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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忆我亲历的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图)

2018年10月26日


计划生育(网络图片)

随着当局所谓“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世界上最善于健忘的中国人,正在逐渐淡忘那场所谓“计划生育”的浩劫给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所造成的灾难性痛苦。不管当局是迫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还是担心“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能终止“一胎化”的野蛮政策都可算是个“进步”。但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由于物价、房价、医疗费、学费……一日千里地飞升。许多人已不敢生二孩。于是有人担心照此下去,当年计划生育曾有口号是“-人超生,全村结扎”。今后会不会出现“-人不生二孩,全村人工授精”的口号呢?别以为这是笑话。生育权也是基本人权之一。而在一个人权缺失,把妇女生育当“牲口配种”来管理的国度里,什么“人间奇迹” 都可能出现。

笔者在那计划生育強推“一胎化”的年代里,由于在医院混饭吃,也曾参与作恶。下面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1972年把所谓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后,于1973年和当地一个20岁的农村姑娘结婚。1974年我们的大女儿来到了人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是“一个好,两个可以,三个坚决不要”。我们一胎当然无问题。但我妻子说“农村没有个男孩,下田栽秧,打谷,耕田女孩怎么能行?”所以我们还是一心盼着有个男孩。说句玩笑话,也许是天从人愿或许我从来没作过恶,所以1977年我妻子生下第二胎,是我戴上医疗用的手套把他接下来的,果然是个男孩。

还没等我们高兴完,大约就十多天吧,上面的“独生子女”(就是国际上称的“一胎化”)政策,就“雷霆万钧”般的贯彻下来了。哪怕你是要临产的第二胎也必须“人流”拿下。所以我的亲友,都在逗趣时指着我这儿子说“娃娃,算你腿长跑得快,再慢一步……”大家笑了,不好往下说了,言下之意还有活命吗?我的一位今已作古的难友刘旭初君(原国军上校团长),摸着孩子的头,用祝福的口气说“娃娃,你刚出世就大难不死,将来必有后福啊”!我说“我们这些政治贱民敢想什么福啊?还是东坡说得好: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是公卿”!

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仗,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象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我50年代看见的“镇反”运动也区别不大了。光看这些大书特书在墙上壁头的标语,口号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谁敢违反计划生育就叫他倾家荡产”!这还算是“温柔”的。再看更吓死人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宁增千座坟,不得多生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能国亡”!完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来强行“人工终止孕妊”(听,这词儿多科学文明!)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已要临产的,一个个哭哭啼啼,面目凄惨,如上刑场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别是当她们看见被堕下的死婴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无后为大”,而是农家必须要有个男子汉劳动力。我亲见一个农妇,冲着那些干部,连哭带骂地说“我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可以坐办公室,那生儿,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没关系,不要紧)。话虽粗,却是农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车玉生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成了当时该监狱医院顶尖的技术骨干。当然这次也少不了要他来唱主角。他是极不愿干,私下对我说“我一辈子当医生都是救人的命,这回到好,叫我来杀人”。其实这“杀人”技术上并不复杂。初级卫生人员也能学得会。当孕婦卧于床上,通过听胎心音确定胎儿在子宫内体位后,左手卡住胎头,右手把装有“雷佛奴尔”药液的注射器用长针头由腹壁剌入子宫,当你在进针中,手上产生“落空”的感觉时,针头就已剌入胎儿的颅腔,立即注入药液,孩子几秒鐘就死了。

有-天来了个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又哭又骂也没用,正当她被按到在手术床上,车玉生正要对她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时,孕妇大叫“医生,作好事救我儿一命,我一辈子也记得你呀”!我在旁当助手,看见车医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那些“计生干部”便大声叫道“车玉生,不要理她”!我见车突然一下子好像横下了一条心似的,就把针剌入产妇腹内,在产妇惨叫声中,车玉生把药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针,我连忙用纱布把术口盖上。这时车玉生把注射器一放连手套都忘了取下,转身便走,边走边骂道“闹,闹,你再闹也要作手术”。我当时心里也纳闷,“今天车老师干吗这么大的气”?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针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尸体,可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产妇的丈夫,婆婆,还有个像是嫂子吧,闻孩子哭声象疯了似的,一齐冲上来抱孩子。我连忙大叫“慢,胎盘,脐带还没处理好”!我于是剪断、结扎脐带,用浓碘酊在脐带殘端消毒、包扎。这时计生干部过来说“老乡,我给你孩子打针破伤风预防针”。我一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说话,只好对那农民眨两下眼睛,而贫下中农偏要相信“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们抱起孩子就跑,说“鬼伤风我都不打”。

二十年前,有人指着一个小伙子对我说“这就是二十年前你们救的那个孩子”!他今年该四十岁了,和我儿子同年。

我后来私下悄悄问车医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叹口气说“我看着孩子母亲那么惨,实在下不了手。我姓车的这手上几十年的功夫,针头在哪个位置,还能不知?所以药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当然不会死”。我说“哪你发气骂人干嘛”?他骂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坚决执行的样子,将来如何推说是技术失误”?我伸起大指姆,用电影上“皇军”的口气说“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

果然后来公社“计生办”的人就说车玉生是“阶级敌人破坏计划生育”。那正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时期,这罪名可杀头的。可监狱方面不想理这事,一则他们对车玉生技术很看重,因为监狱远离大城市,当时交通很不便,谁家敢说不遇突发重病?有个高水平的好医生心里踏实得多。二则他们自己的老婆也要强行安环,结扎,对此一肚子气,只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这技术操作哪个有百分之百把握?你们公社医生那么能干,你们以后自己搞嘛”。当时我们这医院技术上在附近方圆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干部和家属得了大病都只有来找我们,所以他们也不愿太得罪人,最后便不了了之。

有人说计划生育,人人都得过关。我已有了两个孩子,夫妻中必须有一人结扎输卵管或输精管。计生官员说,结扎后对人没有影响。这话信不信由你。但我们这些懂点医学的只能嗤之以鼻。一间房子门窗损坏了都要影响其美观安全,何况一个人体的器官。而这输精管或输卵管,是精子或卵子的正常的生理通道,一旦被扎断,精、卵无法排出,所以胀痛反射到腰背部是常见的后遗症,有的人短时间后可逐渐减轻,有的长期存在。我妻子在农村干重体力农活,更害怕后遗症,只有我去结扎。

我既对后遗症存在恐惧,更感到一种无辜受害的忿怒。计划生育国家的政策明文规定,是鼓励、指导和个人自愿选择避孕的方法,我可以选用药物或器具避孕,反正不再生育就行了。可这一切好像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对中国人当时只要有了两个孩子就得一律结扎。这是哪来的道理?长在我身上的器官,又没有去招惹谁,又没有携带、传播萨司、艾滋病毒,没有危害任何人或社会,你非要把我的器官破坏了,置我痛苦于不顾,你才心满意足,这是哪来的道理?我还有一点人权吗?——可是这一切在当时不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谬论”,而且自己还戴着“反革命”帽子,怎么敢反抗?但弱者不敢“硬碰”还可“智取”。

在这医院里,我当时还有个“铁哥们”于医生,原是泸州市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因“收听敌台反革命罪”被判刑,和我一样已在监狱医院“就业”了。我两个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平时在一起什么“反动话”都敢说。他当时就在医院负责作输精管结扎手术。我便去找他请他帮我作个假手术。他问我怎么作?在文革中我们医院搞过一个所谓“新医疗法”,就是按针灸穴位,“局麻”后切一个小口,用止血钳把一个医疗用羊肠线头塞进去然后缝好术口,又叫“埋线疗法”。当时吹嘘是“毛泽东思想和祖国医学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包医百病。当然是鬼扯蛋,什么病也医不到。但这羊肠线对人体并无害,几个月后就被人体吸收了。我就是从此事中得到了启示。

我便对于医生说“就在阴囊结扎输精管的解剖位置上,切个小口埋进一个羊肠线头,从外摸就象结扎了输精管一样”。当时还不像今天这样造假成风,遍地都是假货,清华大学博士都有假。所以我这个富有“创意”的造假设想,还真有点“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逗得于医生都笑了,他说“你这个鬼聪明拿去哄外行或草包医生还是可以,但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一摸就穿帮了”。我说“这医院的好外科医生除了你就是车老师,其他那些干部医生都是吃政治饭的懂个屁?车老师那里我说得通”。所以他最后就同意了。其实太简单,趁大家午休时,几分钟就把这个“手术”完成了。出证明拿到院办公室去盖个章,就叫我爱人拿去他们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交了差。

正当我庆幸过了关,没想到公社那些计生干部,医学上一窍不通,“政治警惕”却高得很。他们开初是怀疑因我在医院上班会不会是偷的一张假证明。他们也太低估政治犯的智商了。于是便来问院长。院长便叫我去问。我说,“于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十多天了,可以检查嘛”。那计生干部和我们的院长两个都是所谓“工农干部”,什么叫输精管也不懂,只好去叫来一个狱吏医生。一个卫校劣等生,分配给哪个单位人家都不要,只好来监狱医院管囚犯。他连输精管的位置在哪个地方都不大清楚,在我阴囊上乱抓乱捏。我便乘机大叫“痛”,身子也乱扭,他就更没法检查,他下不了台。为了保全面子便骂道“这家伙不与医生合作,我不检查了”。院长说“那咋个办”?他一赌气便说“去叫车玉生嘛,人家不是技术权威吗”?我一听,差点要说“谢谢”。

车老师来一检查,当然说我是“做了手术的”,那些“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干部,也只好听“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结论了。不过下来后车老师骂我“你下次再去搞这些鬼把戏,我不得管你了,害得我都去说假话”。我说“谢谢老师,这种事哪还会有下次”?他也笑了。一个弱者能在那样黑暗可怕的环境里,打赢这场“器官保卫战”,也可算是个捍卫人权的小小奇迹了吧!

我都以为从此再不会与计划生育打交道了,因我们根本就不打算再生育,哪供养得起?时序如飞,十几年过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儿子都高小毕业了。一场计划生育的飞来横祸却找上门来。

我妻所在的石鼓公社柏林大队,张,是大姓,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三十。我妻子在4队叫张甫英,柏林1队也有个叫张甫英,同名同姓,却比我妻小近十岁。1队的张甫英在公社计生技术指导站做了一次“刮宫”手术。那些公社计生干部不了解调查。就以为我妻又怀了孕。一大帮人如同电影上“皇军”进村“扫荡”一般冲到我家来,要捉拿我妻子去公社强行结扎。来时我家只有我儿子一人在。他们抓不到人,见我家有台新买的黑白电视机。当时算是一样高档商品。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抢走电视机。我儿子见状便加以阻拦,说“你们要抢人呀”!公社的所谓“毛公安”走上来一巴掌将我读小学的儿子打倒在地,孩子哭都哭不出声了,他马上又掏出手铐将孩子铐上。电视机被抢走。他还要把我儿子抓走。激起左邻右舍农民的公愤,说“你有事抓大人,怎么抓娃娃”?“毛公安”竟说“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法者,哪个敢妨碍我执法”?最后在农民的一片抗议声中,他才把我儿子放了。

当时我在名义上也叫公民,不是阶级敌人了。便依法进行控告。可是县上任何部门都不受理。我提出相关证据,他们也知是同名同姓搞错了,但竟称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不能伤害计生干部的威信和积极性”。不但打我儿子,对孩子非法用刑具不处理,抢去的电视机也不退还。还美其名曰“一切法律政策都要向计划生育倾斜”。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法律竟可不要公正而“倾斜”。无异于说,胡作非为都不纠正。

后来我在成都的二哥,通过当地有关部门,告知他们,我们的三哥严家骁已由台湾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我们家系侨属“请保护侨属的合法权益”。他们出于怕造成“海外负面影响”。才由县侨办,计生办,会同公社计生干部及监狱计生部门把我家召集来一齐开会。会上县计生办那位杨主任说“鉴于严家伟是侨属,我们把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都扭弯来迁就你们,把电视机退还给你们,其他的事就不要说了,这事不许对任何人讲,特别是国外的人,谁讲了,后果自负”。接着又指着我儿子说“你要好好学习,拥护共产党呀,这都是党的政策英明”!他們把同名同姓的张冠李戴,乱冤枉人,他们打孩子,铐孩子,胡作非为,一句“其他的事不要说了”便完事,这能叫“扭弯政策来迁就你們”吗?反而好像我们家欠了他们好大一个人情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会儿法律可以“倾斜”,一会儿政策又可以“扭弯”,真不明白中共政府官员有好大的权力。

一转眼又是几年,我都快要所谓退休了。人家看我老了,又有病,眼睛也差了,有些技术操作很难达到要求了。于是叫我在医院收费。有天与一个来看病的农民闲扯中他告诉我,当年那个打我儿子的“毛公安”,原是个农民当兵回来,公社临时聘用的治安员,现已解聘回家了。我也未太在意。半个多月后,一个病人用担架抬来要住院。我见此人好面熟,却想不起是谁了。一个农妇好像是他的妻子把一张入院证递交与我。我一看入院诊断为:肝Ca.这是个医用术语,意为肝癌。我便问她带了多少钱?她说“只有几十元”,我说“这么大的病,不交几百元住不了院”。他妻子说“哪有钱啊,猪都卖了”。我说“去找亲友借点嘛”,她一下哭了说“他去搞那个计划生育,把全公社的人都得罪完了,去找哪个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这不是那个“毛公安”吗?我当时一下控制不住自自己,便指着他说“原来是尊敬的毛公安呀,你不是在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执法吗,怎么还不如我了?我还可以享受公费治疗呢”。他妻子连忙问“老师,啥子事啊”?我几乎暴怒般地吼道“你问他当年干些啥事?我家根本没违反计划生育,他们自己搞错了人,他把我才十二、三岁的儿子铐起来,差点把我儿子打死了。要住院呀,交1000元来,我马上给你办”。其实当时交几百元都勉強可以,我是故意气他,而现在肝癌自费住院,5000元也怕不行。

他的妻子在一旁只是哭。这时“毛公安”才从担架里有气无力地说道“严老师,过去的事对不起,不说了嘛,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见此情景,心一下子就“软”了,而且查觉到自己作过份了。人家再错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天别人是来求医的,自己羞辱别人,明显有违医德。于是我把态度缓和下来,说“好嘛,好嘛,老毛,过去的事,我们一笔勾销了。你去至少准备两、三百元我给你办入院手续好不好”?他凄惨一笑,绝望地摇摇头……

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他也是个穷苦的农民,只因一心想摆脱穷困,被别人利用来当枪使。他害了人,同时自己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我现在已进入垂暮之年,有时还在恶梦中看见那一个个被“人工终止”了孕妊的死婴,血淋淋的,醒后一身泠汗。别人又会原谅我们吗……?
 

——转自民主中国(2018-10-2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7期,2018年10月26日—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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