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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政治海洛因——帝国崛起的幻觉(图)

2018年09月27日

黄钟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国崛起病》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这段话是理解《帝国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础。这本世界政治史学术随笔,通过最近几百年来世界上风起云涌、兴亡勃忽的帝国命运,及其与英国、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对比,广泛涉及制度设计、民俗文化、历史传统等全方面的历史过程,通过正反两类历史案例,阐述了一个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把每个人都当人并认真善待,而不是把人当做国家工具的地方,才会是水草肥美、安居乐业之所,也才会是让人喜欢甚至热爱的地方,虽然它未必强大,未必耀眼。

这其实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个技术活。人类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至少在前现代是相当稀缺的。与此相应,帝国崛起的幻觉,反倒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

《帝国崛起病》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国家兴衰,即公民美德与制度以及国家兴衰的关系,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以及不同政体中人的生存状况。

公民美德与政治制度

共和国是一种对公民美德有较高要求的国体,正如帝国往往是一种扼杀公民美德的国体,不过,是否存在国王并非检验是否共和国的标准——“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而克伦威尔、希特勒、东条英机也并不称帝。

彰显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职责,至于他们被称呼为国王还是被称呼为总统,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没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确定国体的地步——“(克伦威尔)尽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帝国崛起病》开篇“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耐人寻味地讲了一个关于共和国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全书核心思想定调。华盛顿领导给养匮乏的大陆军经过八年鏖战,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他不但拒绝了薪水,还倒贴了自己的财产,胜利之后,立刻交出兵权——他甚至痛斥给他写“劝进表”当国王的军官。在回到弗农山庄享受了短暂的安宁之后,华盛顿二度临危受命,组建一个更合理更健全的联邦共和国。但在出任了两届共和国联邦总统之后,他坚决地终止了自己的权力生涯,从而给美国后续的掌权者立下了不贪恋权力的榜样,成为功成身退的现代辛辛纳图斯。


华盛顿表态拒绝第三届任期时的情景,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所绘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现代公民美德。黄钟说:“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从英国议会如何控制国王钱袋到北美人民抗税独立,美国如何控制军权到美国如何帮助别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虽然制度稳定之后,制度本身的力量更为强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起点,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为制度的确立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书中作为反例多次出现的克伦威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法治与议会传统的国家,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照样能成就其暴政统治。“创造怎样的世界”通过两个战败国德日如何解决夙仇以及如何处理与战胜国美国的关系,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题,即人对制度的形塑作用,当一个国家处于积重难返的劣质制度与劣质公民恶性循环之中时,外来的健康新鲜力量会给予巨大的协助力量。很难想象,没有“不要赔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国帮助,日本和德国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从废墟中爬起来。

作为一种强烈对比,黄钟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与华盛顿、美国不同的另一面故事。举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日本帝国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本书都用详实的史料,娓娓道尽其一步步既裹挟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狱的过程。这些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政治罪犯们,因为独裁的权瘾与错误的帝国理想,在危机四伏的荣耀里用暴力和谎言推行自己的癔症、制造他人的噩梦。

黄钟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也详细介绍了政治罪犯们所处的支持他们的环境。比如,“创造怎样的世界”篇里就讲到希特勒在兼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时的举国若狂;“希特勒的军队”篇里则说,“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同样的帝国崛起病症状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二战初期,日本“举国陷入一种有如将鸡蛋当石头的、无根据的狂妄、自信之中”。

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

一个国家会不会强大与权力安排方式的制度之间未必关系密切,民主的共和国和专制的帝国既可能成为周边国家威胁的强大国家,也可能弱小而未能成为国际祸害。在“宪法这头狮子”和“帝国崛起病”这两篇里,黄钟通过美国的有限对外战争与日本走向灭亡的两个案例表明,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共和国就意味着一定不会产生帝国行为,比如当年的美西战争,黄钟强调两种不同政体的制度安排,差异体现在别的方面,这远比是否会发生帝国行为要深刻得多。

民主与专制这两种不同政体最重要的差异,是在纠错能力上,安排得当的民主制可以及时制止错误的帝国行为,能够为愚蠢的狂热降温,而专制制度则更依靠专制者的偶然行为,日本帝国没有获得这种偶然的止损决策,于是走向害人害己的灭亡之路。

黄钟用美国的对外战争(包括其侵略战争)和德日的对外战争中民间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言论自由度来区分两种政体安排的差异,充分展示了权力获得制衡的共和国,与权力不受限制的帝国,特别是在战争中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即使发生错误,也会因为权力受到约束而更容易获得及时的止损决策,后者则常常会在权力的偏狭恣意中走向毁灭。

其实,古希腊的雅典帝国,也曾因为堕落为民粹的伪民主制,而走向远征西西里的灭亡之路。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其持续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权得到长期持续增长性保障的副产品,而并非其刻意的结果。而且现在依然持续的强大也未必能顺延到未来的强大。

黄钟在讲述这些帝国兴亡盛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详尽展示不同政体是如何对待权力的。所有那些给本国和外国制造巨大灾难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疾病,就是权力缺乏分立与制衡。希特勒通过魏玛宪法的漏洞,利用凡尔赛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民族仇恨心理,攫取了独裁权力,缔造纳粹德国;日本明治宪法的错误制度安排,使得军部趁机建立法外的暴力统治,直到它将半个世界推入火海。

与之相对的,是从华盛顿开始,美国一直孜孜以求将权力分散,并且创造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任何一项权力能够获得独裁的可能性。尤其是将兵权成功地纳入到文官领导的权力体系中。

搞清楚在那些早已轰然倒塌的帝国废墟上最值得挖掘的是什么,远比研究其特定的倒塌原因更重要。其实帝国未必总是会如人愿而倒塌,正如黄钟总结的:“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这样的总结很冷酷,但它符合历史事实。

可见,关于权力安排的不同制度,会使得一个国家沿着不同的道路行进,走向人间还是走向地狱,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足够强大,而是要看权力分立与制衡设计是否足够优越,同时人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公民美德——不同的权力安排方式也意味着保护甚至提高/压制甚至摧残各种公民美德。

不同政体中人的命运

研究帝国崛起病的要点并不在于帝国会不会灭亡——共和国也会灭亡,共和国也未必时时正义,而是在于生活其中的人们能够过怎样的生活。可以说,黄钟讨论的帝国崛起病,其症状并不在于病人会死,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活的,这是黄钟思考的核心命题“人怎样才能在权力面前不显得渺小”必然的逻辑结果。

在黄钟眼里,帝国崛起之所以是一种病,是因为它离开了一个国家本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即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作为内政延伸的外交也同样需要服从这一准则,因此善待他国和抵抗外侮也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在他讨论的这些德日苏等著名帝国崛起和崩溃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权者怎样地破坏制度攫取非法的无限权力,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着怎样的重大缺陷,导致了政治罪犯们获得可乘之机,使得非法权力获得恣意运行的危险轨道,从而残贼人权——包括本国。

德日苏等兴亡如白驹过隙的帝国废墟,首先是本国国民的人权坟墓——虽然它常常埋葬的不只是本国的人权,其次才是一个帝国废墟。正如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共和国未必都强大),首先是因为人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国家实现了其初始和最终的目的:让人获得尊严,如德国现行基本法的第一条所昭示。对于共和国来讲,强大从来就不应该是它应当追求的目标,瑞士就从未强大过。强大、尤其是一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更多的要素,比如领土、人口、资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两次分家”篇,黄钟通过讲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印度的独立运动经过,表明“由外国征服者强加给人们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给人安慰和休息的特点。”英国虽然给予印度和平,但并没有给予他们尊严,虽然带来文明,却是以野蛮的手段实现的,这与美国战后扶助德日是相当不同的。“创造怎样的世界”篇展示了真正的共和政体如何带来和平与繁荣。纳粹德国曾经横扫欧洲,版图迅速扩大,一扫“一战”以来的抑郁阴霾,国民一度因为祖国的强大而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疯狂发动世界大战,德国落入最可怕的地狱之境。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吸取魏玛宪法的失败教训,重新制定新宪法的联邦德国,抛弃了仇恨,抛弃了帝国战略,在短短数十年里再次迅速崛起。而这一次的崛起与纳粹时代完全不同,德国不但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还完成了两德的和平统一,重新成为正常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德国,人民没有那种眩晕而虚荣的帝国荣耀,但有着切实保障的人权,德国人用不着像纳粹时代那样担心自己被盖世太保逮捕,不用担心被逼迫爱国。

日本在麦克阿瑟的正确引领下,走上了真正的宪政之路,这是一条通往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可以安全并宁静享受殷实富裕、国际交往正常而友善的道路。

人民幸福与国家是否强大无关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大量历史事实,《帝国崛起病》从正反两面提醒读者,一个人是否生活幸福,与伊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并无必然关系,有时甚至可能是反向的关系。纳粹德国人、苏联人、帝国时代的日本人,不但无法在本国获得正常安宁的人的生活,他们的国家也在国际上遭受怨恨。曾经煊赫一时的虚幻辉煌,如一缕青烟消失。顽固吸食帝国崛起这一政治海洛因的人们,殷鉴未远,帝国面纱背后无尽的血污与如山的骷髅,时刻警醒人类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这段话出自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之口。黄钟在书中一前一后两次引用,第二次引用甚至是在书的最后一句,可见其对这段话的同理之向往。

我不揣冒昧的揣测,黄钟研究帝国崛起病的病例,探寻帝国崛起病的病理,无非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人求个“面对权力不显渺小”的可能。

注:本文来源于《经济观察》

——转自时代学园(2017-4-2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4期,2018年9月14日—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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