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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我们在狱中遭遇到的文革——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2016年04月29日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连邓小平都称之为浩劫的“文革”年代,弹指间已过去五十年了。共产极权专制国家,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座大监狱。在这座“大监狱”中又星罗棋布着不计其数的用高墙电网围成的小监狱。文革到来时我和许多“右派”、“反革命”正好被囚于四川省的一所监狱里,从而逃过了被红卫兵批斗、游街、活活打死的命运。多少年后,旧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要好好感谢党打你成右派,又保送你进劳改队,确实救了你,否则红卫兵不整死你才怪,算你运气好。”这种“中国特色”的“好运”真堪称黑色幽默!

当然文革中的监狱也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阶级斗争仍是天天讲,斗争会也每晚必开——白天要服苦役劳动,只是没有像北京红卫兵可以随意将人打死。那时监狱里基本上还是“文斗”,站在那里,低头、弯腰,任由犯人“积极分子”羞辱谩骂,高潮时“君子动口也动手”,但一般只是拳脚耳光,最严重的也就是用绳子捆起来,不会弄到伤残。因为,一来双方都是囚犯,不敢下手太重;二来,监狱当局也不准过分殴打,那倒不是仁慈,而是劳改队每接收-个囚徒,就要向劳改局交一份“利润”,如果打伤残了,谁创造财富?劳改队还能白养你呀?看来,我们确实比社会上的“黑五类”分子要“幸运”一些。

1967年的一天晚上,“幸运”终于临到我头上了。那时人人都必须检査“犯罪”根源。人家说我在检查中不但不好好认罪,还为流沙河的反动诗《草木篇》辩护。更糟糕的是那晚作记录的狱中难友黄泽荣(《往事微痕》主编铁流、另一笔名晓枫),大概出于同情,把我许多“不认罪”的话都未作记录。因此,一个叫黄云成的狱吏便认定我们是“反改造团伙”,揪出来批斗。黄泽荣接受批判时态度“不端正”,几个“积极分子”便对他动起了拳头,黄云成更要把我们捆起来。此时黄泽荣急中生智高叫“毛主席万岁!”凑巧监狱军管会姓朱的军代表从现场经过,闻声前来询问,黄泽荣便抢先回答:“报告军代表:我呼毛主席万岁口号,他们要捆我。”那个军代表完全-副参军不久的农民样儿,也不懂监狱里的这一套,便说:“呼毛主席万岁没错,犯人也可无限崇敬伟大领袖嘛。算了,不要捆。”当时全国实行军管,军代表一言九鼎,那个狱吏听了也不敢多说,斗争会便草草收场。

其实当时我们这些“右派”、“反革命”确实是挺“反动”,我们根本不信他们那些洗脑的鬼话。什么“形势-派大好”,明明是一团糟。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经常传递小纸条,用隐晦辞语或小诗短词互相提醒、鼓励,讲些由衷之言。当时,这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招杀身之祸。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如晓枫留给我的诗句便有“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我则回以“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等。

又如另一位难友,四川泸州的教师李仲言先生。当“文革”势头正猛,红海翻腾,满街打砸抢烧,“武斗”之火势若燎原之时,李仲言以一腔怒灭写成一首《满江红》,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那日我正入神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李仲言都绝对够格送上“绞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于是便说“好嘛!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仲言君劫后重逢,却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之美吧!而仲言君则已于九年前辞世,令人凄然。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会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出卖人已变成“美德”的氛围里,许多犯人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1969年,我和陈友泉、俞正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陈友泉是个农村善良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犯。俞正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俞正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判刑都值了”。陈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

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四川方言粗话,即鸡毛蒜皮之意)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俞正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救赵”。我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俞正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于是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俞正清就是这么个坏蛋,他的话能信吗?

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奸巨滑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还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他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陈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陈友泉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俞正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陈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给他。陈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什么,但至少证明陈、俞二人谈过话,加强了俞正清“孤证”的力量,陈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陈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个坚贞不屈的人啊!

时间又来到1971年9月底的某天,当时我和晓枫又在一起从事监狱医院犯人“护士”的“劳动”,成天围着病人转,打针、换药、喂饭、洗衣……忙得晕头转向。那天晚上我与他同值夜班,当我们把“晚间护理”那一套忙完以后回到护办室,我拿起病历本,画病人的“体温坐标”时,晓枫则拿起一张《人民日报》看得十分专注。我二人当时是无话不说的难友,我便对他说:“快来帮我画体温坐标,报上那些鬼话有个啥看头?还不是天天形势大好。”晓枫却对我神秘一笑说:“今天说的不是形势大好,而是要形势大变。”我莫名其妙,便说:“别在那胡说八道。”这时晓枫把那张《人民日报》递到我面前,指着一篇文章对我说:“你看,你看……”边说边用指甲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话下面划出一道指甲痕。我一看那句话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我登时猛醒:我们的“副统帅”上哪去了?当然,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林死了,毛的政治信誉也彻底破产,再随着毛的死亡,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宪政的一丝曙光,而文革的雾霾不时又对人们露出了鬼脸。这是我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最感到痛心的一点!

2016年4月26日完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2期,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