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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穹顶之下》撞击“北京模式”

2015年03月03日

正值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之际,前央视记者柴静,以她曾是资深传媒工作者、深谙舆论运作的优势,以一个雾霾调查纪录片的问世,掀起了全国性的对环境污染的讨论热潮,导致了今年全国“两会”话题就此被“劫持”。

“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

时隔一年,柴静自掏腰包100万拍摄纪录片,带着《穹顶之下》的视频一复出,就一石激起千层浪。该片推出当天,就在优酷网获得600万次播放量,24小时全网播放量近亿次。片中“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等句子,也迅速成为网上热词。柴静为观众讲解了在过去的一年中,她所“看见”的一切,客观地抨击了体制问题带来的严重危害,拷问了中国环境污染的责任归属。她以自己的独特民间视角,记录了“北京模式”自信背后,其实是环保立法和执法的种种无奈。

原《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将柴静的这次行动看作“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她居于调查的动员,将引发新一轮的、更广泛的从立法完善到公共政策调整再到公民个人作为的治霾行动。”

需要舆论进一步挖掘的隐情

本来柴静已不是央视记者,按照当局的规矩,可谓非法采访。独立纪录片其实就是地下纪录片。记得去年宋庄独立电影节,就是因其非官方性质而被强行叫停。诡秘的是,柴静此次“非法”成果,居然能在人民网发布,并迅即在国内各大门户网站重点推介。在当今中国的高强度维稳框架内,所有展示公民责任与维权努力的民间尝试,都很难有乐观的前景。特别是在当下网络“严管”情势下,能推出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敏感话题,不能不引发各种猜测。据悉,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而刚刚才换了个环境部长,柴静的雾霾纪录片就成功传播,而且各主流媒体都出面站台,其中是否有权力斗争背景,也为舆论不解。由此可见,这一事件的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一大问号,其背后一定会有需要舆论进一步挖掘的隐情。

《穹顶之下》出世的正面意义

无论《穹顶之下》背景如何,引发多少纷争,柴静毕竟以民间视角,唤起了新一轮关注环境污染的公愤。因为,中国目前社会抗议增长最快的议题,就是环境问题。今日中国,许多城市雾霾锁城已成“新常态”。对此,钟南山院士曾在央视上惊呼“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从更长远地考虑,对人体造成更大的危害还在后头”。新华网2013年1月31日披露: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承认政府腐败造成全国十面霾伏。对民众来说,面对如此环境污染也早已忍无可忍,不少网民都在“拍砖”:“在中国特色中连喝西北风都要中毒了”;更不乏理性人士开始反思制度之害。眼下,中国大陆如此挥之不去的雾霾阴影,已经成为民众街头巷尾抨击“GDP政府”的政治话题。联合国开发署多年前就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记得曾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有关气候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话题,正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双重角度,对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如今,柴静《穹顶之下》的正面意义,正在于当此全国“两会”之际,再次动员了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共同引爆了这枚以“雾霾”为引线的“北京发展模式”炸弹。这不仅是一场来自民间社会的舆论倒逼,更是对每一个公民意识与责任的一次召唤。

官方从新闻站台走向舆论控制

中共当局一直试图在掩盖“政治谜底”的前提下,推动“环境治理”。而《穹顶之下》毕竟没有触及中共权力不受约束和被“中国特色”扭曲的发展观才是最大的污染源这个命题,所以能被中共主流媒体出面站台。然而,柴静纪录片的传世,却无法回避民间舆论指向政体问题。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柴静提出的问题早就存在,但她选择了十分聪明和专业的方式并获得成功。现在有人把它往技术上引,其实它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在中国又是个无解的问题。”正是由于柴静的《穹顶之下》不可避免地引爆了人们对“北京模式”的争议与思考,才导致了当局的恐慌陡起,立场紧急转向。3月1日晚上,中共宣传部紧急发出通知:“各家注意关于柴静《穹顶之下》所有相关各类报道、评论、访谈等内容,请于21时前一律从网站双首页、客户端等撤下。”并“要求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至此,有关《穹顶之下》视频均不让上传评论:“当前视频暂不支持评论。”这表明中共当局对《穹顶之下》因其不可避免地撞击了“北京模式”,终于从新闻站台,走向舆论控制。

再次给“北京模式”敲响丧钟

当今中国史无前例、影响全国范围的雾霾之祸力证,“中国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进一步恶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伴随着政府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应对合法性危机和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与贪婪,仅用了30多年就显现出来。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雾霾表征的环境危机,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预警时代。

柴静雾霾纪录片再次给“中国模式”敲响丧钟。其实,现代化国家转型就是视环境、资源和所有公共物品一样,要通过三种治理方案:其一,通过产权明晰让所有资源都有明确的主人,这就是个制度问题;其二,通过权力责任与制衡,来杜绝对公有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消耗,这也是个制度问题;其三,通过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自主治理,这还是个制度问题。因而,中国目前所爆发的环境危机,说到底就是“坏死的制度”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由于拒绝宪政变革,基础性的产权制度至今未能明晰,不论是环境资源,还是国有资产,都因产权所有者的实际缺位,而陷入贪婪使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在许多地方,正是中共特权把持的国有大型企业成为无法监督、难以根除的污染大户。与此同时,由于公权力不民主,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常常为市场力量所收买,或是畸形的政绩激励着GDP主义兴盛。更有甚者,政府自己渎职失守,还打压、限制民间环保力量的自治空间,使民间的环保努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此可见,今天《穹顶之下》撞击“北京模式”的客观后果就在于:它力证了当今中共引以自夸的所谓“三自信”的“特色”加“主义”的经济高速,恰恰不是什么最大的“辉煌业绩”,而是最大的执政败绩。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2期  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