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胥志义:人权进步还是经济进步——改革理念的分水岭

2018年07月25日

一,公有制与计划体制的错误是剥夺人权

何谓经济发展?每一个社会个体用劳动,用技术,并借助资本和资源,去讨生活求富裕,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讨生活谋富裕是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权利。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去讨生活谋富裕的自由,是任何社会都会给予人民的权利,即便是那些吸民血汗的残暴统治者,也会允许鼓励人去创造财富,以便他们更好掠夺。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过程,却剥夺了个人的这一权利。

中国建国后不久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一剥夺过程。它首先是生产资料甚至某些生活资料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曾经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被收归集体所有,私人工业资本被和平赎买为国有资本,增量的生产资本只能国家和集体投资,不允许个人投资。所有的个人都失去或无法形成和拥有个人生产资料。其次是计划覆盖了所有的经济领城,包括生产,流通和分配,个人不但失去经济活动自由,而且分配也取决于计划,大多并不与个人实际劳动或劳动成果挂钩。最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公有化和计划化,是生产组织化(非集约和规模生产的自然形成,而是由行政权力的强制推动),和生产组织的行政化,使全国变成一个庞大的组织,它既是生产组织,又是行政组织,甚至还是一个军事组织。每一个人都依附于组织之中,做一个锣丝钉,生产由行政指挥,工作由组织安排,收入由政策确定。个人自由的去讨生活谋富裕己不可能,甚至稍有越轨还要受到打击。比如有的农民家多养一头猪想改善生活,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需要割掉。个人变成了组织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何来个人经济发展权利?

私有制与公有制最大的区别不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区别,而是有人权与无人权的区别。公有制剥夺人权。人有自己去讨生活求富裕的权利,这是天然的,你可以说在政府领导下可以更快富裕(能不能更快富裕另论),但你能用不允许做这个做那个,强制人民接受政府领导,来剥夺个人自主发展的权利吗?机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可带来高效率,个人用自己合法的收入购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使自己更富裕,也是人的经济发展权利,所以允许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不被剥夺,正是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保证。你能用这会带来剥削(是否剥削以及怎样消除这种剥削另论)的借口,去侵害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权利吗?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常会产生差异,人的流动和资本流动,可以使人包括资本所有者能够趋利避害,减少利益损失或追求更大利益,你可以用计划或审批或户籍或编制来阻碍这种流动,侵害人的迁徙权择业权投资权等经济行为自由权利吗?自由思想与行为有利于创新的出现,但我们给予人民自由只是为了创新,而不是实现人的尊严和权利,是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吗?等等。

由于公有制剥夺了个人的经济权利,以及由这种剥夺带来的其他自由权利的丢失,人民成为了国家的奴隶。所以公有制等于奴隶制。与私有制相比,是一个退步。公有制确实没有生产效率,但公有制的根本错误不是低效率,而是低人权。

二,人权进步还是经济进步?

改革是把被政府剥夺了的个人经济发展权利,还给人民,还是在寻找某种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显然,我们当时直到现在的观点,都是后一种。所以有“寻找振兴经济之路”的口号,有“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就要坚持”的思维,有基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中国模式”的争执,有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国家主义在“加快经济发展”等貌似正确的口号下得以盛行。

我国开始的改革是逼出来的。公有制与计划体制的低效,逼迫政府把一部分经济发展权利还给人民。比如农村承包制,是在集体经济实在搞不下去,农民为了吃饱肚子而悄悄搞起来的,如果再行压制,农民还要饿肚,更遑论走向富裕了。再比如,允许个私经济存在,是当时有大批知青返城,国家无力给他们安排工作,如果不允许个私经济存在,这些人怎么生计?承包制使农民从集体即组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种什么怎么种的生产自主权,有了个人劳动成果直接归个人所有的收益权,有了可以选择打工还是务农的经济行为自由。一定程度上把经济发展的权利还给了农民。允许个私经济存在,首先是使体制即组织外的人,个人天生的经济发展权利不受政府限制而得以实现,同时这种限制的取消,也给了体制即组织内的人以选择的自由。放松管制,扩大自由,增加个人权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

但放松管制,给予人民权利与自由,只是为了经济较快发展吗?增加人民权利与自由,难道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要求吗?其实,它给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个人权利与经济发展孰轻孰重,何为目的何为手段?当然,经济发展是为了人们更富裕,但富裕只是人的一种追求,是人诸多权利中的一种。如果让你吃好穿好却要以失去权利和自由为代价,那这种富裕还值得追求吗?难道自由不就是人幸福本身的体现吗?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历史,都是人们争取权利,争取平等,争取自由,并增进权利,增进平等,增进自由的历史,它带来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那些国家的人民争人权,争平等,争自由却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因为增进人的权利,人的平等,人的自由,本身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是社会进步的过程。

遗憾的是,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的主导思想并不是还权于民,并用法制来保障人权,而是加快经济发展。当时虽有“放权让利”的实际行为,却只是为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并不把实行农村承包制看作是还权于农民,是把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由集体经济制度下的奴隶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公民,是农民生产自主权,经济行为自由权,自己的劳动成果直接归自己所有的收益权等经济权利的实现。而是把这当作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种手段。所以,当农村承包制带来农业生产取得发展时,农村改革止步,还权于农民并不彻底,土地产权并未给农民,户籍制度仍限制农民迁徙权等。还权不彻底,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人权、自由、平等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经济的较快发展,它使生产力中最关键的要素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被压制,因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由人推动的。所以扩大和保证个人经济发展权利与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合之处。但显然,只是为了经济发展给予人民权利,这种权利是脆弱的。当经济发展与个人权利在某种情况下不重合时,人民的权利随时可能丢失。比如,个人收益权和财产权,如果不被保障,会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但如果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去确立这种权利,个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中国之所以出现强制拆迁,在发展的口号下去侵害个人财产权利。就是因为没有把个人财产权的保障当作是个人权利实现的需要,而只是为了不损害人的生产积极性,即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某种权宜之计。当政府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侵害个人财产权时,个人财产权不受侵害即便写进了宪法,也会变成空话。

改革是为了人权进步还是为了经济发展,是中国改革观念上的分水岭。

三,脱离人权进步的发展是畸形和危险的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表征。但与人权相比较,人权进步是社会进步更本质的体现。华盛顿建立民主制度,并没有使美国的GDP增长,但美国社会获得一个跳跃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林肯解放奴隶,也不是给奴隶多少财富,而是给了奴隶自由,林肯的功绩彪柄千古。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确实给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没有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权观念的出现和人权理念的进步,这个世界仍充满残暴、压迫和黑暗。

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密切相关。而低劳力成本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中国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二是中国的低人权。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客观因素,低人权则与政府忽视人权进步有关。二战后,日本、台湾、南朝鲜等,都是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起步,并取得高速发展,被学界称为“东亚模式”。但它们却是高人权国家或地区,由此带来人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发展同步。所以虽是以低收入的低成本起步,却只用二三十年时间,人均收入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采用“东亚模式”,利用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取得高速发展,但中国是一个低人权国家,人民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所以中国虽然也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收入却仍然很低,并没有进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因为中国低人权。如血汗工厂,如强征强拆,如环境污染。

中国现在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却是畸形的发展。它伴随着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官员腐败,最凶狠的压榨人民,最短视的资源掠夺和破坏,是带血的发展。它不仅在发展过程中大量侵害人权,而且经济发展成果并不为人民所有,大部分进入了权贵的腰包。中国社会尖锐的官民矛盾,便由此而生。这种经济发展越快,对人民的伤害越大。经济发展便失去合理性。我们还能要这样的发展吗?

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人权进步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很可能使国家走上危险的军国主义道路。 这是因为,人权进步,不仅可以使经济科技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不会用于增加国家暴力和军事力量。而且人权进步本身就会带来和平理念,约束国家机器,消弭暴力意识。一个民主和宪政的国家,即人权伸张的国家,必是反战、反暴政、反侵略的国家。希特勒正是由于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却又没有人权理念却充满法西斯的宣传和狂热,而发动世界大战的。如果没有德国当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便有法西斯的思维,也难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战或可避免。现在的北朝鲜,如果经济力量很强大,以其政权对人民的残暴,不仅南朝鲜的人民,而且临近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等,都不得不对其进行高度防备。

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进步,政府再也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以“人权进步为中心”。因为人权进步不仅可以带来真正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而且可以使经济发展走在正确的路上,即走在为了增进大多数人幸福的路上。

——转自作者博客(2017-12-2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0期,2018年7月20日—8月2日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