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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飞轮:老布什们没留下什么伟大思想,恰恰就是美国伟大的原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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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06日

当老布什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没有被激起什么想法。

这首先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当老布什是美国总统的时候,我还在只知道“主动配合士兵检查”的列宁的年纪;当我知道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总统已经是后来与女实习生有一腿的克林顿。

对于老布什,除了他是小布什的父亲之外,我一无所知。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布什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总统一样,没留下一个诸如“布什思想”的遗产,也没有到处悬挂的画像和占据所有书柜的“著作”供人反复提起,退了就是退了,去了就是去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连一个流行音乐的明星都不如,后者至少还有歌曲让人时时哼唱久久缅怀。

这个境况,再一次提醒人们,“美国总统”这个职业,要和“伟大”、“伟人”这样的字眼挂钩,难。

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里,能让人一听到名字就自然而然地和伟大挂钩的总统,也就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等寥寥几个,其他的大都籍籍无名。

这与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身份,形成了强烈反差。

所谓“强烈反差”的说法,当然是站在其他地方观察的结果。

对于美国人来说,政治人物伟大不伟大不是他们关心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宁愿政治人物不要伟大,因为政治人物要变得伟大,就意味着他们面临着大麻烦,比如林肯的伟大就来自于奴隶制的邪恶,罗斯福的伟大就来自于二战的残酷。

他们信奉的,是“伟人越少,国家越好”。

在其他地方,则完全相反:政治人物热衷于自封伟大,民众也沉迷于崇拜伟人,二者以共生的方式,将“伟人越多,国家越好”奉为圭臬。

在这些地方,为政治人物戴上“伟人”的桂冠,有一套固定套路,从突出血统基因到渲染天纵英才,从宣扬丰功伟绩到歌颂克已奉公,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包装出一看就是属于谁的“思想”,就如人类在二十世纪以前所未有的密集程度见识到的一样。

进入二十一世纪,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成了此类政治人物的集大成者。他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汇集了耶稣、波利瓦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名字,成为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空前绝后大杂烩。

借助这个大杂烩,他成功完成了个人集权,修改宪法打开了“伟大至死”的终身制大门,狂飙突进地推行国有化,被委内瑞拉人视为伟大领袖,被全世界的反美人士当成旗手,斩获了“红色巨人”等荣誉称号。

然后,就是把委内瑞拉人推入经济崩溃犯罪横行的粪坑。

拉美之外,在亚洲,在非洲,在俄罗斯,与查韦斯类似的政治人物层出不穷,他们用带着他们印记的思想,连同随处可见的印着他们面孔的画像,与他们治下的国家的溃败、动荡、落后或封闭一起,共同验证了这条与美国人认知相反的铁律:伟人越多,国家越烂。

“伟人越多,国家越烂”的内在逻辑是,任何一个国家,固然都必定要经历那些需要非常人物也即“”伟人"来力挽狂澜的非常时刻,然而它的大部分时间,必需是自由地进行演进的“正常时间”,才能够称得上是“正常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伟人连绵不绝,那只能是二种情况:一种就是伟人是真伟人,那意味着它灾难不断,永远都需要救星;一种就是伟人是假伟人,那意味着它的权力是失控的,政治人物的自我封神成为了习惯,这本身就是国家永远在灾难之中挣扎的源头。

第二种情况,往往才是真相。老子说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正是催生大盗的渊薮,甚至圣人和大盗不过是一体两面,名为圣人实为大盗。

热衷于炮制思想扮演圣人的政治家之所以实质上往往是大盗,是因为他是在用权力介入思想市场对真理进行垄断,而垄断真理又反过来强化了对权力的垄断,最终就是导致思想市场因失去自由竞争而萎缩从而陷入思想贫困,其危害,与权力介入经济导致市场萎缩从而陷入物质贫困,是一模一样的。

在正常国家,政治家的任务,在于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于因时就势提出具体政策创造福祉;他即使很有创见,也要自觉地与“思想家"这样的头衔保持距离,因为他手上的权力会扭曲思想市场,妨碍思想自由,伤害到对国家的繁荣而言最重要的创造力。

迄今为止,美国的总统们也创造了不少以他们名字命名的“主义”,比如威尔逊主义、杜鲁门主义、里根主义,然而这些所谓的主义,实质上不过是施政方针而已,是务实而非务虚,而且往往都是需要“为外人道”的外交政策,不是用来统一人民思想的布道。

这种务实与诚实,解决了问题,捍卫了自由,恰恰就是美国伟大的原因。

这种务实与诚实,与其他地方的浮夸和虚饰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施政方针,查韦斯们却一定要将其拔高到“思想”的位置,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这种政治隆胸术暴露的是他们的干瘪和自卑。

由一个接一个的干瘪又自卑却又装扮得丰满又自信的政治家把持的地方,如何能自由繁荣。

所以,没留下什么伟大思想的老布什们,留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就是,警惕那些充满思想的权力。

——陀废论2

——转自新世纪(2018-12-0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9期,2018年11月23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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