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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敢怒敢言 才有希望——聂树斌用生命告诉人们

2016年12月15日

聂树斌被冤杀21年,最近改判无罪。有罪的是政府有关官僚。这是一桩典型的由政法委主导的司法罪恶。

自从发现“一案二凶”也有11年了,河北省高级法院一直用尽各种卑鄙手段阻挠重审案件。对这股怙恶不悛的专制黑恶势力,我这个前河北人如果装聋作哑,既有愧于河北父老乡亲,也不配生活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

奴隶意识是最好的专制主义培养液,而人权思想才是专制主义的消毒剂。

我要对河北政府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罪行,表达我的愤怒。

第一怒:辩护律师不为被告辩护,为政府说话。

聂树斌案在一审开庭之前,聂家人表达了对案件的疑问。辩护律师张景和对着聂家人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能信记者的话?记者的话能信吗?”聂母张焕枝回问:“那我们该信谁的?”张景和大声地说:“你们应该信政府。”在庭审时,对于检察官的起诉,张律师没有质疑和辩论,为聂树斌做了有罪辩护。

这是一个在强权面前自己先瘫软了的角色,他只配做权贵门口传达室门警,做律师是小材大用了。

第二怒,2005年1月,王书金供述犯下石家庄西郊奸杀案后,“一案二凶”引起全国哗然。聂母张焕枝再次上诉。可是河北高级法院要求张焕枝提交死刑判决书,否则不予立案。

事实是从聂树斌被审讯、枪毙到火化的过程,法院一直对其父母遮遮掩掩。法院从来没有给过家属一页纸片。在聂树斌已经被枪毙的第二天,茫然不知的聂父还携带了食品、衣物去探监——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死刑判决书,就在河北省高院的档案室存放着,同时却以聂家不能提交判决书而拒绝立案,无耻的河北高院摆出郑重其事、照章办事的架子。

无耻还无耻出了个格调来。

用一个字形容他们:黑!用两个字形容他们:黑心!用三个字形容他们:黑社会!

第三怒,聂树斌案复查启动之后,河北高院拒绝聂案的代理律师查阅卷宗,理由楚楚动人,什么“档案管理法”、“保护受害人隐私”等。律师们引用法律条例顽强向河北高院申请阅卷,有时直接到高院登门请求。但是高院办事人员以“领导还在研究”,“院长还没决定”等理由把律师一次又一次拦在门外。总共竟有54次之多。这样僵持了10年时间。最高法院将案件移交山东高院复查后,律师们在2015年3月第一次被允许查阅卷宗。聂案才真正开始进入复查的法律程序。

河北高院色厉内荏,兼有恶霸和无赖的两种角色。

第四怒,2007年邯郸法院公开审讯王书金之前,河北公检法派了一个“工作组”秘密先行提审他。警告他:你不要趟聂树斌案的浑水,你如果当堂否认玉米地的奸杀案是你做的,可以给你的孩子老婆办低保。王书金表示自己犯的罪不能让别人顶替,“工作组人员”就用木板抽打他的脚心,长时间把他绑在铁椅子上,用酷刑逼迫他改变口供。

河北政法“工作小组”是一伙执法犯法的法西斯匪徒。

河北省公检法“黑”得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幕后还有更黑的后台。

冤案的制造是在共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此领导就是前任河北政法委书记许永跃(许在1998年升任国家安全部长,恐怖!);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冤案复查也是在共党的统一领导下实施的,此领导就是现任政法委书记张越;而张越竭力为许永跃遮掩罪行,是因为二人有着深层的官场关系。

行政、立法、司法,分立的三权由政法委书记一手独揽,变成一人之权。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反动政治遗产。中国的司法体制从毛时代起一直就这样结构错置着。政法委凸显了党大于法的原则。党魁通过政法委这个操纵杆控制司法体系。政法委是寄生在公检法脑部的肿瘤。而河北政法委是肿瘤严重癌变的例子。

姓党的新闻媒体以美化这个肿瘤为己任。

2015年4月30日,央视《焦点访谈》聚焦聂树斌案听证会。节目明显“替河北说话”,否认聂树斌被冤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登台说法,强调聂树斌使用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

《焦点访谈》央视女主播敬一丹宣称“启动复查,是因为不能漠视法律的公正受到质疑”。敬一丹俨然依公平女神的姿态,断定河北公检法公正而不容置疑,这给聂树斌涂上一层高级黑。

敬一旦的背后,有着许永跃、张越、周永康的影子。

相比之下,《石家庄日报》的捧场就显得笨拙。1994年10月26日刊出一篇题为《青纱帐迷案》的文章报道:“——(聂树斌)拒不交待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

《社会治安》小报也渲染侦破警察如何兢兢业业,连续4个星期不休息,侦查人员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个工厂企业1000余人次等等。

文章为公安干警邀功请赏意味浓重,然而得意忘形反而露了破绽。与聂案卷宗对照问题凸显:

既然聂树斌被非法拘押7个昼夜突审,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一段“突审”记录?而卷宗记载着聂树斌在9月28曾经说“我前面6天都是胡说,现在说的是真的”。前面的“胡说”是什么呢?

所谓“巧妙攻心”难说不是屈打成招。至于”巧妙运用”证据,更是明显谎言。聂树斌被判死刑的全部依据,只是聂树斌的口供,没有一件锁定聂树斌犯罪的证据,刑警们怎么能”巧妙运用证据”呢?删除“突审”记录,也是可以预料的。如果聂树斌说,你们别打了,你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样的供词怎么能不删除呢!

另一件破绽,8月11日成立的凶杀案侦破组,50天后才第一次找受害人康某的丈夫做笔录,70天后才第一次接触康某的同宿舍好友做笔录。在侦破组已经走访了1000多人的情况下,却最后走访与受害人最接近的亲友,明显不合情理。合乎情理的猜测:侦破组一开始就找受害人丈夫和女友做了笔录,只是早期的笔录与聂树斌的口供有矛盾之处,50天、70天后重做笔录以抹平这些矛盾——

石家庄公检法后来承认,他们还有一些“副卷”,不过年代久了已经丢失云云——

山东高院四次推迟开庭时间,2016年3月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白泉民就聂树斌案数次延期开庭解释:“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必须达到确有错误的情况。”

白院长谎言重了!错误是昭然已揭,只是中央高层对聂案如何处理还举棋不定,他也就不好说聂案确有错误了。

聂案律师也领教了山东高院对于复查设置的障碍。2016年3月26日,律师陈光武申请山东高院出函,协助会见关押在河北的王书金以核实一些情况,但被婉言拒絶。山东高院称王书金不属于本合议庭管辖范围,不方便出函。显而易见,山东高院根本没有彻底查清案件的意愿。他们有意识让案件保持一定的模糊度。

尘埃不落定,空气不敢清。山东高院也不过是老奸巨猾的上峰跟屁虫,在不明上峰的腚究竟冲南还是冲北放屁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按身匍匐在一个既可以南辕又可以北辙的折冲之地。

最后山东高院援引“疑罪从无”的条例宣判聂树斌无罪。

明显的冤案变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是习政府反复掂量了翻案的“正能量”、“负能量”效应之后,最后做出的机会主义抉择,而不是司法正义。目的是“对外平息民愤,对内不再追责”。

所以媒体不必玩弄“正义有时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的玄虚词藻了。从长远的历史时期考察,这句话应该成立,但是在中国一党专制的短暂历史阶段,正义是缺席还是出席,取决于共产党的执政利益,存乎于党魁一念之间。

人类良知不在官场,人类良知在草莽民间。在聂案复审中出现了一批见路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义士。

《河南商报》副总编辑马云龙顶着权力威胁深入跟踪报道“一案二凶”的进展。2013年6月23日,马云龙得知河北省公检法“工作组”秘密进驻磁县有一个月了。他们刑逼王书金更改口供,并且做了开庭模拟预演。马云龙当机立断,立即在博客发出《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动态报导。——这一下把“工作组”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一切按原来剧本演下去,说明马云龙揭露的是实情,而庭审是假的。“工作组”只好临时换了剧本,王书金不再翻供,而由检方举证王书金说谎。但是这样的剧本又创造了另一项司法奇观,被告称自己犯了奸杀罪,而检方却千方百计为被告做无罪辩护。

马云龙在与河北政府斗智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只要王书金坚持自己犯下奸杀案,为聂树斌翻案的门就不能关上。

马云龙不愧是新闻界叱诧风云、有胆有识的灵魂人物。

2005年1月23日,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赴石家庄现场核实王金书奸杀案,当时就知道冤杀了聂树斌,而上级压制他不能声张。在正义感的驱使下,他毅然求助《河南商报》揭露黑幕,郑成月在封锁聂树斌冤案的黑幕上捅开了个洞。然而他的行侠仗义换来被迫离职提前退休。“河北多义士”难以改变河北多污吏的现实。

在宣布聂树斌无罪的时候,郑成月坐在电视机前哭了,他说“这正义的事,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作为河北省检察院和河北高院,任何人只要看一下聂树斌的卷子,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是高级法官啊,我不过是个大专生,我都能看出来。”郑成月含着泪补充说。

河北高院刁难聂树斌父母的死刑判决书,最后由“一名匿名人士搞到了拷贝并寄到聂家”,这位匿名人士就是“死磕”律师李树亭。他是一位不媚权贵、替天行道的法律工作者,中国的法制建设需要这样有坚定人格敢为弱者呼吁的律师。

号称律坛怪侠的杨金柱律师,要求查阅聂树斌案卷宗被河北高院拒绝,他在博客连发了9封公开信,标题是《劝卫彦明院长向法律投降书》,最后他辗转搞到聂树斌案的卷宗,随即在互联网公布于众。杨金柱还发起募捐,援助聂母打官司。杨金柱的行动让司法部官员很恼火。长沙市政法领导请杨金柱喝茶,有训诫警告意味。杨金柱毫不在乎,并对领导只请喝茶不请吃饭表示不高兴——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很早就对聂树斌案十分关注,他评论河北高级人民法院说:“看见过可耻的,没看见过这么可耻的!”

敢言的的律师、记者还有很多,众人努力终于推倒河北公检法黑窝。人们应该向聂树斌的父母致敬和慰问。两位老人面对强大的政府黑恶势力,背负着社会的误解,内心充满屈辱和悲痛。他们心力交瘁,但是为儿子争取公平正义的决心从未动摇。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支撑着张焕枝不屈不挠奔波20年。张焕枝表现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质朴倔强,儿子的冤案逐步唤醒了她的公民意识。

现在中国的天还是那个一党专制的天,中国的地还是那个群众被愚弄的地。不同的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在变化。在信息化时代,人们不那么容易被愚弄了。人们知道,没有众多的人仗义执言、奔走呼号,聂树斌还会无限期地被冤枉下去。在聂树斌被宣判无罪后,社会舆论没有献上廉价的掌声,而是聚焦继续追究政法委官员责任,思考冤案层出不尽的制度性原因。民众正在成熟起来。

人们敢怒敢言,社会才有希望。

12-12-2016

——转自纵览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8期  2016年12月9日—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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