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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论左派与右派(图)

2018年10月17日


左与右(网络图片)

左派与右派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及随后相继诞生的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的座位安排方式。在那个注定要改变世界历史的三级会议上,国王坐在正中央,第三等级(即平民阶级)的代表坐在国王的左侧,而两个拥有特权的高贵等级——贵族和教士——的代表,则坐在国王的右侧。

三级会议开会之后不久,这种左右对垒的座位安排方式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几乎所有的议题都会立即形成左边与右边之争,随之便演变为一场堪称经典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此处“两个阶级”,指的是国王、贵族等统治阶级和名之曰第三等级的被统治阶级;“两条路线”,指的是革命路线和反革命路线;左派代表被统治阶级,右派代表统治阶级;左派是革命派,右派是反革命派。

三级会议议席分布的左右对垒格局延续到了国民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在这几个议会中,激进的革命党议员总是坐在议会的左边,温和的保王党议员则总是坐在议会的右边,这几乎成了惯例。拘捕国王和王后之后,在经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里,座位的安排方式又稍有变化,最为激进的雅各宾党人左派领袖总是坐在国民公会议席的最高处——故称为“山岳派”(他们仍然坐在议会的左边),占议会绝大多数的中间派议员坐在议席的低处——故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而原先也是革命左派出身的吉伦特党人,此时便成为了新共和国议会里的右派。——这似乎印证了一个半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的那句“最高指示”: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老右派灭亡了,新右派会从老左派里分化产生。

法国大革命之后,世界各国的议会里虽然党争不断,但以座位之左右分列而分阶级、划阵营的作法,却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在大革命之后延续下来。我们并没有听说法国议会里左翼社会党人坐左边、右翼共和党人坐右边的作法,美英议会里也没有出现过民主党坐左边、共和党坐右边或者工党坐左边、保守党坐右边的排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里,座位是按各省代表团的顺序来排列的。不巧的是,中国的人大以及中共的党代会,倒是的确保留了极端分子领袖集团高高在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山岳派”革命传统。

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左派与右派的称谓及其基本区分却从此留下来了,随后传布各国,一直沿袭至今。两百多年来,人类的政治新话语花样翻新,意识形态新思潮层出不穷,但是,左派、右派仍然是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分类叙事的关键词。当人们在区分政治派别、划分敌我阵营、辨别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光谱的时候,通常都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使用左派、右派,左翼、右翼,左倾、右倾这套话语,更有极左、极右、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等精细化区分。某种意义上,左派与右派的划分好比解析几何里的数轴和坐标系,不借助它们,人们很难给予不同的党派和思潮以适当的政治意识形态定位,以便让它们在复杂的现实政治分析场域里对号入座。

当然,今天人们口中所谓左派、右派,左翼、右翼,比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原初含义,不仅复杂了很多,混乱了很多,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大相径庭。

一直有人批评说,左派、右派这套话语过于古老,左派右派的分类过于简单,过于粗线条,过于僵硬,过于标签化、符号化,完全不足以描述并区分现当代政党、政客和意识形态思潮的基本面貌。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

但是,左右之分并没有过时。我们仍然需要使用它来划分政治社会,将来也还会需要使用它来划分政治社会。因为简单化、符号化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优势。复杂而纷乱的现实政治世界需要用简单化、符号化的概念来分析,假如我们并不必要追求十足精确和细致的划分,或者无法追求精确和细致划分的话。

人们习惯于用以下一些标准来区分左派与右派:

其一,以“进步”与“落后”、变革与保守为标准。依此标准,革命派为左,复辟派为右;激进派为左,保守派为右;“厚今薄古”的进步主义为左,“厚古薄今”的复古主义为右;迷信未来的乐观主义为左,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为右;政治浪漫主义为左,政治现实主义为右;否定现状的改革派为左,安于现状的守旧派为右。

【注:中共语境下的左派与右派大体上取上述涵义。马列主义虚构了一条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必然规律”,按照这条规律,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一定的政治社会制度相适应,如果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追求更加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即为左派,如果社会历史条件已经达到,却仍然留恋并固守旧的政治社会制度,则为右派。毛泽东时代崇左反右,其理论依据就是,左派的动机和目标终究是美好的,其行动的结果无疑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而右派的动机和目标则是反动的,其行动的结果必然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比如说,当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仍然不赞成立即发动革命的,应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然只愿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应该彻底消灭“五类分子”和帝、修、反的时候仍然主张阶级调和、和平共处的,应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仍然止步于社会主义的,这些人就是右派,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小平、赵紫阳之所以发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其拘泥于毛主义政治语境,不得不为“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明显属于“右倾化”的、“走资派”的非社会主义政策作辩护。】

其二,以个人与集体、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为标准。依此标准,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大共同体主义为左,小共同体主义为右;“大政府、小社会”为左,“小政府、大社会”为右;中央集权主义为左,联邦主义、地方自治主义为右;社会主义为左(共产主义为极左),资本主义为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为极右);国际主义、全球化运动、世界大同为左,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为右(白人至上主义、种族隔离运动为极右)。

其三,以平等与自由、群众与精英、民主与宪政的相对关系为标准。依此标准,(主张平等高于自由的)平等主义为左,(主张自由优先于平等的)自由主义为右;(主张结果平等的)劫富济贫政策为左,(主张规则平等的)产权保护政策为右;实质正义为左,程序正义为右;福利国家为左,自由竞争为右;人民史观为左,英雄史观为右;(主张多数人民有一切权力和无限权力的)民主主义为左,(主张权力分立和权力受限的)宪政主义为右。

【注:当代西方语境下的左派与右派大体上取上述两种涵义。关于国家对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社会平等”应起何种作用——自由放任到何种程度,或反过来,积极干预到何种程度,关于民族国家如何对待少数族裔、外国移民、跨国事务、国际贸易,左派与右派、左翼与右翼的确有着几近对立的看法。人们通常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从极左、左、中、右、到极右的意识形态线性谱系。】

左派、右派的传统分类法有很多的漏洞,也有很多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说,左右坐标谱系没有为既有可能是左派、也有可能是右派的无政府主义留出位置,而无政府主义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老子式的小国寡民、鄙弃权威、无为而治的无政府主义,自然属于右派,而文革式的打倒一切、无法无天、奉“伟大领袖”为唯一的、至高的权威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则显然属于左派,或极左。左右之分也没有为既有可能是左派、也有可能是右派的民粹主义留出位置,而民粹主义是近现代极为活跃的政治思潮。托尔斯泰式的美化平民阶层、同情弱势群体、主张“到人民中去”的民粹主义,大约属于左派,而当今西方国家以同情白人蓝领阶层、丑化少数族裔、排斥外国移民、反对全球化运动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却又被人们归为右翼或极右翼。

说甘地、曼德拉是左派,说斯大林、毛泽东是极左派,说里根、撒切尔是右派,说哈耶克、弗里德曼是右派,这当然是对的,虽然他们是很不相同的左派与右派。但是,说二战前后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领袖人物裕仁天皇、墨索里尼、希特勒是右派或极右派,把近现代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一律归为右翼,在逻辑上明显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刘军宁说纳粹主义、希特勒是极左而非极右,我认为颇有道理。

右派的基本特征是以个人为本位(至多以家庭、血亲等小共同体为基本的权利单元),以个人自由为基本价值,而左派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反对自由的个人主义,不管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个人主义,还是站在民族(或民族国家)、种族的立场上反对个人主义,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马列毛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或先进或反动的各个阶级为基本单元而构成,其中有一个天然先进的阶级,它必须领导其他阶级,甚至可以对反动的阶级实行“专政”,实行肉体清洗;纳粹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或优秀或劣质的各个种族所构成,其中有一个天然优越的种族,它必须统治其他种族,甚至可以对劣等的种族进行种族灭绝。马列毛与纳粹二者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吗?阶级主义也好,种族主义也罢,都是一种大集体主义思维,落实到国家层面,都是国家干预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思维,他们所尊崇的那个先进的或优越的阶级或种族,都是高居于自由的个人之上的庞大集体,这样的两种思潮、两种运动,其政治后果都是走向了极权主义,它们不是一丘之貉吗?何以一为极左,一为极右呢?

说了许多理论议题,顺便联系一下中国实际。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是向左还是向右?所谓“不忘初心”,当然是要向左走,共产党打从《共产党宣言》开始,走的就是极左路线;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却又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主张,似乎滑入了希特勒式的民族社会主义思维,所以,有人担心愈来愈集权的习氏中共政体会走向“右翼极权主义”。离开了个人自由,无论是追求阶级专政,还是追求“民族复兴”,此处之左右区分——其实此处并没有什么左右之分——是一种无意义的区分。

2018/7/16

——转自民主中国(2018-07-2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6期,2018年10月12日—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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