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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勇:《“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出版序言——永载史册的草根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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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13日

1991年X月X日、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后不久,我因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2年8月底,我怀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书,来到了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我被分配到“王八楼”(一监集训队的俗称)的八筒,第一夜就无法入睡,因为外面总有犯人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和求饶声,使我的心不停地颤抖。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九筒的“六·四暴徒”被管教干部电击后发出的绝望的呼喊。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其实是支持“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中的的普通市民——工人、职员、农民、甚至还有像我这样的民警。他们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队戒严,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

由于拆迁征地,1994年初,我和所有北京第一监狱的六四“暴徒”被转往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不久,我被分到11中队,我的楼上是12中队,12中队除了几个刑事犯做政府的狗腿子,其余150名左右的犯人都是上述的“六·四暴徒”,每到夜深人静,楼上便不时发出犯人被电击后发出的绝望的嘶叫……二十几年来,那绝望的声音一直环绕在我的耳旁,敲打着我的良知,无时无刻不在鞭策我为这些当年的小人物做点什么才算对得起自己。

2004年,我逃离中国,随后成为澳洲公民。澳洲真好!自由真好!!而当年的六·四战友们呢?他们依旧在炼狱中备受煎熬,即便刑满获释了,依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我想我一定要为他们发声,把他们经历的苦难告诉这个世界,哪怕我的声音是微弱的。2005年3月“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在澳洲成立,我是召集人。

2007年,我开始与国内的“六·四暴徒”联系,陆续写了《“六·四”抗暴者现状令人担忧》(1-3),及《“六·四”抗暴者获释后的苦难生活》(1-7)(见附录1)等文字,写他们的苦难,是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群体,他们是草根,也是1989年付出最多牺牲最大的群体。他们不是完人,却是一个应当永载史册的英雄群体!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个人,用生命和青春做代价,保护学生,阻挡戒严部队的士兵和坦克,为历史交上了一份沉重的答卷。由于写他们的故事需要背景资料,因此我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提供当年的起诉书,判决书及相关资料给我。有的人当即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所有法律文书,并扫描给我;有人则出于恐惧怕找麻烦婉言拒绝了我,对此我也充分理解。

2010年,一位从未谋面的香港良心人士汇给我们“后援会”1万澳元,让我看情况使用。我建议成立一个帮助六四抗暴者子女的基金,对方完全同意。从2010年至2018年的9年时间里,我们连续9年给当年的抗暴者子女发放奖学金,助学金或成长金,救助了66位(次)抗暴者的子女,金额约为70000澳元。说实话,这点儿救助款对六·四抗暴者家庭的帮助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乎其微,但我想这是一份记忆,是一份良知,是一份对正义的追求,也是一份对残暴中共政权的客观记录。

今天,在六·四屠杀三十年之际,我们结集出版这些法律文书,做为对历史的一份永久记录。《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共收录了54个案件的法律文书,涉案人员106人。案件审理机构分别来自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当时属四川省)、湖南省长沙市、湘潭市、岳阳市、邵阳市和怀化地区、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和潍坊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和台州地区,宁夏自治区银川市、贵州省贵阳市、江苏省南京市、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和潍坊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和台州地区,湖北省武汉市、陕西省西安市和甘肃省兰州市,量刑幅度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到劳动教养三年。绝大部份法庭档案都是首次公开发表。

此书出版之际,我要对下列师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这些法律文件的提供者,是你们的勇敢让这些油墨渐退的文字变成了永恒的控诉!

其次,我要感谢9年来为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捐款的诸位女士们先生们,历史将牢记你们的爱和良知!

我还要感谢吴仁华大哥,自2014年我们约定合作出版这本书,吴仁华大哥将大部份我们当时收集到的法律文书录入为WORD文档。他从网上收集到的已经公开的抗暴者法律文书也已经被收入本书。但由于健康原因,吴大哥提早退出了这项工作。

我要感谢设在华盛顿的“劳改研究基金会”2019年个人研究资助项目对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

我要感谢明镜出版社高伐林先生对此书编辑工作所付出的辛劳!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的穿针引线,没有宋老师的努力,这本书于今年的面世几乎是不可能的!

真理是需要不断重申的: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谨以此书纪念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三十周年。

是为序。

孙立勇
2019年2月21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转自明镜网(2019-05-1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1期,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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