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温克坚: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

2017年10月13日

在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和越来越利益化的今日中国,如果仅仅从道义善恶的角度而无视利益博弈的角度来谈论民主化变革,无论怎样慷慨陈词,也无论在道义上多么正确,也无法触及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要问题。政权及其政治精英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僵化,是出于维护权贵阶层的特权利益;各类精英阶层与政权形成稳定共识,大多数民众对不公正秩序的忍耐,也同样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和对风险的规避。

鉴于对民主化的道义性阐发已经过多而对民主化的利益博弈的分析过少,本文试图尽量搁置对现存秩序的道义讨伐,而从民主化变革与现存利益格局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中国转型的利益性激励和制约,以及如何打破从强势集团到广大民众对利益受损的恐惧。

一、急需普及对民主化变革的社会认同

对于社会大变革而言,民主化与革命化的重大区别之一在于:民主化不是要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宏大叙事,而仅仅是政治权力来源的一个和平“切换”。特别是二战后的世界民主化历程表明,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越来越远离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越来越趋向于渐进的和平的方式。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切换不会采取相同的路径,也不会一帆风顺,但基于社会力量的生长,政治演变的宪政主义取向,这种“切换”的震动程度将是有限的和内敛的,即便是苏东的一夜变天,也来自苏东内部和美国外部的合力施压,是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渐进演变的结果。所以,民主化政治变迁不会导致社会崩溃,而是在渐变的过程中促进自由秩序的拓展。

观念就是力量。观念的澄清将是民主化动力的巨大来源。在观念市场上,那些认同民主化切换的人们应该抱有理性的乐观主义,来化解形形色色的“崩溃论”所带来的迷雾和悲情。不过,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占据话语霸权的官方宣传机构及其御用精英们,不断地向社会交替灌输“稳定论”与“崩溃论”,所以,在我与各色人等进行的有限交流中,我发现,除了相当普遍的对未来“社会失序”的担忧之外,人们对于民主化将带来的利益冲击也忧心忡忡,民主化变革被理解为对既有利益的威胁和损害。

对未来社会崩溃的可怕预期和既有利益的担忧有某些共同的来源,不光来自现政权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来自中国人对历史的集体记忆,那是由殖民、战乱、饥荒、流民、革命等等破坏性变革构成的记忆,它变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集体梦魇。因此,他们对于秩序有一种特别的渴求,对威权压制有一种超强的容忍,“坐稳了奴隶”比“坐不稳奴隶”要满足些,甚至有一种不问是非善恶的冷漠。

另外,由于言论自由和理性精神的匮乏,常识和基本的理念被扭曲,人们对于民主化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认识,对未来政治格局缺乏清晰的描绘。更为荒诞的现象在于:在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的当下中国,留洋归来的御用精英居然高呼:今天的中国已经陷入了一种“民主迷信”。因此,象自由主义法学家贺卫方先生在西山会议上提到的,对于未来的政治变革,很多事情也许还不能做,但在不能做的时候,起码要把话说清楚,就显得特别重要。

说清楚,既是为了澄清被各类似是而非的言说搅浑的自由民主理念,更是为了让公众消除对民主变革的恐惧心理,使之对民主变革的风险评估回归理性,以平常心来看待正在发生的渐变或可能发生的突变。现在,由于对自由主义言说和政治变革讨论的制度限制,更由于新左派和激进派描绘出的社会景象过于黯淡,保守既得利益的心理导致了公众对民主政治变革的“风险评估”普遍偏高。正是这种“民主变革恐惧症”,使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化认同程度偏低,民主化变革也就缺乏基础广泛的社会动力。于是,保守现状成为人们当然的政治选择。

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却很少正视人们趋于保守现状的客观理由:1,现政权已经进入防守性统治阶段,侵略性已经大不如前,即它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主动地寻找敌人和制造敌人,而大都是在遭遇到来自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时才动用专政力量;只要民间不向其政治权威发出主动而公开的挑战,六四后中共政权已经对私下议论中的骂娘变得无动于衷了。所以,绝大多数民众喜欢私下骂娘和公开沉默。2,民众的沉默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出于获益。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但在现实博弈中。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

遗憾的是,囿于自身受迫害经验来看待和评估中国的现实,已经成为反对派人士的通病。比如,有些改革开放以来的受益者,或享受过多年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的人士,一旦走上激进变革之路,也会无视其自身及其周围的现实,甚至无视他们身边的亲人的感受,而仅仅基于个人有限的经验和主观臆断,就把当下中国描绘成“最黑暗、最残暴、最无耻”的时期,而毫不在意这样的“最最最”式描述离客观现实有多么遥远,甚至远到他自己都无法在内心深处说服自己的程度。比如,曾经多年从事律师职业且获得过体制内奖励的律师,一旦因介入高风险维权而被当局剥夺了执业权利,他们就马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体制认可的知名律师变成了彻底否定现行法律制度和律师制度的激进政治反对派,而全不顾及他们也是在这样的法律环境和律师制度下成长为一名中国律师的。所以,即便不提当下中国已经远远好于毛泽东时代的事实,而仅就改革以来的现实而言,当下中国也绝非“最最最”的糟糕时期。

我这样说,并不是赞同当局因政治敏感而剥夺他们的开业权利,恰恰相反,我坚决反对当局如此蛮横地践踏律师的合法权利。我仅仅是不赞成将个体遭遇放大为对中国法治现状的全盘否定,似乎只有体制外的政治化维权才是真正的维权,才挽救了中国维权律师的荣誉。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不要说十多万从业律师都是在助纣为虐,即便现在还有律师执照的维权律师,也将面临极为尴尬的道义困境。

现在,中国人虽然还没有政治自由,但起码具有了一定的个人空间,人们在经济上社会上观念上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个人利益的增长也是看的见、摸得着的,甚至那些受到政府打压的维权律师和反对派人士,也过上了有私家房和私家车的小康生活。甚至可以说,近年来崛起的反对派精英(从年轻一代的自由知识分子到维权律师群体)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自主,是他们得以从事高风险维权事业的基本前提。更重要的是,这恰恰也是今日中国民间力量得以坚实成长的基本前提。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从来不相信,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反对派人士,能够有效地帮助其他的“苦主”维权。

所以,如果回归到个人主义立场来看这样的利益格局,那么,在道德上,从事高风险的维权事业的少数先觉者们,在个人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投身经济收益微薄的事业,固然令人敬佩,甚至对沉默的大多数而言具有榜样的激励作用,但大多数人对个人的既有利益的维护和对风险的规避,也不是多么可耻的选择;沉默大多数对道义价值和自由理念的冷漠,本也无可厚非。

可以假定,凡是反对派精英皆有高于一般人的个人荣誉感和良知正义感,投入高风险的维权事业必定基于获取个人荣誉感和安顿个人良知的内在动力。而今日中国从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的官民价值评价的分野,也为反对派人士的名誉预期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他们所付出的个人代价,也并非一无所获,经济利益受损和人身自由受限换取的是海内外的美誉,而且,他们承担的风险越高,获得的声誉也越大。正因为有了这种荣誉感和知名度的激励,才会不断有良知者挺身而出;也正因为不断涌现出高知名度的反对派人士,中共镇压的成本才会不断加大。如果中国没有这样的空间,民间反对运动恐怕将后继无人。

在此意义上,自由派最需要做的启蒙工作之一,不是对于这种“国民性”或者“文化”进行道德讨伐,而是对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利益损益和基本观念的理性梳理,是向沉默的大多数讲清楚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民主化变革并不会构成对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的伤害。因为,道德讨伐听上去慷慨悲壮,但面对已经回归平常心的利益计算,慷慨悲壮已经无法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启蒙作用也就只能越来越弱。

那么,对于现实的利益格局,民主化到底将带来怎么样的一场冲击呢?我的基本观点是:民主化缺少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美感,却带来了平凡化的社会进步,即带来了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和平等化。所以,民主化不是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而是在维护既有利益的基础上改进利益竞争规则。

二、先说第一点:民主化不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

正如前文提到的,民主化不是砸碎一个旧世界的宏大叙事,也不是均贫富的社会运动。那种革命浪漫主义及其社会乌托邦运动,已经被历史证明只能带来灾难。所以,经过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观念和历史的轮回,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和诉求越来越平实理性:那就是国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创制,政府的政治权力的问责和规范。

尽管,在中国国情的约束下,民主化进程不如人意,甚至很不如人意,无论是清算历史欠帐还是推进当下政治改革,执政党及其政府做的太少。但民间自发动力的推动,文明国家的示范和压力,毕竟在迫使中国的社会格局一点点改变。在社会方面,经济自由化变革,私人公司和资产的快速增长,私人领域的诞生和拓展,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基层选举制度的开局,公共舆论的逐步形成,民间维权的此起彼伏,非政府组织的逐渐增多等等,都是民间自发民主化过程中的标志性路标;在政权方面,权力的终身制向任期制的转变,逐渐承认人权观念的普世性以及司法方面的某些改进(如废除收容遣送、严禁刑讯逼供、清理超期羁押等),人治管理逐渐向法治管理的转变,意识形态控制逐渐向技术控制的转变,最近,规范市场的破产法草案出台,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再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酝酿二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高票获得通过。也就是说,国内民意和西方国家的双重压力,也迫使当局作出了一些有利于民主化转型的局部性制度改革。

你可以说这一切不过是中共的政治秀,但我以为作秀总比赤裸裸的拒绝要好。作秀起码说明中共现政权还有点廉耻感,知道用人权秀和民主秀来为自己美容。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民主化只是一种低调的演进而不是革命,是日积月累而不是一夜变天,即便中国也将出现类似苏东的“一夜巨变”,那也是几十年渐进累积的结果,而非真正的“一夜突变”。事实上,改革近三十年来,人们的既有利益的获取和政权统治暴虐性的下降,民间空间拓展和官方统治效力的下降,正是这个渐进进程的结果。所以,人们的经济收益的增加和个人自主性的扩张,应该界定为权利的物化。同时,民主化的持续演进将给予人们更多的个人自由和选择空间,也将进一步约束政治权力的恣意和侵害。因此,民主化变革的利益效应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更丰富的物质财富,更充盈的利益生长空间。

三、再来分析第二点——民主化如何维持既有利益格局

不能否定,由于政治上垄断权力体制的存在,在现有的利益格局形成过程中,最缺乏的是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滋养,以及法治化的自由市场和分配机制,因此,社会矛盾积累,社会裂痕加深,不满情绪增长。这种由公正奇缺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的张力,一方面增加了民主化变革的民间动力,催生出越来越多自发性维权活动;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比如,仇富情结,重新洗牌意识,反社会冲动,彻底否定现存秩序,甚至主张暴力夺权或军事政变等等,如果这些情绪挟持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诉求以及路径选择,其结果倒真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一个威胁。

延续上一段的论述,民主化变革并不否定现有的利益,对于现有的利益格局,民主化变革将通过法治主义提供最充分的产权保护,而这也许是现在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最渴望的利益诉求。对于社会的中下层,民主化将通过政治权利的重新赋予和保障,来支持他们参与博弈并获取他们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种利益的获取并不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利益损失的基础上,因为,利益正如权利一样,是可以无中生有,多方共荣的。有了自由,有了权利,利益博弈也就不再是零和游戏。

如何说服当权者看清民主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并非仅仅是当权者全输而民间全赢的零和游戏,而是将带来长治久安的官民双赢。这无疑是体制内外各种心向民主的力量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因为,如果当局能够看清民主化变革对其自身的损益,将有助于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政治改革。而当局主动启动渐进的政治改革,无疑是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代价最小的路径。

是的,民主化进程必将对独裁制度下的权贵利益造成冲击,但苏东的政治变革和台湾民主化表明,这种冲击是极为有限的。即便在反对派上台的政治变革中,具有强大民意支持的反对派力量或新的民主政府也要对既定利益格局作出妥协,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变革,甚至没有旧权贵被送上审判台;即便旧权贵必将受到清算,这种清算也更多是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的,南韩、东德等国家也仅仅是对旧政权的象征性人物进行了司法追究;而在由统治集团主动实施的民主化转型中,由于旧权贵阶层是促成新秩序的主导者,甚至旧秩序下的执政党仍然是新秩序下的执政党,旧权贵中也就没有什么人得到过清算。恰恰相反,凡是主动进行民主化变革的政治精英都将赢得民众与历史的双重尊重。比如,在苏东波大潮中,启动苏联民主化转型进程的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领导完成这一变革的是前苏共高官叶利钦,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身于臭名昭著的KGB,前政权权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清算。而最早启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被称为苏东民主化转型之父。

由于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血缘关系,对大陆统治集团更具启示性的民主化变革来自台湾。当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昔日的国民党权贵非但没有遭到清算,反而仍然在台上执政了十多年,如若不是国民党本身的内部分裂,恐怕年轻的民进党至今仍然是在野党。甚至在民进党上台将近八年的今日台湾,台湾人对开创民主化新局面的蒋经国还怀有敬意。所以,专门研究转型正义的台湾学者,把民主时代对威权时代的清算称为“只有受害者而没有加害者”。也就是说,台湾的清算仅止于历史真相的还原,为死难者建立纪念碑,死难者家属和幸存受害者得到道歉和赔偿,而作为加害者的国民党政权及其相关人员并没有得到司法追究。因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而崛起于台湾政坛的马英九,现在已经成为2008年大选最热门的总统职位的角逐者。

如果再套用“政治切换”的方法,那么也可以认为,民主化变革与既有的政治精英的利益格局也是兼容的。民主化并不剥夺政治精英的利益,而只是通过政治权力来源的切换,重新建构政治秩序。只不过,这种政治精英的产生将告别血缘关系,告别密室和黑箱,而是在阳光下,通过政治才干和选票的竞争来重新设置通道,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有了更充分发挥的舞台,真正的政治家开始登场。

毫无疑问,即便从政治人物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讲,身居权力顶端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方式,无疑是因开创新纪元而流芳百世。在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凡是能够主动开启民主化变革的政治人物,都将获得青史留名的美誉。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来说,如果统治阶层能够顺应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主动进行民主化变革,不仅将改变十几亿中国人的几千年被奴役命运,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发生深远的影响,故而,这样的政治人物也将赢得世界性的历史声誉。

四、对各阶层在民主化中的损益格局之初步分析

陆学艺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把今天中国分为十个阶层。我想通过对社会分层的利益损益的分析,来把民主化对既有利益格局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具体化。陆学艺先生的社会分层如下:(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

(二)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大中企业,城乡各种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雇用八人以上的企业主。

(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

(五)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业务人员。

(六)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的小业主、工商户。

(七)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或非体力劳动的员工。

(八)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或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

(九)农业劳动者阶层: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并以此为收入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

(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民主化变革对第6-10阶层应该是当然的利好。有了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权利,他们不再是弱势群体,他们成为社会公民中的最大群体,他们手中的选票将决定政治人物的命运,也将影响公共政策的走向。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结社、游行、罢工等权利的行使,来表达其利益诉求,与强势集团讨价还价。

对于第五个阶层,民主化将减少这个阶层的整体规模,那些依附于威权体制而无所事事的政工干部也许将是个输家,但他们并不会输的一无所有,而仅仅是回归到第6-10这个阶层,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并不会太困难。这个阶层中那些有专业技能的群体,将在保持既有利益的情况下,获得职业尊严和职业荣耀。

第四个阶层将在一个更自由、更多选择的环境下,获得更好的利益回报。

民主化对第三个阶层的利好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个阶层中的部分群体,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民主化将让他们失去垄断的特权及其利益,但同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通过真正的自由市场来证明其价值并获取利益。

第一个阶层的群体,其实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精英,如果他们是民主化的主动推手,那么他们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势,将使他们在新的制度环境下获取“先发优势”,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将有机会通过“政治切换”来保持他们的地位和既得利益。

民主化还有一个重要功效,那就是给某些高高在上的权势集团解套,让他们在政治上软着陆,由人民公敌变成人民公仆。因为,原先的制度使公众成为无权无势的奴隶,而有权有势的他们在成为“父母官”的同时,也成为公众之敌,致使官民双方都无法免于恐惧——民众对无限制权力的恐惧和官员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一个靠恐惧来维系的统治架构,不仅有违普世道义,而且无疑是高风险的。这种基于恐怖的稳定统治是权宜性的和暂时性的,只要出现社会危机,统治者就可能身败名裂,甚至被送上断头台。对此,历史已经给予我们太多的警示,多少独裁者因此而走向断头台。而通过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一旦民众免除了政治恐惧,统治者也就得以免除权力恐慌,统治集团的政治风险也得以解除。

从独裁体制下的寡头到宪政民主下的公民,我看也是一个划算的交易。看看苏哈托的经历吧。

五、民主化将在保存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改进利益竞争规则

民主化给未来中国所带来的丰厚收益中最值得期待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民主化将从根本上改进利益竞争规则。

如前所述,中国的既有利益格局及其竞争规则是黑箱的,灰色的,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所以,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的“潜规则”和“血仇定律”,才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并迅速变成普及性的分析工具。也就是说,今日中国仍然停留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前现代阶段,而唯有民主化变革才能帮助中国走出前现代野蛮而融入现代化文明。

但民主化对利益竞争规则的改变,并不想高举公平公正的道义大旗来进行“秋后算帐”。因为民主化演变不可能以损害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那样的民主化也不可能发生。民主化变革必须尊重和保护既有利益格局,通过权利(而不是物质利益)的平等分配,通过法治主义的程序和规则,在一个自由竞争环境的逐步形成中来框定利益格局的演变方向。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公平、公正等价值理念将不断地通过一次次局部改变来得到展现,最终达成平等对待的公共价值底线。这条底线,不仅要得到法律的硬性保障,也要得到公共伦理的软性尊重。因为,良性法治的前提是自觉守法的公共意愿的形成。正如西方法治的渐进演变所总结出的经验之谈:法律如若被自愿遵守,就必须首先被信仰。

这种新的利益竞争规则将取代原先的权钱结合的潜规则,也将取代赢者通吃的“血酬规则”。具体而言,通过自由竞争来获取利益的方式将取代行政垄断、黑箱交易和权力掠夺等利益攫取方式。吊诡的是,从演进的角度来看,虽然有了规则的改变,但那些既得利益阶层依然占有竞争的先天优势。反过来,再强势的利益集团的竞争优势,如若没有制度化的法治规则的保障,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利益安全和稳定预期。所以,对社会的进步而言,无公正的旧秩序下的竞争优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法治化的新的规则之下的公平竞争,即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利益竞争,竞争后果变得更加可以预期,竞争收益也将变得更为安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不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是将具备社会的伦理的和心理意义上的合法性,社会结构及其秩序也将更加稳定。

因此,经过若干时间的动态演变,民主化将带来一个多赢的社会利益格局。民主化翻译成最简单的实用主义话语就是:民主不仅可以当饭吃,而且让人们吃的更好。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简单的道理。不过,作为对比,我们可以质问的是:既有政治格局与既有利益格局是什么关系?我的看法有两点:这种政治格局,一是现实的威胁,二是最大的隐患。

在既有政治格局下,少数权势集团也许霸占着巨额利益,但这种攫取来的利益所包含的风险让他们寝食难安,甚至夜不能寐。而在少数权势集团之外的其他阶层,既得利益格局随时可能受到权力的威胁和损害。比如,高级官员可以因政治站队的失误而输的一无所有;富翁的财富可以因当权者的政治需要而一夜之间被剥夺的干干净净;高级知识分子可能因说错一句话,或者说了一句真话而被剥夺饭碗和发言权,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甚至失去自由。更别提现行体制下普通国民的权益如何被肆意的践踏了!其实,这种专制体制的可怕之处在于,除了顶端的独裁者之外,它是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的所有人的梦魇,文革时代就是血证;现在,仅仅因为专制体制披上了一些温情的面纱,人们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开始做起开明专制的美梦。但是本质上,在政治权力的来源上,也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上,新极权和后极权是一脉相承的。正如专制体系是对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一样,既有政治格局即便没有构成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威胁,起码也构成破坏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隐患。

所以,那些珍视既得利益并期望保护这种利益的人们,请不要忘记丘吉尔先生的名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

如果把邱吉尔先生的这句名言翻译成本文着重阐述的民主化变革中的利益博弈,那就是:民主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变成亿万富豪,但民主却可以防止任何人沦为一无所有。

2006年9月3日于杭州

——转自民主中国(2006-09-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0期,2017年10月13日—10月26日

错误 |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 HRIC

错误

网站遇到了不可预知的错误。请稍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