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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松:可怕的高校学生“信息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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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01日


唐云副教授

前几天,我的朋友、同道,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因为学生告密,“轰”地一声,人仰马翻,一跟斗从他站了33年的讲台上栽下来。他的这个结局,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唐云老师一直在讲台上苦苦坚守良知,坚持说真话,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当下,他的苦苦坚守就显得越来越刺眼,当局必欲清除而后快。一年半前,我一跟斗从站了22年的讲台上栽下来后,他专门为我设宴“压惊”,一年多后,轮到他了。我在同他通话中得知,这是校方培养和安排的学生告密者的“杰作”。虽然我知道板子不能只打在学生告密者身上,但我一想到那充当了“打手”的学生,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下面的文字选自我的“抽屉书稿”——《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

看到“信息员”这几个字,人们也许会想到这是提供信息服务的人员,英语可以译成“information officer”或者“information teller”。

可是,在大学里,这个“信息员”却让人“望而生畏”!

让人“生畏”的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信息员”埋伏在众多学生之中,“望”而不见。

我曾经同一位高校的原系支部书记交谈,他告诉我,有关部门(公安或国安)专门到学校来,从学生中挑选“信息员”,标准当然首先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上进”的学生。他说,他们把选定的学生“信息员”单独带到校外面谈,谈话内容他也不知道。“信息员”一旦确定之后,就与有关人士单线联系,别说同学们不知他的身份,连辅导员都不清楚。这位“信息员”的任务,就像是埋伏在敌区的“地下工作者”,专门收集老师(甚至还有同学)课内课外的言行,然后向单线联系的“上级”汇报。

话说到这儿,我们便清楚了,这种“信息员”是什么角色。

这种“望而不见”的“信息员”的第二个让人“生畏”之处,是他的汇报可以像一颗埋藏的地雷,“轰”地一声把教师从讲台上炸得人仰马翻。“轻伤”是被有关领导找去诫勉谈话,或者行政处分;“重伤”是调离教师岗位或者开除出校。甚至,公安机关大驾光临,把你带去另一个地方。几年前,一位在一所学校当二级学院副院长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院一位教师因在课堂上讲“8964”学生运动被“地下工作者”汇报,该教师先是被派出所带走,然后被学校开除。

随着“时代的倒退”,眼下,“信息员”也不全都是“地下工作者”了。

告密制度,是与专制制度紧密相连的,其程度也与之成正比,独裁专制越是威烈的国家,告密制度越是盛行。2012年之后,思想言论控制日新月异,直攀毛泽东专制独裁高峰。在这种情形下,高校的“信息员”制度发展也日新月异。现在,“信息员”换了一个马甲,打着“完善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等“教学”招牌,作为一种“制度”正式堂皇登台。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2015年发布);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学生教学信息员实施办法》(2014年发布);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关于聘任2018级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通知》(2018发布)等等。

这些年,我在对中共发动的一些运动作了调查采访之后发现,中共的任何邪恶行径都会竖起一杆光面堂皇的大旗,如土改运动杀地主抢财产是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反右运动整知识分子是为了“铲除毒草”,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搞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眼下,为严密监控教师,控制言论,又打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的监控和保障体系,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交流和处理”、“为加强对本科课堂教学过程的管理和监控,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保障教学”的招牌。就连告密,也可以“正确”得无懈可击,因为那是“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生教学信息员的主要职责》第三条)于是,在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之外,学校又涌现了公开的“学生信息员”,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和汇报。

中国高校的教师无路可逃了,头顶上,是监控录像辛勤的记录,讲台下,是“地下工作者”和“学生信息员”雪亮的眼睛。

很快,效果出来了:中国高校教师接二连三被炸得人仰马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就是积极实施《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的那所大学)的副教授翟橘红,在讲授“政府结构与功能”时,被学生信息员告密,翟橘红被校方“记过处分、开除党籍、调离教学岗位,并建议取消其教师资格。”罪名是“偏离教材、教学大纲”和“妄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在上课时,看到学生在玩手机,于是她说:“如果你们不努力,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我们就会成为劣等民族。”她的话被学生告密(而且断章取义),于是许传青被行政处分。

厦门大学陈嘉庚学院教授尤盛东被学生举报有“偏激言论”,遭校方解聘。

现在是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了,罪名之一是有学生举报他讽刺“伟大领袖”的名言“撸起袖子干”……

我有时望着课堂上我的学生,目光扫过一个个青春的面孔,心想,他们中有没有中共发展的“地下工作者”呢?如果有,是谁呢?

倘若必须在教室的摄像机和学生中的“信息员”(监控与告密)两者中选择,我情愿选前者,因为一是摄像机还“客观公正”,不会像汇报许传青教授的“信息员”那样“断章取义”或者“添油加醋”;二是摄像机不存在有“败坏一个人的灵魂”的问题。

说到这儿,心中波涛起伏:全国2879所高校,会有多少学生被培养成告密者?全国几千万的大学生,在课堂上最后一点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被剿杀后、在最后几个坚持说真话的教师被清除后,会被培养成什么“人才”?

当课堂上只剩下一个声音——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声音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

 

——转自民主中国(2019-03-3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8期,2019年3月29日—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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