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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政治受害者汪雪娥的一家(图)

2017年12月20日

20171215吕耿松.jpg (399×270)
吕耿松全家合影

在杭州城一隅,曾经有这样一个家庭:丈夫在家中料理家政,一边写作;妻子在所在小区里的物业处活计,女儿则在家附近上班。他们家来客络绎不绝,有的前来求助,有的是挚交好友之间的走访,有的则系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汪雪娥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和很多政治异见者家庭一样,她需要在家中承担更多的男人角色。那个家局促而狭小,原本只有一间屋子,因为在一楼的缘故,负责一日三餐的“主男”吕耿松又搭出一间小简易房来,大约4、5个平米。白天做自己的工作室,晚上把沙发铺开做女儿的卧室。整个小区,一楼的住户们家家皆作如此。

前来找吕耿松的人很多,有时会坐到很晚,占用了女儿的卧室。这时候女儿吕飘旗会过来彬彬有礼地打招呼。熟悉他们家情况的客人,会向飘旗报以歉意,因为占用了她的闺房。而飘旗则告诉对方,自己要外出去和伙伴们锻炼身体或者有其它缘由,叫客人大可继续安坐,不必为她分心。

在中国,“政治受害者”这个概念,完全可以放诸全体国民。即便取其最狭义,它也远不止某位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而是指整个受到政治迫害的家庭。

二十多年前,汪雪娥女士曾经有一个不算宽裕的家,她的丈夫吕耿松是浙江省公安专科学校的老师,她自己亦有一份工作。好景不长,1993年,吕耿松被公安专科学校开除了公职,那个以“讲政治”为首要的学校,容不得吕耿松的“反动”思想。被逐回家中的吕耿松以撰稿为业,有时去摆摆地摊,夫妇二人勉力抚养女儿。

未久,汪雪娥因工厂破产失业。靠着父亲写作,母亲做些零工,吕飘旗渐渐长大,她从一个小女孩时代开始,嘴角总挂着一份心满意足的笑容,小小年纪,便一派洒脱自如,不羁于世情的豁达大度。父亲因为替人维权,家门中常有蒙冤的告状者前来求助,请教各种法律问题。那个家附近耳目林立,监视他父亲的警务亭就戳在家对面,附近不停地有人晃来晃去,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每一位进出者。而她竟然丝毫不以为意,好象那些东西全然不存在一样。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方才十六、七岁,天色已黑,她刚刚放学回来,看见自己的闺房被陌生人占据,非常有礼貌地向我问好,抱歉说自己刚回来,要把身上衣服换掉,因此不能久陪,嘱我大可安坐如故,过一会再来和我打招呼,一派小女主人的样子。

一忽儿功夫,她果然换了一身运动服,过来和我问长问短。她问:“那么你是民主党吗?” “民主党”这三个仿佛一脉清泉,从那少女唇齿间叮咚而出,教人情不自禁想要汇入其中。听到我回答说“不是”,她好象有些许失望。哪怕我随后又补上“我有很多民主党朋友”,也无济于事。随后她便出门,与同学跑步去了。

后来我又去过他们家几次,在那个家里见到汪大姐的时候很少,她每日早出晚归,行色匆匆。而飘旗则屡屡将自己闺房让出给我,好教我可以省下几文住店钱。我不晓得他们一家三口是如何因我而挤着入眠的,他们的表情轻描淡写充满善意,教我不由自主在那小沙发上沉沉睡去。

真正的考验在2007年到来,吕耿松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入狱。他常年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整理《中国维权大事记》,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呕心沥血。罪证系他所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台湾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而中共政权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法统上,皆不具备正当性。

“以前我老婆胆小,后来她也什么都不怕了,我就放心了。”

我不知道汪雪娥女士,以前是如何“胆小”。她那小小的家庭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警察找到她的用工单位,马上就能饭碗不保。用工方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位雇员得罪警察,更何况是政治警察。而他们那点自建的小屋,屡次三番受到拆除的威胁。有一次真的来了一群人要拆他们的小屋——飘旗的闺房。吕耿松一人持杖对峙,宣称自己将以命相搏,居然斥退了拆房队。

她所谓的“不怕”了,和吕耿松的被捕直接相关。多年以来,为了艰难的生活和那阴霾的前程担惊受怕,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恐惧变成了必须面对事实,便再也无需恐惧。她为丈夫四处奔走呼告,置警察的袭扰若罔闻。她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为夫呼吁,干了许多警察不许她干的事。政治犯的家庭要经济无经济、要平安无平安,全赖一家人日积月累的亲情维系,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熬着等待吕耿松归来。

待到4年后吕耿松出狱,曾经发生在汪雪娥身上的命运,又在女儿身上轮回。年岁见长的吕飘旗,也被因为安全局调查的缘故,被用人单位辞了工。一个为他人维权的家庭,居然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保障。不少看热闹的人们,会拿着这样的事实来当笑话。

对吕耿松的监控越发严酷了,出狱后他成了一位“有犯罪记录”的人,身份比入狱之前更加敏感。他的出行时常有警车和大队人马如影随形。家庭越发陷入困境,汪雪娥决定为自己维权,争取属于自己应得的权益,改善这岌岌可危的处境。

这位曾经的“胆小”女子也走上了“上访”之路,因为前工厂破产,档案被毁,她应得的社保金无处着落。对“有关部门”而言,补齐被毁的档案并非难事,但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从未被重视过,刁难弱势,迎逢强势,是这个国家里基本逻辑。天下不知有多少老百姓求告无门,除了诉诸漫漫上访路,他们别无它途。这漫漫长路的艰辛,一言岂能道尽?

汪雪娥刚到北京,便被截访的拦住擒回,后来她不断找机会四处申诉。她们家本来就是严控对象,要想绕开那些监控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那些日子,在她家里,经常可以听到人们问吕耿松:“你老婆找到工作了吗?”或者“飘旗找到工作了吗?”

不知道是命运作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汪大姐居然就在她的小区里当起了“保安”。有一次我去看吕耿松,从他们家出来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笑盈盈的眼睛一直在注目着自己,我回头看时,见背后除了几个坐在一起聊天的女保安,并无他人。那些女保安中,有一人正向我投来和善而怜惜,甚至略带惊喜之色的目光。而其正自顾聊着什么家长里短。我满腹狐疑,不知何故。后来得知原来汪大姐做了小区保安,才恍然大悟,原来那道目光居然是她!心头一阵大乐:“好你个老吕,居然把老婆‘打入’到监控你的人中去了!”

这日子随着吕耿松的再次被捕而烟消云散,2014年吕耿松再度被捕,获刑11年,对他的迫害很可能来自一场阴谋,几乎同时遭到重判的,还有他的民主党同仁陈树庆,获刑10年6个月。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她的家,她的生活变成了何种模样?我亦不再知晓。日复一日,我越发地明白,在我们的世道里,离他人的苦难越远,心中便越发不安。但愿我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为义受难的人们,他们是我们前路上唯一倚靠。
 

——转自民主中国(2017-12-1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4期,2017年12月8日—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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