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胥志义:传统国家观念的崩塌与新时代的萌芽

2016年07月08日

2014年,“苏格兰公投”曾引发各种争议,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也刷屏网络和煤体。解说五花八门。有对统独利弊之分析,有对经济影响之研究,有民主危机之谓,有民主胜利之说。其实,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统独公投,不管统胜还是独胜,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即一个彻底颠覆传统国家时代的出现。它与英国的大宪章曾颠覆专制体制,开启民主时代一样,预示着传统国家和国家观念崩塌的开始。大宪章出现于英国,关于国家的公投也出现于英国,英国的尝试总是新时代的萌芽。

一,国家形成机制的突破

我们以前对民主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运行机制。比如我们说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家”是固定的,“家”的事务由“家”的成员决定。而不是由“家长决定”。此是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当“家”的成员不但可以决定“家”的事务,而且可以决定“家”的大小,“家”的的建立和组合时,一方面表征民主发展出现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反映国家形成方式的转变。

历史上国家是怎么样形成的?绝大多数是暴力集团打出来的。所谓“瓜分世界”,就是暴力集团对地域统治权的争夺。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有的很大,领土广阔,有的很小,有如弹丸。为什么大,为什么小,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它是暴力集团争夺的结果。谁的拳头硬,谁的地盘就大。二战后,基于暴力集团这种争夺带来的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伤害,和平成为世界追求。所谓互不侵犯,领土完整的联合国规则,就是企图终止这种地域统治权的丛林争夺。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受到世界一致指责,正是这一观念和规则的体现。但这种规则并没有解决国家的合理形成机制,只是对历史实行截断,把历史国家合理化。

但历史国家就一定合理?比如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原是一个国家,由于中间隔着印度被分割为两个不相连地域,中间有2000公里的距离,这样两个地域组成一个国家是否合理?再比如英国曾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管辖着大量的“殖民地”,姑且不从“殖民”是否合理上看,即便从管理角度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群体,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合适?而且,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原有的国家范围,国家组成不一定适合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它同样要求国家范围、国家组成的变化。把历史国家固定化,固然可避免暴力集团对地域统治权的丛林争夺,却无法通过国家分化组合来更好的促进人权进步,经济发展,管理合理。并不断消解不断产生的利益文化群体冲突。

事实上,国家范围的变化即便是在二战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变化既有分离,如一些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有统一,如欧盟的建立。这种变化有的还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但在近代和平的主流之下,越来越多的通过国家之间或群体代表之间的谈判来进行。由于这种谈判只是政治家参与和决定,并不一定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并不是合理的国家形成机制。香港回归中国,对英国来说,减少了管辖范围,对中国来说,增加了国土面积,所以对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国家范围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通过国家之间,实际上是政治家之间的谈判完成的。并不一定体现香港大多数人的意志。

“苏格兰公投”与“英国脱欧公投”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形成机制。因而对传统国家和国家观念形成巨大冲击。国家不是打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少数政治家,政治集团之间谈判、妥协、甚至相互勾结制造出来的。蒋介石在收编军阀,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又打又谈又拉,使尽了浑身解数,即便建成一个国家,也很难说这个国家的形成是合理的。只有全民公决才是国家形成最为合理的机制。以全民公决来形成国家,从观念上,实践上,都是前沿的、突破性的,且不一定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却是新时代出现的标志和萌芽。

二,国家是管理区域设置,而非“图腾”

英国能够出现“苏格兰公投”和“脱欧公投”,是因为在英国人的潜意识中,国家作为一种图腾的认识在弱化。传统意识中的国家,是一种“神”,需要为其奋斗,为其献身。把国家制造成“神”,是专制者长期宣传的结果,因为专制者是国家代表的身份,忠实于国家就是忠实于他。现代民主谈化专制意识,专制者和专制政权代表国家的说词,日渐失去市场。领土和范围则成为国家图腾的象征。所以,苏联一解体,没有了苏联的领土和范围,也就没有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载体,苏联这个图腾消亡。谁不愿苏联消亡,当然是原苏联的掌权者,而不是人民,因为人民有了新的国家。

国家范围可不可以改变?比如扩大或缩小,分化和重新组合。如果我们把国家作为一种图腾,作为一种神,当然不能。国家都改变了,图腾在人心中,便变得支离破碎。如何为其奋斗,为其献身?如何爱它,忠实于它?但现代管理理念,国家是通过民众讨论,确立一种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地域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国家范围是一种管理区域设置。国家既是一个管理机构,当然必须服从管理的有效性。管理的有效性主要与管理规则管理方式有关,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与管理区域的设置有关。如果改变管理区域的设置,即改变国家范围,有利于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国家范围当然可以改变。

当一国之内,地区之间,族群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甚至流血事件不断,说明国家现有范围,即管理区域的设置不一定合理。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对国家实行重新组合,就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之一。国家范围当然需要稳定,但并非一点都不可变化,如果经济文化产生变化,国家管理当然也要随之变化,管理的变化主要是管理规则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也不排斥当管理规则方式变化无法消弥矛盾,适应新的经济文化形势时,可以实行国家的重新组合。重新组合可以分离,也可以统一。但这种变化一定不能是专制统治集团之间争夺控制范围带来的变化,而应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海南曾由广东管,后来认为独立成为一个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姑且不论),因而有了海南省。国家与省其实都是一种管理区域的设置,省可以变化,国为什么不可变化?当然,海南独立为省只是政治家的决定,并非人民的选择。但管理区域设置可以变化,则表明管理区域设置不是目的,即国家不是目的,管理效率才是目的。所谓的爱国主义,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苏联解体,分解为多个国家,即分解为多个独立的管理区域,对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民主自由的确立,民族矛盾的消解等等,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个可以去研究。根据这种研究,你可以说解体好,也可以说解体不好。但我们现在说苏联亡国,并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是把国当作一种僵化的神,来顶礼膜拜。一旦消亡,便如丧考妣。

三,“领土”与社会体

当我们把国家当作是一种管理的地域区分,或地域的管理机构,便只存在管理的边界,而不存在所谓的“领土”。虽然边界与领土是指一块同样大的土地,但前者只是管辖范围,后者则蕴含利益。

把土地看作国家利益,同样是皇帝或专制统治者长期宣传出来的。以前的皇帝,“开疆辟土”是大大的功绩,丢失国土则是一种耻辱。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把土地和居住于此土地上的人民都看作是他家的。得之是家业扩大,失之被谓“败家子”。久而久之,便变成一种国家荣誉或耻辱。这一观念,根深蒂固。不但深入到政治家的灵魂,而且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土地看作是一种资源,一个国家土地多一些,资源多一些,对全体人民有利,确属国家利益。但这是指无人居住的土地。有人居住的土地,土地的主人就是居住于此的人。这块土地就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个社会体。现在世界上,除南极北极外,几乎没有无人居住的土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领土”,大多是指一个社会体。这个社会体归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应该是居住于此土地上人民的选择权利,如何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国家利益”?

领土有争议可不可以谈判?如果是无人居住的土地(包括海洋),当然可以而且需要。但有人居住的土地,能不问一问居于此的人民,看看他们的意愿并尊重他们的意愿?没有这样一种“问一问人民”的民主程序,由政治家来决定这块有人居住的土地属于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领土谈判就只是土地的争夺与交易。比如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是一个社会体。它曾割于英国,当时并没有问过香港人,后来还回中国,也没有问过香港人。就是把香港当成是一块土地,并成为政治家或国家间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物品。我们能把香港看成是一种可以交易的物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身权利的社会体吗?

李鸿章签割地条约,被认为是卖国。他卖的是谁的国?当然是满清朝廷的“国”,朝廷统治的地域缩小了。这些地本来就是满清暴力集团打出来的,送不送给他人是满清统治集团的事,与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有何干系?所以并不是什么出卖国家利益。但他仍有罪。他的罪,不是割地,而是没有问过被割地上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外国人(或外国人的制度)的管理。同样,外国人获得这块土地,也不是他可不可以能不能获得这块土地,而是他没有问过这块地上的人民,愿不愿意接受他们(或他们的制度)的管理。显然,所谓的领土谈判,实际上是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实施管理的权力交易。现代民主理念,一个社会体如何管理,由谁管理,应由这个社会体的人民来决定,国家和国家的代表政治家无权决定。所以,作为一个社会体,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能在排除这个社会体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国家谈判。

通过社会体内民众的决定,来确立一个社会体归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或为独立国家,正为英国的统独公投所实践。它彻底颠覆了把土地(指有人居住的土地)当作是那个国家的领土,进而当作是那个国家的利益的陈陋观念。国家不是“领土”的组合,而是社会体的组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个“中国”是指谁?如果是专制统治者,说台湾是他或他们的,是强盗逻辑。如果是大陆的全体中国人,也有以多欺少的嫌疑。只有台湾人认可中国,台湾才是中国的。

——转自胥志义新浪博客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7期  2016年7月8日—7月21日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