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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记人权捍卫者张重发(图)

2018年02月14日


张重发(作者提供)

有一股神秘的脉络,在地底躁动。贵州这一古来全中国最不受人关注的省份,似乎存在着一股非华夏体系的力量,使这里的人们不太热衷于圆滑、世故和人情通达一类的混世逻辑。在统治者眼中,他们刁蛮、自私、不开化,既无法驯服,又难以“教化”,动不动揭竿而起。每逢王朝衰败,或者官吏伤民,湘、黔一带山区老百姓们时不时会诉诸暴动,这些暴动在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因为暴动中汉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山民往往精诚团结,难以分化瓦解,令官府大为头痛。统治者应该感到庆幸,穷山恶水的“刁民”们,无法在内地引发连锁波澜,他们在攻破地方官衙后大多自动退潮。

刁蛮之民们住在国境线围起来的栅栏地带,如果你以一位普通人,而非高高在上的老爷心态进入这些地区,会发现人们质朴、单纯而热情,以互掏心窝为寻常事,即便互不相识。张重发是贵州人权研讨会的一员,他平日不声不响,默默地为人权研讨会公干或者同道诸友私事奔前走后。凡有求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来无二话,去不流连。

此君的面色系标准云贵山区一带的古铜色,身形亦是典型山地人形态,不知不觉间年已五旬,依然精悍,似有耗不完的绵绵余力。他少言讷辞,鲜有激昂之色,更不好与人讥辩。在人群中,你很难在显眼位置发现他,等到人群散去以后,又时常发现他出现在你身边,体察有无效劳之处。

启蒙社自七十年代便在贵阳闻名于市井,张重发在很小的时候便对其有所耳闻。它系七十年代贵阳一批文学爱好者所创,初衷在于探索一条新的文艺创作形式,不同于官方用政治词汇堆砌而成的歌功颂德式“文艺”腔调。著名诗人黄翔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启蒙社最关键的人物。这个纯民间性质的文艺小社团很快演变,以思想、政治探索变成了它的基调,成为后来贵州民主思想的发萌所在,今天的贵州人权研讨会,即它的衍生。

年轻时的张重发并不是一位非常积极的政治反对派,即便是六四这样的社会运动性历史事件中,他也仅象当时的很多普通支持一样,到学校附近看看有无可以帮忙的事。在中国,历经过惨烈政治运动的人们,会教育他们的后代:远离政治纷争、政治组织、甚至政治词汇,无论它们属于何等性质,皆不要去考虑,甚至不要去尝试分辨它们。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狂热相比,饱经政治狂热摧残的人们创造了另一种生存理念:政治冷淡。狂热和冷淡是相生的一体两面:狂热带来的灾难和创伤,使人们在狂潮褪去后,因不愿做惨痛回顾而归于冷淡;而冷淡则导致缺乏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反思,又非常容易为新一轮的政治口号所点燃。

八十年代,人们对惨烈政治迫害的景象记忆犹新,象张重发这样对政治风云不甚热衷者们大有人在。他们全凭经验、内心的良知与正义感行事,并不热衷于去过问过多的政治是非,更不热衷在政治风云中抛头露面。九十年代初,中越战争停火后,边境贸易恢复,张重发赴越南边境从事贸易。那时有不少怀揣年轻梦想的人,无处施展,便到边境上碰碰运气。这期间有隶属台湾(准确地说是中华民国)情报机构的人员与他联系,与他讨论在边境建立一条地下通道,掩护受政治迫害的异见领袖们逃离大陆的计划。此事仅在讨论阶段便已终止,而从未进入过实质性探索。

就在几乎同时,一位曾经的贵阳启蒙社成员,以“民联”成员的身份与他联系。我们需要稍事介绍一番“民联”为何物?这是王炳章博士创始的一个秘密社团,王炳章系孙文的崇拜者,以当代孙文自居,不仅信奉孙文创立的三民主义,还试图忠实地模仿当年孙文的革命路线。王炳章本人和他的追随者们曾多次进入大陆,尝试效法当年同盟会,在国内建立秘密会党。我们不过多地评论王炳章及“民联”的功过是非,他本人及其追随者们冒着艰险想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是不可否认的。如今,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王炳章博士仍在狱中,据说健康状况非常不容乐观。

张重发甚至算不上是民联的成员,因为仅有那位自称是“民联成员”的启蒙社“元老”与他接触过,除此之外,他对民联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1996年,张重发被安全局逮捕,很快以“间谍罪”被判刑四年,理由是他在1992年时曾与台湾情报部门有过接触,以及参加“民联”。此案颇为蹊跷,张重发锒铛入狱,而与他接触到那位“民联成员”却平安无事,甚至青云直上。当然,我们不必过多地追问其中缘由,张重发被关押在贵阳市第一监狱,难友中有因民主党案入狱的陈西、黄燕明等人。

“我以前就和他们见过几次,但每一次都是匆匆一面,也来不及做过什么深入交往。”

他在狱中虽没有机会与陈西、黄燕明见面,却早成隔面知音。出狱后的张重发遂成了贵州人权研讨会的一员。在前番秘密组党的尝试惨遭镇压之后,他们改变了观念,浮上公开领域,宣扬法治与人权。他们试图以敦促共产党当局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签署的国际公约的方式,在贵阳公开活动,以不触犯中共现行法律为界限,宣传人权。他们每周定期举办读书会或茶会,吸引各阶层人士前来参与;人权日走上街头,散发宣传材料;与受到侵犯的访民和教民们联系,帮助他们维权……这些工作每一项看起来都似乎微不足道,而正是这些点滴细微之事,在默默地为改变这个国家的土壤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天长日久积累下来,人权研讨会日渐得到了多方关注和支持,亦招来了警方的重重监控打压。

作为人权研讨会的一分子,凡有公私事务,他便默默无声地奔走支持。他从不与人争辩,更不在人前人后臧否他人,无论大家选择任何行动,除了支持他从无二话。留名留影的场合很少看见有他出没,流汗出力之处却时时晃动着他的身影。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与警察据理力争亦在所不辞,更何况风吹日晒乎?

随着对人权研讨会的迫害行径越来越收紧,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对人权研讨会诸君的软禁越来越频繁,他们长年累月处在监控之中,动不动便将被“强制旅游”或者干脆堵在家中不教出门。我们暂时不谴责这其中的非法性,单因此给当事人造成的各种经济、社交损失,都不可估量。掐指算来,这种日子已经十好几年,中国的人权进步潮起潮落,单看政府的表现似乎难以捉摸,但若是回头看看民间,十多年过去之后,渐渐呈现出一番不同以往景象。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社会究竟在酝酿着什么?还要酝酿多久?但我们从未怀疑,一个文明的全新中国,正在地平线之下等待着升起时日。
 

——转自民主中国(2018-02-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8期,2018年2月2日—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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