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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涛: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及国际环境与中国民主化

2016年10月14日

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

1、制度与社会演变及其结果

A.演变:

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成分的加入,但国企和公有制经济仍占很大比重。

政治制度——最高层领导人换届制,常委制,官僚阶层知识精英化,公务员制度,老人政治(强势与弱化),党内民主(愈可平的“增量民主”论)演化与争议,等等。

思想文化——对文革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价(“两个凡是”的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姓社姓资”讨论,“四个坚持”理论,传统文化的回归(当局的利用与控制),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意见多元化,公民意识的形成,思想界对民主宪政的讨论,30多年来当局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反复复(从反精神污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出现(但缺乏政治参与和自主能力),权贵资本阶级,城乡结构变化,农民工阶层,低收入与失业阶层,社会老龄化等。

B.结果:

经济自由度仍然低,私企所占比重不高,经济模式仍是国企主导型(而非市场主导),权贵经济固化。

党内民主不再(老人政治衰竭、常委被架空、基层民选废除等),公民社会遭空前打压难以生存(从访民、NGOs和维权律师),当局回归中共正统思想与理念,完全杜绝外来思想影响,放弃宪政改革或改制,用中国或东方价值与制度模式抗衡西方民主宪政思想与制度模式。

社会虽有阶层形成与分化,但却没有在政治上(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或族群,贫富悬殊仍很甚,贪腐现象在结构上仍有基础,官僚阶层相对稳固,当局严控下公民社会难以成长,民主、自由和人权意识面对当局宣传、教育和控制媒体(洗脑)的挑战,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对垒。

二、国际环境(或关系)现状与影响

A.现状

1、欧美与中国关系

经济关系:中国和欧美国家经贸往来比任何时候都密切,中西方经济一体化趋势,经济相互依附性增强,人权高于主权(或钱权)价值遭挑战,等等。

政治关系:中西方法治交流,高层互访、对话和各种交流机制的建立,西方国家各种政府性和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欧美国家通过立法、政府、外交等机构影响北京(如促其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或保障人权等),国际人权和各种非政府组织施压中国,等等。

文化关系:欧美电影、文学、艺术等流入中国,中国人到欧美国家旅游,中西方国家与民间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交流,互联网信息和观念传播,各种论坛、讲座和办学,等等。

2、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

周边国家虽然很多在政治上都已经民主化,但仍有专制、准专制或半民主国家如朝鲜、越南、俄罗斯、老挝、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围绕中国。而即使是民主化了的国家如印度等国,其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政治,东方价值仍是意识形态主色,它们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人权问题的关注及干预度有限或另有看法。由于经济、地缘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框限,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在中国人权与民主化方面的影响或努力也有限。

B.影响:

1、积极的:中国经济和影响的全球化,中国(民间)思想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多元化,外部人权压力的保持,制度和价值的对比,中国人公民意识成长。

2、负面的:人权低于主权,(人权)只谈不压,经济利益大于价值要求,外部压力极其有限,当局思想文化防火墙高筑,人权保障程度取决于当局的意愿与控制力度。

三、中国民主化之条件与环境

A:条件与环境:领导层的意愿,制度与体系弱化度,执政党内部权争与分裂程度,国际环境的压力度,西方国家的意愿与能力,国内思想文化的改变,公民社会的成长力,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稳定度,等等。

B:条件充足与否

1、国内发展状况:经济自由化很有限,社会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和参与能力极差,政治体制建构的倒退(宪政改革被封堵),执政党领导层无意改制,公民社会成长受阻,国家对社会的暴力控制加剧,社会几近“被消灭”,民族主义取代宪政意识,等等。

2、国际环境条件:全球经济往来持续,但政治交流与互动的深度与效力低下,西方意识、文化进入遭禁,国际人权呼吁与施压越发无力,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与推进自由民主之间立场不稳或力不从心,“颜色革命”的途径几乎被断绝,等等。

C:什么是最关键或最基本的决定因素

按照不同的分析模式和方案,如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或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认为环境因素(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社会结构、国际关系等)是决定社会政治变革的关键因素的话(按结构主义或制度主义的观点),那么决定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动因则应该是其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状况与所处的国际环境(即环境决定或框限个人意志与决策)。而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决定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基本因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其集体的政治意愿与抉择(即个体的理选择决定环境变化),其范例是前苏联的倒塌。

就中国来讲,阻碍政治民主化的最基本因素,应该是执政党领导层的意愿和抉择,即他们不愿意改变现存制度(而失去权力或怕秋后算账)。当然,制度与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也严重框限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与行为,使其不得或难以越雷池一步。

这是一个类似鸡和蛋哪个先有的问题。一般说来,从上述某一个视角去关照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向与进程,是不能完全解释和贴近其真实状况的。较为理想的方法是,同时从前述几个不同的理论出发,去分析中国民主化之问题与可能性,或可对此进行较为全面、完整的描绘。

四、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市场基因和阶层的出现,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公民意识的形成,西方制度及价值的冲击与输入等,为今后中国社会政治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环境或结构性条件。

但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一般)将是一个漫长、艰辛和曲折的过程,理由正如上述分析所示。民主派与自由主义者要有终身奋战的思想准备,和有殉道者的精神;要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之能力,有足够而清晰的认识,不能轻视它所具有的实力、经验与技能,即:要对中共推行的“中国模式”及其与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精准的分析研究。知己知彼,特别是对中共应变与适应能力的准确认识,是找出切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民主化可行性方案的必要条件。

民运的任务:促进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加强信息传播与输入,参与评判国内各种事务与事件的发生,影响国内舆论市场和官僚阶层,利用任何机会和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中国的变局,等等。

讨论话题:市场经济与政治专制的现代制度模式之存活力;“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垒。

2016年10月2日至4日于美国纽约

注:

彭涛: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

纽约2016年“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研讨会(演讲稿)

(作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4期  2016年10月14日—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