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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甲子回眸】抚今追昔两甲子,历史惊人相似

2018年03月14日

六十年一甲子,天干地支一轮回。对于中共来说,「辉煌六十年」,这是值得纪念的喜庆年份。即使新疆人心惶惶、乌市街头仍然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即使北京自我隔离、百万「维稳」大军将首善之都围成了一座孤独封闭的死城,似乎也无损于他们自娱自乐的喜庆气氛。

凶岁沖冲喜,以壮官威

凶岁沖喜,以壮官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早有预期,怕这样「十全十美」的好年份剩下不多,庆一次,就少一次。下一个十年,将党心纷扰,下一个三十年,恐民心难料。我们这个时代,最确定之事,就是一切待定,国是不明、前程未卜。下一个六十年,就到了二○六九年,那将会是什么情景呢?我们完全可以提前确定,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将不再可能是子孙后代们的「国庆」日(倒极有可能被定为国难日,或全民忆苦日)。想想将来的中华儿女,真要让我们这些六十年前为过非、作过歹的不肖祖宗们,感到由衷的羞愧。

晚清国情与今朝惊人相似

六十年党国,不堪回首。再上溯六十年,是遥远的一八八九年,那是大清帝国的晚年。世事多变,今昔国际环境已不大可比,而若以「特殊国情」论,却与当今惊人的相似。那时候,清王朝已从太平天国、捻军、新疆叛乱的「浩劫」之中拼死挣扎了出来(其惨烈程度亦如我们从文化大革命中挣扎过来一样),健步走上了同光两朝蒸蒸日上的「中兴之路」(我们现在是叫「复兴之路」)。一八八九年,似乎也是一个好年份,时值帝国「中兴」的顶峰。为了国运振作、皇权长久,当年的大清政府也曾经「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动了「只经改、不政改」的洋务自强运动(一如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欧风美雨驰而东,中国的近代事业就从那时悄然开张。那时候,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自强,招商引资、设局办厂,开矿炼铁、造船筑路,股市红火、钱庄兴旺,其实也是如火如荼,政绩斐然,「辉煌」得很。那般热闹光景,并不见得就比当今逊色。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经甲午一役,洋务运动现出了其虚弱的原形。从此「经济改革」一蹶不振,帝国政局也江河日下。戊戌政变,康梁远走、光绪被囚。庚子事变,联军入侵、两宫「西狩」。清政府实在是左右为难、无路可走,这才万不得已下定决心从「变器」转为「变法」、从「洋务」转为「新政」,半心半意、满不情愿地开始「仿行宪政」。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清帝国终于克服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阻力,启动了众所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惜为时已晚,也有些被动了。

内外不谐,诸事不顺

上世纪之初起步的清廷政改,与近些年来拟议中的中共政改,其思维大体一致,路径也大体一致。都是先纠缠于「厘定官制」(现在叫做「行政体制改革」),后遇阻于「祖宗之法」与「君上大权」(现在谓之「四个坚持」、「党的领导」)。结果,改官制就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保君权就成了制度转型的屏障。「晚清新政」是内外不谐、诸事不顺,所制造出来的新麻烦,比它所能解决的老问题还要多。党争不断、权斗激烈,满汉纠纷、央地冲突,绅商失望、督抚离心,官乱于上、民变于下。「群体性事件」四处蜂起、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触即发。一班宗室亲贵(如今我们把这一类人称作「太子党」)偏偏要咸与参政,妄图排汉官、削督抚,要关起门来搞他们的内部「宪政」(现在的名词,是叫做「党内民主」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欲以皇权对抗民权,以宫廷和官府的内部民主取代规范有序的宪政民主。在帝国「维稳」最为吃紧之际,「太子党」们竟然端出了一个由王公贵爵所主宰的「皇族内阁」。犯下了最后这一堆错误,爱新觉罗朝廷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再想要洗心革面,也就没有机会了。偌大一个大清帝国,终至无所依凭,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今红朝诸公气度逊清西太后

清朝是不时兴办什么「国庆」的。他们精心操办的最后一次帝国庆典,是慈禧太后的「七旬万寿」。也与当今的六旬国庆一样,气派无比、庄严隆重,炫权耀富、劳民伤财。不过,慈禧的生辰庆典虽然奢侈烦费,却也是做过一件好事的。借「万寿」之机,懿旨特赦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职者「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实际上,她是找了个机会为政治犯平反、与反对派和解。对于当年权大威重、一言九鼎的老太后来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在她与「戊戌案犯」之间,不仅有犯上作乱的「国恨」,还有「围园劫后」的私仇。在这一点上,当今的中南海红朝诸公远远比不上昔日西太后的气度。党国六十年大庆了,不见「六四」平反被提上议事日程,也见不到达官贵人们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息事宁人、「与民同乐」的仁心慈念。满目所见,他们尽忙着与民作恶,一门心思截访民、抓刁民、控网络、封异议去了。风霜雪雨两甲子,政治进化不过如此。

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原载:争鸣

——转自纵览中国(2018-00-0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0期,2018年3月2日—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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