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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专政只剩一条路

2016年10月04日

北戴河会议已开,中共18届六中全会在即(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距离中共十九大,也就一年时间。不难想像,此时体制内部的权力博弈已经进入到了最为激烈也最为关键的时刻。受制于极权体制的资讯遮罩,包括体制内边缘人士在内的泛民间,对于权力斗争的内情并没有真切的了解,也就很难做出判断和评价。不过,在各种饭桌耳语中,一些传言如「接班人迟迟不见,有意推迟任期」开始发酵,甚至登上了一些媒体的报导。

泛民间并不能从最高权力博弈中取利,上述任期或是否设立接班人传言的发酵,更多地来自于对现行路线的不满:如果任期延长,意味着现行路线的继续。这种迫切希望最高权力尽快易手的想法,其实是一种焦虑心理的反映。

现行路线究竟是什么?国内外有诸多的总结,大致包括升高的社会压制、持续的体制反腐,对外放弃韬光养晦,等等。有别于江、胡时代,现行路线将希望寄托在体制力量的重振之上,将反腐和党纪作为其主要手段,这就势必损害到此前的既得利益,损害到一些已有的惯例,具体而言,现行路线提升了中央的权威,提升了强力部门、党务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的地位,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的自主性,降低了业务管理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等原有的既得利益,此外,现行路线强化了对社会力量的消解和压制,也会使得体制边缘的少数自由化人士不满,所有这些,构成了当前饭桌耳语发酵的群体基础,渴望着现行路线的尽早结束。

早就悬挂在大街通衢的所谓「四个全面」,实际上已经宣示了现行路线。2014年12月,习近平近日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后被总结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可以看作是现行路线的基本内容。

「依法治国」代表更严密和直接的控制

这当中,前两个全面,即通过深化改革以建设小康社会,是对邓小平市场化路线的沿袭,并无多少新意,放松体制控制以释放经济发展动力的老套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近年来围绕经济的各项改革举措大多乏善可陈,就是对这一点的印证。现行路线的特色,或者说让许多人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后两个全面之中,「从严治党」意味着反腐和整风等手段,「依法治国」则意味着社会进行更为严密和直接的控制。

但是,与上述饭桌耳语不同的是,这一现行路线的出现,并非某人的心血来潮,而是长期以来的体制核心焦虑,在现阶段的表现。对于体制来说,通过「从严治党」提升体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此为基础,再通过「依法治国」消解、压制新社会力量的崛起,乃是自觉的选择。

引入市场化以克服计划体制的弊端,进而挽救体制,是中共有见于苏东剧变后的根本选择,但市场化势必会产生出庞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孕育出异己于体制的权利和自由化诉求,所有这一切,都将对现行体制形成冲击,也因此,市场化以来,体制的核心焦虑之一,就是如何应对新兴社会阶层的挑战。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作为其后果的新兴社会阶层日益壮大,这一挑战也就越发迫切。

从理论上而论,顺应市场化的内在需求,改变体制本身,变专政统治为多元政治,变吸取性制度为包容性制度,这样的自由化乃至民主化进程,既可以摆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回圈,由此获得的持续经济增长,也能惠及包括执政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然而,本身即为彻底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政政体,再1989年镇压后,因体制内外裂痕加剧,更加建立在对社会异动的维稳乃至冻结这一基础之上,也因此,任何自由化过程,都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放大,进而彻底颠覆掉既有权力格局,在专政与民主之间,不可能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换言之,自由化这一选项,在一开始就因其巨大的爆炸性,而被否决掉了。

新兴社会阶层入党只是点缀

那么,能否将新兴社会力量吸收进体制呢?这样既能扩大体制的政治基础,又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挑战,如「三个代表」作为一种党建构思,就有将新兴社会阶层大量吸收入党,从而扩大执政基础的用心,但是,许多人过度解读了「三个代表」思路,在一些自由化人士看来,这一举措,将最终使得中共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变成为体现精英阶层(三个代表)利益的执政党(威权党),可是,这并非「三个代表」的本意,如果真如此,「三个代表」本身即构成了对现行体制的挑战,而这当然是荒谬的:

首先,企业家等的大批入党,这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摆脱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束缚,冲击现有意识形态框架,其次,由专政党变为所谓执政党,意味着在政权与社会的关系上,也要摆脱列宁式专政主义的教条,最后,在现实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上,新兴社会阶层的大批加入,挟持其资本、人际和符号优势,势必大大冲击乃至改变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这样一来,其实距离进一步的政治自由化,也就仅仅是隔了一层窗户纸。

正因如此,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尽管至今仍存在于中共党章乃至《宪法》之中,却并没有出现新兴社会阶层大规模入党的现象,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由革命党(专政党)向执政党(威权党)的转变,这一党建理论,也就逐渐沦为了一种统战手法:在维持既有意识形态、坚持专政统治,并不触动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情况下,部分新兴社会阶层人士被吸收入党,起到的只能是点缀或花瓶的作用。

政治自由化转型不能,大量吸收新兴社会力量也不可,对于体制来说,应对新兴社会阶层的挑战,也就只剩下持续消解、压制这个「自古华山一条路」。事实上,从江胡时代开始,随着新兴社会力量的发育,压制也就同时升级,直到如今的全面展开,这就好比用一双手握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双手的握力势必不断加强一样。现行路线实际是专政体制与市场化结合的自然产物,套句党国术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没有习近平的习近平路线

在政治自由化和大量吸收路线早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的今天,现行路线已经成为了专政体制唯一可以采行的路线,一些受现行路线影响的既得利益者所期待的,无非是倒退一两步,回到十八大之前的路线上去,可问题在于,这样的路线下,没有对于社会力量的主动消解、压制,也无从建立起体制群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体制而言,难道不是一条溃败的路线吗?对于体制而言,所谓退回到十八大之前的路线,或者指望尽早结束现行路线,并不是什么严肃的提议,倒像是一种无奈的赌气,并不具有任何严肃的价值。

现行路线是市场化之下社会力量持续成长的产物,面对新社会力量的崛起,对于体制来说,要么继续冻结,压制到底,要么社会力量爆发,体制被冲决转型。近来发酵的任期和不设立接班人的传言,寄托的其实是一种倒退选项,但这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任期延长与否,或者是否设立接班人,并不具有太重要的意义,就算没有习近平,也可能是没有习近平的习近平路线,这就跟没有了薄熙来,却出现了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一样。

——转自《上报》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3期  2016年9月30日—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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