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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国人批评政府的恐惧

2016年10月18日

有位朋友也写文章,近日告诉我,他又给海外投了篇稿子,并说这次把署名又改了。我随口半开玩笑地说:“你也太胆怯了。”朋友回答说“不是胆小。死都不怕,古稀之人了”;但又说“还是不暴露身份更好些,更方便点”。这让我多少有点不舒服:害怕就是害怕,干嘛非要遮掩呢?

其实,在中国因为批评政府而感到恐惧是很自然的事。人一恐惧,就会敏感,以至草木皆兵,甚至连同你夜间做梦也渗透恐惧。不单是写文章之人恐惧,普通民众也是如此,政府、统治者更是,当今哪位官员不日日心惊肉跳呢?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坦白说,这么多年,本人就因为写批评文章,一直在恐惧中。说来也巧了,就在和朋友闲聊的前夜,自己做了一个梦:听见有人敲门,并催促道:“开门、开门!”于是起床,透过猫眼一看,哇!见是几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手里都握着手枪。我心里一惊:这是抓我来了。说来好玩,这辈子做梦无数,但唯独这次梦记得特别清晰。想来,恐惧已驻入我的心中。

多年来,我写文章署真名——好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嘛。而且我也常跟朋友说:“本人只是写点小文章。如果连小文章也写不得,还谈何民主自由?”可话虽这么说,但我潜意识中也还是害怕。因为我知道,当局不会跟你讲道理,更不理睬什么“依法治国”。只要你批评他们,以致让他们不高兴、恼火,你就“死”定了,说你反党你就反党,说你反人民你就反人民,说你颠覆国家政权你就颠覆国家政权。法院是他们开的,他们就是法律,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最近有消息报道:有律师在法院被办案人员打耳光。该律师质疑,施暴者却说:打人也是办案。还有,也是最近的事:二十三岁的广东青年黄文勋(被抓捕时才二十岁),就因与几个人一起搞了一个“周游华夏践行光明中国梦”的活动——到达湖北赤壁市后在市政府门前举牌,呼吁民众参与推进民主化进程——这是一个多么具有“正能量”的举动哦,结果,遭当地警方抓捕,近日被湖北咸宁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你说这是法治国家干的事吗?你去跟谁讲理讲法?诸如此类,中国民众能不感到恐惧吗?

在一个专制国家,民众是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的。在这种国家,一个敢公开批评政府的人,说他不害怕不担心不恐惧,很难让人相信,至少我不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党独裁,民众大多不敢吱声,敢公开批评政府的人莫不笼罩在恐惧中。

也正因此,自己每次撰文都像戴着镣铐跳舞,即使给香港、海外投稿,也莫不如此。远的不说,近两个月来就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一次是我将稿子投出后,又去信要求编辑将文中某句话删掉,不然有关部门说不定就会上门找事。另一次是近日,也是稿子投出后,又跟编辑说,为了妥帖,又对文章做了一点修订。其实呢,就是害怕,怕

文章中的某句话会给自己招来麻烦。那滋味真是如芒在背,如刺在喉,寝食难安,恐惧不已。只有将那些敏感词语删掉,才少许安心。这些,海外编辑当然不知,他们很难晓得我等写文章批评政府有多恐惧。

这个国家自从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就位后,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近一年来,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公开发表意见,尤其是批评政府的人,都分明感觉到了压力。说不怕,或者把恐惧说成是什么“风险规避”,都是自欺欺人——关键还是怕,还是恐惧,甚至已恐惧到潜意识,恐惧到骨子里了。

我已经说过,自己并不反对其他作者不署真名以避风险,但即使有一天自己也因极度恐惧不敢署真名,也还是打内心认为,真名的力量一定大于不是真名。自己就曾公开发表过这种观点:如果发表批评政府意见之人,更多署的是真实姓名,那么,政府一定不会像对待用假名批评政府那样,一定会更加认真对待。因此,希望更多网民在网文后面署上自己真名,因为你署的是真名,对你自己说的话就不能不负责任;而你敢于负责任,也就不怕什么人来找你。大家都来说真话,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一定有救,一定有希望,那个所谓的“核心价值观”里的“民主、自由”也才有可能得到落实。

胡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结尾处有几句话,过目难忘:“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末尾一句,掷地有声!

关键是近一个世纪过去,今天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环境,与胡适那个时代相比,相距何其远矣!

2016.10.14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4期  2016年10月14日—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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