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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琪:在政治世界中坚持责任判断——纪念汉娜∙阿伦特诞辰110周年(图)

201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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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犹太家庭,在康德一生未曾离开的故乡哥尼斯堡和柏林度过成长岁月,在马尔堡大学求学时师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后在海德堡师从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并以《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ove in Augustine)一文获得了她的博士学位。

阿伦特一生的经历可谓丰富而传奇。她虽然出生于一个颇为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笼罩着她一生的流亡生活。在她7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保罗·阿伦特患重病辞世,其祖父亦于该年同时去世。紧接着在1914年一战爆发,为躲避俄国入侵的威胁,母亲带着阿伦特逃亡柏林,此后又重新返回哥尼斯堡。在此期间,她自己也饱受病痛折磨。

在马堡大学时期的经历后来成了阿伦特被人议论得最多的往事之一。因为在此求学期间,当时已经35岁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海德格尔,冒着失去教职与背弃婚姻的风险与阿伦特开始了一段师生恋。不过这段哲学史上的著名恋情没过多久就在1925年终止了。此后海德格尔深陷于与“纳粹”之间的纠葛之中。尽管此后两人在二战结束之后恢复了友好关系,并且一度海德格尔还告诉阿伦特,她是他许多思想的灵感源泉,但从阿伦特的一生思想著述来看,她在许多方面都力图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努力对海德格尔进行批判性反思。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阿伦特虽以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分析、对政治现象的深度洞察闻名。但在理论上,她也著述了《心灵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这样地地道道的哲学论著,还在生前的讲座中留下了对康德哲学的一份讲稿,集结起来成为对康德三大批判的一次“阿伦特式”的重释。由此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样一个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可以看出,她对哲学与政治之间不安的关系十分敏感。她强烈地意识到,西方哲学的“伟大传统”,其中绝大部分对政治的性质和潜能造成了一套令人误解的印象体系,有一种用编织宏大理念来消解政治活动和责任的倾向。依她所见,尽管普遍认为哲学最初是源于对世界现象的“惊异”,但政治哲学一直以来是哲学“继子”,从未受到其不情愿的父母的喜爱。雅典的民主主义者宣判苏格拉底有罪,这促使柏拉图梦想创建一个给予哲学家权力并因此获得安全的城邦,自那时以来,政治哲学不是建基于人们之间行动这样的本真政治经验之上,而是建基于哲学家孤独的思考,当其从反思中脱身出来,又必须面对一个自己所不了解的世界。易言之,政治哲学是从哲学家的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行动者的观点来看政治的。阿伦特认为这导致了许多颇为不幸的结果。因而在她看来,要摆脱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僵化,哲学对存在的研究必须转向对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本性之研究。纯粹的“思”必须转向“思”与“行”的结合。阿伦特正是从思考政治行为在整个人类存在(being)中的意义来理解政治和公共领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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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觉察到,阿伦特的这种观点是对海德格尔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就是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去存在”。而在世界之中,此在(Dasein)必然要遭遇存在者,遭遇他人,此在无可避免地与他人共处,“共处”是此在的在世方式。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已经发现了政治世界与人的存在关系。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政治,人与人共处是政治存在。但是,海德格尔却把政治对人存在的意义作了否定的解释,他说“共处就有庸庸碌碌的性质”。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政治世界是非本真领域。与海德格尔相似,阿伦特认为自由就是“去开始”、“去行动”,是自我显示的行动,然而不局限于海德格尔式的“林中路”,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在阿伦特那里是“共在”(Mitsein)。行动必须和他人在一起,指向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由此她的思考独具创新性之处在于不仅把现象学带进了一个新天地—政治世界,而且为当代政治哲学如何思考政治指明了一条出路:直接面向政治现象本身。

极权主义与平庸之恶

由于二战的爆发,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开始了流亡美国的生涯。1941年经过重重危险与许多人的帮助,阿伦特终于顺利来到了美国。二战结束后,她集中精力对极权主义做一次彻底的探究,在1945年到1949年期间,《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写作是她的主要计划,并于冷战方殷的1951年完成了这部鸿篇巨作。她以其独特的视角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极权主义是比野蛮的政权更加危险的东西,纳粹现象与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它的标准体现而已。它发展到极端形式,就会导致整个文明的崩溃。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现象,这种崭新的程度不是体现在它施加于人们身上的痛苦与折磨有多深,甚至也不在于它导致了多少人丧失性命,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集中营就是企图改变、扭曲人性的实验室。

很快,阿伦特抓住了著名的“艾希曼审判”这一事件。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被隐匿了一个星期,然后被带回以色列。艾希曼曾作为纳粹重要政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手下在盖世太保服役多年,对于组织押运犹太人到集中营从而造成他们的惨死暴行负主要责任。阿伦特知晓之后,主动请缨作为《纽约客》的报刊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对艾希曼审判进行报道。阿伦特观察到,在法庭上审理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暴行,有一个人应该对此负责,而此人经过精神病医生的鉴定完全属于正常,阿伦特认为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中有着某种本质的东西,需要从有关艾希曼和整个纳粹极权主义的事情中学到的东西。她说道:“所有这一切极端正常,却又难以描述地卑劣与令人厌恶”。萦绕在她脑海中的是这样一个难解的问题:为何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恰恰是靠着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而又肤浅的人物来支撑?

阿伦特对此次审判的评述最终以五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纽约客》上,并最终被编辑成书,即《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阿伦特绝没有任何为艾希曼辩护的意图,但在她看来,艾希曼这个人是不思考、浑浑噩噩的,这促成了他将人类当作无足轻重的来对待。她力图表明的是,这件事情显现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可能“无法辨别对错”,这是一种“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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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海因里希·布吕歇(左一),阿伦特(左二),德怀特·麦克唐纳夫妇(左三左四)。
前排:尼古拉·乔洛蒙蒂(左一),玛丽·麦卡锡(左二),罗伯特·洛威尔(左三)。

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评述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在一些犹太组织当中,他们指责她身为犹太人却进行反犹活动,把她称作反犹太者(anti-Jewish)和自我憎恨者(self-hater)。但是,阿伦特这种独特的分析仍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她对该事件的结论与《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分析一脉相承:在极权社会里,统治术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认为人可以被彻底调控,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某种更高的历史力量或自然力量所指派的功能角色。而作为这种功能角色的艾希曼,不假思索地就服从于元首意志,这反映了德国恶劣的道德状况。这种警醒传达到了后来的德国人心中,此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成为1968年德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手册,新一代正努力与纳粹父辈划清界限。

阿伦特一生都在努力尝试着把扩展的精神作为一个处方,用以预防因不假思索进而缺乏判断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她努力提醒人们要在政治生活中思考我们在干什么。即使过去是一堆碎片,我们也得按照某种秩序将这些碎片拼合起来,仍要利用这些碎片将我们的世界建设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不至于沦为极权主义那种反政治的政治。这需要人类共契,不丧失判断力,正如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后所讲到的那样:

对于那些被逐出人类群体和人类历史并因此而丧失了人类境况的人们,他们需要全人类的团结来确保他们在“人类永恒的编年史”中拥有合适的位置。至少,对于每一个陷于绝望的人,我们可以大声呼喊:“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使徒行传》16:28)

2016-10-14

——转自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4期  2016年10月14日—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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