,难见炊烟,十室九空的情况不罕见,遍地乱葬岗,每有裹着草席的尸体扔下,很快便成了苍鹰和野狗大餐。但是全国各地官府,仍奉上面严令不得开仓放粮。 

迄今为止,无证据表明此严令来自毛泽东。毛皇早已不屑于过问具体政事,其时又退居“二线”,他未下此严令可以相信。甚至人祸初期他未必尽知详情。报喜不报忧,原是中共本色。领袖和党永远英明,报忧无异于挑衅。那么此严令非毛泽东下,又由谁下?

中共的天下核查此事,比登天还难。但是有佐证,便是有些省市上报的空前人祸特别死亡人数到了国务院,周恩来立即指示销毁材料,不得示人。他为何这样做?后者与前者分明属于因果关系。无前者不一定无后者,但是有前者就一定有后者。

周恩来不会无苦衷。人祸的源头就是毛泽东,他如实奏陈,实难料定从不认错的毛泽东作何反应,跟毛泽东过不去则是铁定。而他做上总理靠的是资历,善于揣摩人心,有相当人脉,一度曾是毛泽东的上司。但这些强项面对毛泽东可不是好事儿,他怎敢捋虎须。尔后事态表明,他做对了,为领袖解了围。然而,这能成为不准开仓放粮又销毁证据的理由吗?这只能是道士与鬼斗法,遭殃的是病人,几亿病人在他们眼里,也就那么回事,妨碍不了他们一个是救星,一个是圣人。

文革中的突出例子是“一打三反”运动。其背景是“九大”虽已召开,但此前几年表现出来的混乱局面,清楚表明万里江山一片红是假象。走资派屈服了,屈服却非诚服。各地造反组织太过泥沙俱下,野心家投机分子不在少数。阶级敌人人还在心未死。于是,毛泽东和上层文革新贵又谋划了一场大整肃运动,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次为训诫走资派、造反派皆需要守规矩。所谓守规矩乃是毛泽东永远英明、正确,叫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甭问合理不合理,矛盾不矛盾。

但是运动的具体运作,只能是“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掌实权的仍是被“解放”的老革命。在周恩来的巧妙布署下,省市级官僚莫不心照不宣,皆在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题目上大做文章,大开杀戒。办法是把大量的造反派司令,打人凶手,揪斗过走资派的积极分子,强行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是泄愤,二是严厉警告一应不满现实者,三是巩固官僚派的统治地位。于是,如同以往的土改,镇反,反右一样,恐怖迅速蔓延全国,至此,至少省级以下的官僚又站稳了脚跟,威权得以恢复。它带来了两个影响显著又深远的后果。一是各阶层民众明白了天仍是共产党官僚的天,做良民是日后唯一的出路,但同时也表明城市各阶层对灾难不休的社会主义开始了审视。二是官僚们复仇的欲望一经撩拨,一发不可收了。以往极少数正派官僚也变了心态,因为生活告诉了他们,良心没有用。

事态演变瞒不过毛泽东和上层文革新贵的眼睛,一时间却有苦难言,此种有苦难言不是反思共产党理念及行为自始就是悖论和闹剧,文革注定了无人是赢家,而是痛感江山是大局,恨官僚们不懂事,但暂且只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青集团与周恩来官僚集团的争斗半公开化,乃自此时始。他们较之官僚集团越来越不得民心,在于国民经济已近崩溃,几亿人生活贫困至极,科学、教育、文化近乎荒废,冤狱遍于国中,革命口号太不合时宜。平心而论,官僚集团无思想,江青集团则更无脑袋。不过,认为只有官僚们才注重抓民生,无非污名化政敌的权斗语言。如果林彪“四人帮”掌握了最高权力,一样会改变调门抓民生。谁也不会傻到跟权力的基础太过不去,除非毫无可能。

(五)

文革无疑是场空前浩劫。制造这起浩劫的毛江集团,其异想天开,劣根性皆堪称史无前例。这场浩劫中,官僚阶级受到了来自政敌和民众的过火对待,是实情,但不等于他们冤得很。他们当然不会检讨一场又一场灾难,该不是无权无势阶级造成的。可悲的是,包括各阶层精英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改开伊始,都听得进官方的说教。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竟然是不敢面对自身甘于沉沦的灵魂。因为几个城里人没做过那些事儿:告密、揭发、奉迎、拍马、盼招安、墙倒众人推等等。于是,多数人的所谓反思也就成了浮光掠影。

因此还得说道说道。

一、认为文革乃毛泽东的狂想和中共内部极左思潮的产物,大体上成立。却不免忽视了中共极左思潮的基础,乃中共本来就是共产阵线的异数。它和毛泽东狂想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拍即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苏东共产党的相同之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念与法西斯手段的组合成了一体两面,集合了一批激进小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另加大量无知文盲,极易为激进所左右。在资讯很有限的时代,既无识见和主见,也就喜盲从。不同之处是中共的忠诚标准成倍数压倒了素质标准,核心是帮派的投名状模式,你不出卖几个亲朋好友,拿什么证明你对党的忠诚?不止如此,中共还招募了太多的城乡流氓、地痞、无赖,因为他们最具革命性。这类人对苏东共产党半恐惧半向往的西欧工商业文明,一无所知,也没兴趣,于是,社会主义无非他们的时髦。是异数就势必出来更多匪夷所思的行为。如果领袖是希特勒,他们就会鼓吹种族斗争。如果是天王,他们就是拜上帝会会员。如果是成吉思汗,他们就会追求踏平全世界。总之只要能让他们得志,跟什么样的思潮都能擦出火花来。

偏偏这类人在中共的中下层组织里占据了优势。又在存劣汰优的机制作用下,势力越来越大,直达上层。并且成了传统,使他们的子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共建政后一次又一次发疯,他们皆是中坚。所以,即使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也会制造出来另一场浩劫。

今天就是雄辩证明。民心已丧尽,即便是逆来顺受的良民也不反对换一种活法了,因而北京需要天天强力维稳。这不可能是正常社会。更可怕的是中南海诸公,谁也不知道这日子何日是个头。无疑,当务之急应是采取得力措施尽可能挽回民心。然而,当局却高调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一带一路,大撒币。何其滑稽。此情况如同后院里埋着地雷,却在前庭摆擂台。真叫人不服不行。

    二、流氓习气、地痞心态、无赖手段初还只是红朝国家机器的润滑油,渐成这部机器的传送带,终于国家生活方方面面都得到表现。又一个悖论出来了。中共官僚们大不同于所有前朝的官僚,前朝的官僚一般敬畏天地君亲师,红朝官僚只敬畏党纪和组织。反过来,为了党的整体利益,又得把党纪和组织强调再强调,官僚们不到临终之际不敢表现人性本色,人格分裂的痛苦唯有自己知道。终于即便党魁若做不上独裁者,一样会被组织牢牢绑架。既然人生意义如此,也就该行乐时且行乐。上行下效,互相比较,于是又把这个党弄成了万花筒,盗国集团,金粪缸。到了这一步,再用制度决定论作解释,不免苍白无力。

显然,不了解中共的基本成分和演化历程,就理解不了官僚们在文革中的心态,日后强烈的要求补偿心理,六.四的执意开枪,不惜复辟八旗特权制度,受父辈言传身教的大部分红二代、官二代的顽固、阴毒、贪婪,自以为是其实惊人地无知,特别发展到了仇视中国人。也难以理解苏东波之后,中共生命力何以反而顽强。

三、这块土地特别适合毒蘑菇生长,也是一个因素。近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精神气质上属于一个封闭状态下的内循环系统。若无外力强烈冲击,并非不能再延续一千年,但终会从内部瓦解,因为违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强劲的西风冲击了中国,惯力与惰性却顽强地抵制,不能说一应抵制都无道理,但政治文化和国体是否适合开放系统,讨论本是正道。对此民国有心无力,红朝的办法是用另一个反动对反动。仅仅只是认识问题,及时纠错也还来得及。它偏自以为是,拒绝进言,发展到了明知错了,“老子偏不改,你拿老子怎样”,于是旧的怪像仍在,新的怪象层出不穷。今日习当局的行为,是有力的证明。他只能左手灭火,右手放火。既然毛泽东都玩不转这把戏,他不惹火上身才怪。当然它有一个行为应予肯定,迄今还未大开杀戒,但愿它能坚守始终。这样的行为加上上述两大悲哀,无论取得了何种器物业绩,仍无从遏制国本的溃烂。 

这里再插几句:有友人向我指出,是否还有汉人基因退化的问题?依据是千年来无休止的屠杀,真正的精英从来是首当其冲,导致了活着的人素质越来越低,等于基因退化,量变成了质变。我个人难以接受此论点,但又见识浅薄驳不倒它。

但有一点想来不会招致大非议,便是文明的复兴,任重道远。惟有各阶层活力的汇合,才能形成滔滔江河东流入海。

(六)

文革后通过改开中国变了大样,是实情,却首先是世界大势倒逼和帮助的结果,是几亿劳动者血汗的结晶。尽管如此,若中共能坚持退一步进两步,仍应对中共主导的改开予以肯定。不幸,改开从来就有严格限定,不能触动权贵的根本利益,本质上就是坚持与民为敌。一切由此决定。

于是改开说到底就是共产党的调整行为,它可能收获效益,也可能招来灾难,后者几率更大,已为二战前所有专制国家的改革实践所证实。当代和平与科技条件下,经济改革取得效益并不难,战后的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皆是范例。这里的关键是,斯密和凯恩斯的理论虽然管用,制度经济学更是根本。这不是新闻了,但鲜有人关注另一点,极权下异化的改开,规模越大,历时越久,后患越大。因为它们会使社会欲求与现实生活更加脱节,犹如越拉越长的橡皮筋,一崩断就会前功尽弃。王安石不会希望北宋变成南宋,路易十四不会希望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日本搞明治维新不会是为了迎接广岛核爆。但是这些故事都实实在在出现了。

四十年改开,惟胡耀邦,赵紫阳那几年让私欲服从公益的行为,为再造文明带来了希望,表现为大平反,广摘帽,鼓励年轻人学习各种知识,精神枷锁大半解除。遂使各阶层有了和睦相处、共建国家的动力。它的有形成效暂且很小,却是能供文明再造澎湃江河的源泉,异常可贵,容不得半点摧残。

六.四不是一次史上常见的镇压民众正义呼声的行为,是对文革浩劫后刚刚复苏、余悸犹存的良知良心的又一次强奸后虐杀,致使希望徒然变成绝望,它直接发酵了人人只为自己,人人只向钱看,生活不再有目标和目的,只有不择手段。无人自责,因为这里是中国。可以肯定地说,若时光倒流两个世纪,世界奴隶贸易的集散地不会是非洲而是中国,奴隶和奴隶贩子,都是中国人,中共是最大的金主。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改开伊始,似乎只一个魏京生察知到了不妙。

但我不认为魏京生有先知先觉。因为有一点很显然;取消了阶级成分自应肯定,但需要从此以后真正把所有中国人当人,否则,“劣等人”反而会从被领导阶级扩展为所有的人,事实正是如此,当那些骄横的红二代、官二代不屑于与普通中国人为伍时,他们就在事实上异化成了蒙元、满清的优等人,相应地把红朝复辟成了另一个蒙元王朝成满清王朝。至少精神状态如此。

中共一点都不知道这些吗?但他知道不知道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回不了头了。它有它的算账法和新话语,叫特色,这不奇怪。怪在几十年来,不但中国人认可中共的算法,而且美欧多数精英也如此。当然,现在他们发觉不对劲了。

事已至此,一个早已方方面面互相绑架的山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不付出高昂代价来理顺一团乱麻,甚至可以说成了一个黑洞,任何革新力量进去了就出不来,谈发展谈继续改革已不如谈大变后如何善后接地气。今日因贸易战引发的人心恐慌和经济寒冬,已经可怕了,更可怕的只恐是要不了十几二十年,只会加剧的内伤外伤一齐发作。内伤是中国成为不见硝烟的战场,善意绝迹,戾气无比猖狂。外伤是江河消失,土地不能耕种不能居住,粮食缺口,金融崩溃,遍地高楼化为鬼城,税收需要优先投入军费、维稳费、养官费、三公费加特权费,因忘恩负义让世界避之不及,高科技反成帮凶。此为三百年来世界大国转型之际皆未遭遇的凶险局面。以往,英国有遥遥领先于世界的生产力,法国有人道情怀人权追求,美国深知分权制度的不可或缺,苏联倒了俄国有资源,德国好战仍知善待雅利安人,日本狂妄未丢羞耻,印度并不挑衅世界,南非到底接受了种族和解。反观中国,拜中共之福,样样反着来。

中国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梦了。高科技文明的趋势已经很显然了;未来的地球人需要抱团取暖,非如此不能应对技术权能与文明为敌的一面。正如游牧部落少不得一支军队保护,农耕文明需要国家疆界一样,但凡地域文明跟不上此步伐,必定边缘化。若用过时的海权、空权武器来对抗,无异于再用义和团来挑战八国联军。因此,非常时期宜行非常之策。不可以拘泥于一个选项。应鼓励中共上层出来反对派,包括认可中下层的暴风雨,只要能够加快中国转型。务必审判死去与活着的独裁者,从此断绝野心家行独裁不受恶报的侥幸心理。无须太过担忧换汤不换药,终究时代不同了,四十年改开,本身就是一场启蒙运动,虽说效果不显著。不然就听天由命吧,让古老文明名存实亡,让山寨大中国不复存在,也不失为一条出路。毕竟,土地仍在,贱民仍在。不过,欲求此局面,仍不免大流血,时间更长的大流血。一句话,事儿弄成了这样,只能感谢中国共产党。

 

——转自民主中国(2018-11-0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8期,2018年11月9日—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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