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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处在巨变中的世界

2018年06月22日

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写了六篇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变化的文章。具体篇目如下:

第一篇:《为缤纷的世界变局捋一条线索
第二篇:《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
第三篇:《世界上在发生什么—-四个有意思的提法
第四篇:《如何认识当今的世界:三个可供参照的认识框架
第五篇:《班农主义是理解美国战略思想变动脉络的一把钥匙
第六篇:《超越还是制衡:在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

这个系列还会继续写下去。

为了方便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的阅读,为了引起各位更深入的讨论,同时也是为了不断整理修正自己的思考,现将这六篇文章的脉络整理如下:

全球化逆转的过程正在发生中。

这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这个逆转最表面的象征,就是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几乎处于完全无效的状态。尽管从长时段来看,全球化也许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阶段性的逆转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此后新一轮的全球化也是可期的,但具体的进程和格局可能会体现这一轮调整的影响。

这一轮全球化过程的调整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导致全球化逆转的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而这两个原因不仅出乎当初的预料,其修复也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两个原因是:

第一,原有的全球化框架已经无法容纳全球化本身格局的变化。这一轮的全球化是在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具体包括:处理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机制的联合国,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世贸组织。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像中国这样的大体量而体制又是迥然不同的国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并对在全球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或者换句话来说,全球化过程本身超出了作为这一轮全球化主导者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预期和想象。

第二,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资本抽离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坍塌。这里需要说明一句,在首次讨论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使用的还是断裂这个概念。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断裂这个概念不足以概括这个变化,可能坍塌这个概念要更为准确一些。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就是劳资关系,其间的张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冲突与矛盾的发生是一种常态。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与原来完全不同,这一次不是双方关系的紧张,而是其中的一方抽身而去。这就是我所讨论的资本抽离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坍塌。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全球化的过程开始进入调整期。这个调整期既是国家内部(主要是发达国家内部)结构的修复过程,也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力量消长以及关系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引发了当今世界上一系列剧烈的变动。

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调整期,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尤其是会发生什么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从全球的角度说,国家将重新成为竞争单位。在原来冷战格局下的局部结盟,实际上具有一种淡化具体国家之间竞争的作用。而在随后的全球化加速时期,国家的角色似乎在进一步弱化。而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将会凸显,国家间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战略性收缩,英国的脱欧,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微妙变化,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由此形成的国家间摩擦和冲突是可以想见的。

国家间的竞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和性质?可供参考的三种模式是:贸易冲突、冷战、大国竞争。但这三种模式都是从历史上概括出来的,都是已经经历过的。这次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冲突首先会表现在贸易或经济的层面。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贸易和经济的冲突会不会演化为类冷战、准冷战或新冷战?

关键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体制的因素。就客观的因素来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与当年美苏冷战时的情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苏东剧变之后,意识形态的退潮,实用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虽然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带有体制和模式的因素,但利益与务实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两种体制、两种模式的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会夹杂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警惕一种类冷战现象的发生。尤其是作为正在迅速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应该避免陷入冷战的陷阱。

一些国家国内政治逻辑与生态改变。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变化,与我们头脑中原有的坐标和框架越来越不符。按照我们习惯的框架,特朗普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在大选前后,都刻意强调他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区别,并与之拉开距离。在欧洲,也有不少政治家将建制派作为其抨击的对象。在我们过去多少年的观念中,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分野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但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一个新词,将两党的那些当权派归到了一类:建制派。这是过去人们没有见过的一幅政治版图。这标志着其社会力量的重组以及政治模式的变化。

全球性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势,资本和技术的重心在向社会结构的上端积聚,甚至形成一个如班农所说的由大资本、大金融、大技术构成的一个全球化精英集团。但在另一个方面,由于互联网、自媒体等因素,社会和舆论的重心在向社会结构的下端沉降,社会底层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两种相反的趋势,也许会逼迫出政治结构的某些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是民粹主义的再度崛起。于是,反精英与排外,成为一种明显的潮流。但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的,这次的民粹主义可能更具有中产民粹的特征。这也表明作为一种思潮的民粹主义背后社会力量的变化。

新趋势所表明的问题与挑战

发达国家资本回流与经济冲突加剧。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思维发生重要转变:美国优先、促进资本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有人预测,只要不出现意外,特朗普将在其任内迎来美国史上最长经济扩张期纪录。因此,对于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需要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强人政治以及与民粹主义结合。在这样一个时代,客观上要求国家成为一个更独立的、更强有力的实体。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一种新的强人政治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调动的思想与文化资源的特点。其中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他们都努力在调动特殊性的本土文化资源,利用和张扬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借助于民粹主义,以图压制住精英。

冲突激化中西方重新结盟以及地区性自保联盟出现。世界的政治版图正在经历重组。我们过去一个严重的误判,可能是把国家间的关系理解为纯粹的利益关系,而忽视价值观的作用。决定新的政治版图的最终因素可能是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的重新结盟是大概率事件。而且,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一些地区性的自保联盟也在开始形成。在日本的牵线搭桥下,CPTPP已如期签约。前些天,在欧盟28国里,有27个国家的驻北京大使联合签署了一份报告。

最大的悬念: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未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这种竞争,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比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谁不犯大的错误。当年苏联崛起,美苏对抗凸显的时候,美国著名战略家凯南曾经为美国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路:以价值观和建设性的行动作为竞争的手段。这就是遏制战略的思想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陷入冷战陷阱,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哪怕是现实中有这样的逼迫因素。换句话说,谁能够将自己的事情做好,谁能够获得人们更多的道义上的认同,谁就将是最后的胜者。

当然更重要的是,是看人们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找到新的出路。不错,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往往最终都是由战争的方式解决。但现在的情况毕竟不同了,现在已经进入核武器的时代,人类和地球经受不住一次核大战的摧残。这有可能会逼迫人们想出更好的办法,以一种更明智的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过程。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时间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各自对紧迫感的不同理解以及会采取的作为。

原创: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4月24日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2018-05-2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8期,2018年6月22日—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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