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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华:主权在民,还权于民——纪念“八九・六四”29周年(图)

2018年06月06日


逾11万人香港维园悼“六四”29周年

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适逢前所未有的众多国际媒体汇聚北京,报道中苏两党首脑自1960年代分裂后的首次会面。在尚未普及互联网的时代,他们的文字报道和电视影像令全世界震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当局示威,并在其后的“六四”血腥镇压中,见证了中共专制政权的残暴和北京市民英勇无畏的抗暴牺牲。“八九・六四”因此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一页。

全球民主化浪潮并非始于天安门——临近的菲律宾、南韩在此之前已开启民主化。特别是菲律宾以“人民力量”迫使独裁总统马科斯下台,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即便如此,天安门抗争和“六四”屠城的世界意义仍无可比拟,对共产政权尤其有似末日预言,直接影像到几个月后的柏林墙倒塌,间接促动了“冷战”结束。此后二十年里一波又一波的“颜色革命”,都有天安门的身影。面对抗议民众聚集的城市中心广场,除了死于非命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以外,各国独裁者没有一个敢于效法邓小平,像“六四”镇压那样对和平示威的民众大开杀戒。

对和平抗议的肯定,对民主化要求的支持,对屠杀的谴责,是当年北京学生和民众在“六三”之夜走向天安门和长安街的根本信念,是世界范围巨大反响的基本态度,也是香港民众当即站出来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最重要原因。“平反六四,还政于民”是香港从未改变从不放弃的呼声。每年“六四”夜,维园点点烛光,总是令我热泪盈眶,感激香港人,守护良知的坚持。这种良知,这种守护,如同“六四”抗暴中民众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远远高于争取大陆民主的具体目标,携带着人性尊严的超越意义,在今日尤其重要。

如今的世界局势与1980年代末期和“冷战”初结束时已有根本不同,民主制度正在面临艰巨挑战。十年前,欧美遭遇“金融海啸”,恰逢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迅速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中共独裁模式高歌猛进,令许多国家的掌权者暗自歆羡。此后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只有局部民主化成功,反倒继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后,令中东陷入更深战乱,且导致流向欧美的难民潮。欧美既有体制一方面以金融救金融加剧内部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拙于应对难民问题,结果在多国引发民粹主义反弹。英国“脱欧”,美国川普当选,以及新近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所遭遇的各种反复和困难,既令人反省现有民主体制的问题,又被威权统治者拿来作为拒绝还政于民的口实,给中国大陆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和渴望“真普选”的香港人民都带来格外严重的压力。

一直以来,威权统治总是在言说和专权两方面同时压制人民的民主要求。言说方面,北京近年来至少在两点上刻意混淆是非。首先,民主制度遇到的困难,并非是对“主权在民”的否定。即使那些试图扭转民主制现实(如土耳其)或民主化趋势(如埃及)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来盗取统治正当性。在这方面,中国走得最远。北京以及为其辩护的文化精英将中共置于人民主权之上,在严控不同声音下于今年年初通过修宪,企图从“主权在国”更进一步,造成“主权在党”的舆论场域。然而,由于“国”与“党”的现代意涵始终无法彻底清楚掉对全体国民和非党民众的指涉,也无法获得“君权神授”那种绝对“天命”的认定,这正在成为非常冒险的操作。无论怎样诉诸革命历史,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永远无法完全取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是,必须要运作言说的第二点,即,假设“人民主权”的问题早已解决,目前所需要做的只是争取“高质量”——用儒家传统来说是“选贤与能”,用西方现代宪政传统来说是要固化“代议制”以防止“庸众”劫持政治,用维持精英垄断作为政治体之“头”来防止宪政“身体”垮塌。这个固化了的“代议”精英的“头”,救落实在今日中共这个摄有主权的党身上。结果,这两点言说成了循环论证,通过后者虚置“人民主权”的方式,来论证前者“主权在党”的必要性。这样的论证下,“党”再次落入工具性层次,无法与“人民主权”无可置疑的根本原则相对抗。于是,专权暴政成为必要的补充,决不能允许自由组党,也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指定的人民代表候选人参与选举(虽然选举过场仍然必须要走),必要时就出动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一定要让人民忘记政治参与,忘记自己才是国族“主权”的主体拥有者;一定要让人民生活在持续的政治恐惧中,党才能稍稍纾解自己坐不稳大位的恐惧。

从“人民主权”这个概念刚刚出现在现代历史舞台时开始,就存在着如何确认其代表权和行使权的困扰。民主先行者汤玛斯・潘恩早在十八世纪就提出,执政权力必须每隔一定时期由人民再次授权,才能持续生效。

这个“人民主权”失效的危机,曾经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初期。而独立于中共去参选人民代表,正是“八九民运”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1980年部分开放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曾带来大学校园民主的短暂春天。1986年年底大学生再次游行要求参选,直接导致力图保护学生热情的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以及方励之等人被开除出党。虽然无法像1980年那样进行校园公开竞选,但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们没有放弃,在各个宿舍楼里挨门征集选票,最终在1987年将方励之夫人李淑娴教授成功选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说,胡耀邦逝世被视为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大损失,引发学潮和全国性大规模要求民主的社会运动,其实是与人民要求定期确认“主权”归属的愿望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

“六四”镇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共数次面对挑战选举权的危机,不惜暴力压制独立参选人,恰恰表明传统帝制退出历史舞台后,“人民主权”的实质意义不容回避。

在香港,问题表征有所不同,但实质并无二致。“我要真普选”的口号能够动员起数百万港人参与政治和参与选举的热情,关键就在于,香港回归后,旧的殖民者离去,却没有带来起码的政治解殖程序,一切都被北京代劳。表面上的“港人治港”,从来没有得到过在地的“人民主权”充分授权来认可新治权的正当性。正是因为这种“空降”来的新治权,才会令人听到“五十年不变”的说法时,恍然如见回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殖民主子。内地网民乃至身为名校教授者,讥讽港人“殖民地习气”,则属完全回避了真正的问题。事实上,北京巴不得港人老老实实接受新主子的殖民,千万不要谈论什么文化的或者政治的“解殖”,更不要谈论公民参政的主体性。

世界范围的民主困境和威权上升也告诉我们,仅仅争取“民主”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保有明确的社会愿景。今日的民主困境,与意识形态场域被偏向大资本大财团的新自由主义垄断,有直接关系。在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缩减了必要劳动时间,大部分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却又常常在职场受到大资本挤压。都市青年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但始终没有得到恰切的政治表达。在民主转型国家,则往往是转型前,积极推动的民众将目标锁定在狭义民主化,一旦初步成功,立即匆忙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少保留足够在地空间,难以支持社会内部探讨不同发展渠道并蕴育进步价值。与此同时,今日的威权体制与以往不同,很少再以军政府独裁的面貌出现,反而会充分利用高科技管控社会,实施愚民,而且通常会与跨过资本交好,勇于为(国有)大资本撑腰做打手。这又从反面提醒我们,争取变革本可以从反对资本渗透日常社会生活入手。

“八九・六四”时所发生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主权立场发生正面冲突。从“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痛斥镇压军队是“法西斯”并不断冲向枪口去抗议、阻拦、抢救伤亡者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是在为公民的尊严站出来,是在为大写的“人”而牺牲。纪念“六四”,既是表达我们还政于民、安抚亡灵的要求,也是向那些勇敢的人们致敬,相信他们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与世界进步力量同在。只要我们还前行在这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就是激励我们的光芒和力量,永远不会被忘却。

2018年5月26日

——转自新世纪(2018-06-0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6期,2018年5月25日—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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