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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为什么选择非暴力?(图)

2017年10月27日


非暴力(网络图片)

本文试图说明,非暴力抗争比暴力革命不仅在道义上更正当,成功率更高,代价更小,效果更好,而且,与民主运动的性质更为相宜,更有利于克服中国式改朝换代的暴力政治传统,有更多的当代资源——国内的与国际的——可供运用。

自从被印度人尊称为“圣雄”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创建现代非暴力主义以来,在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民主化运动、平权运动、少数民族独立建国运动中,“非暴力不合作”或“非暴力反抗”已经成为一种广受推崇、广泛应用、且行之有效的政治抗争手段。

毫无疑问,就道义正当性而言,非暴力主义远胜于暴力主义。因为任何一场暴力革命,不论它有多么充足的行使暴力的理由,有多么先进的暴力革命方法,它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都会溢出革命群体和革命对象之外,而祸及广大的无辜民众。这是革命者、被革命者两方都没办法加以控制的。

就算暴力革命的主动参与者都毫不吝惜自己与家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就算被革命的某个万恶的政府或某个罪恶的阶级都死有余辜,而他们的财产也都是无需保全的不义之财,但是,在革命群体和革命对象之外,作为暴力革命第三方的其他民众所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又如何在道义上证明其必要性与正当性呢?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整个社会理应为暴力革命所付出的适当代价;也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革命家的过错,而是抗拒革命的反动分子不愿意主动退出政治舞台所衍生的罪过;甚至还可以说,为民主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但是,无论如何,这只是说辞,对于那些已经牺牲掉的无辜生命,已经毁灭掉的合法财产,这些说辞,其实都没什么意义。

而相对来说,非暴力反抗运动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比之于暴力革命,一是损失小得多,二者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二是负面外部性在可控范围,生命财产损失基本上只由非暴力反抗的对立双方所承受,而其成果则由全社会所共享。于此意义上,非暴力反抗之优于暴力革命,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就作用与效果而言,现代非暴力主义更是远胜于暴力主义。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结束以来,非暴力反抗运动比暴力革命的成功概率要高出很多倍。而更重要的是,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长远政治后果,更要比暴力革命正面、积极、稳定、持久、可靠得多。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考察了从1974年葡萄牙里斯本的“石竹花革命”到上世纪末苏联、东欧的“天鹅绒革命”这一长波导致全球民主国家倍增的民主化运动,他的结论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几乎都是由非暴力进程所开启、所推动、所完成。

虽然任何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总免不了发生一些暴力事件,发生一些政治性死亡,但总体而言,第三波民主化的暴力程度很低,旧政体的改革、旧政府的倒台、政治权力由旧政府向反对派的移转、新政府的完全民选化,这些个民主化过程,绝大多数都是由罢工、罢课、罢市、政治游行、抗议集会、公民抗法、国际施压等和平行动所触发(当然,也有一些是通过军事政变或群众暴动所触发的例子),此际,虽在一些国家发生了政府的武力镇压甚至大屠杀,或者发生了反对派策动的群众暴力事件或叛军攻击事件,但在民主化进程的后期,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政府与反抗力量(包括非暴力反抗力量与暴动团体或叛军)之间的妥协、对话、谈判、“圆桌会议”来收场,并最终诉诸全民选举,以非暴力方式来完成政府的更迭与政体的重构等民主转型难题。

在这一长波民主转型浪潮中,并没有出现以持续的、大规模的工农暴动、武装起义、军事政变、外国侵略、内乱内战等传统的暴力革命方式而达成民主转型果实的成功实例。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民主化进程之中,越是暴力程度低、非暴力主义坚持得比较好的国家,其民主转型的效率,新兴民主政体的持久性、稳定性,自由秩序的可靠性就越高,如南欧、中东欧,如韩国、台湾;而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暴力革命因素,民主化进程中发生暴力事件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国家,如危地马拉、秘鲁、萨尔瓦多、菲律宾、尼加拉瓜,其民主转型的质量就相对比较差,新建立的自由秩序也并不那么可靠。这说明,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暴力,总是会留下一些政治后遗症,总是会对民主、自由造成一些额外的扭曲与伤害。

而名为“茉莉花革命”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化运动的失败,则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暴力民主转型的可怕教训:过多的政治暴力,内乱、内战、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其留给恐怖主义的机会,比留给民主转型的机会,似乎还要多一些。

二战以来,除成功的民主化运动大多以非暴力方式实现之外,像争取普选权运动、种族平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政治斗争,更是普遍采取了非暴力主义形式,几乎没有暴力革命的例外。

唯有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性质的独立解放运动,多采取暴力革命方式,如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爱尔兰共和军、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等,还有中国新疆以流亡形式存在的东突解放阵线,但是,他们的结果并不妙,要么走向衰落与穷途末路,要么滑入恐怖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其暴力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显然也要远远低于那些采取非暴力手段的独立解放运动——如苏格兰、魁北克、加泰罗尼亚的非暴力独立运动。

综上,总的来说,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政治史表明,在民主化运动、人权运动、独立运动等政治抗争行动中,非暴力抗争不仅在道义上比暴力革命更具正当性,在成功率、长远后果方面,也要大大优越于暴力革命。

然而,很多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相信非暴力抗争。他们认为,非暴力主义看起来软绵绵,听起来虚张声势,在极其强大、极其野蛮的中共专制政府面前,不过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击中专制政权的要害,迫使其产生革命性的政治变化。而且,无论是暴力或非暴力的抗争,中共都会暴力镇压,既然如此,为何不用暴力呢?

之所以有如此认识,一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着过于厚重、过于悠久的暴力革命传统,我们所熟悉的政治斗争史、改朝换代史,从汤武革命算起,秦灭六国,楚汉战争,三国演义,隋唐起义,陈桥兵变,陈胜吴广,赤眉黄巾,张角黄巢,张士诚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杨秀清,一直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一部中国政治变革史,几乎就是一部暴力革命史。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确没有给非暴力主义留下过多的想象空间;

二是因为目前在世的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实在是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不仅崇毛者是这样,反毛者亦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国家要革命,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那一套歪理邪说,已经浸入几代中国人的骨髓。曾几何时,暴力革命在中国成了神话,成了图腾,成了天然正义,成了万应万灵的救国良药,成为“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有些民运人士,尽管反毛反极权,但一讲起暴力革命,和毛泽东简直一脉相承。

由于以上这两个因素的存在,致使许多中国人推崇暴力革命,向往暴力革命,甚至如痴如醉地钟情于暴力革命,因此,也就对试图取代暴力革命的非暴力反抗运动产生了轻视以至蔑视之意。

不过,尽管中国有广大的暴力革命信奉者——虽然他们的信奉往往只是用“口炮”来表达,但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恐怕难以指望由暴力革命来建功立业。未来民主中国的实现,仍然以非暴力抗争手段为宜、为佳。

民主运动为什么要舍暴力革命而选择非暴力主义?胡平先生多次引用米奇尼克的话,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枪”。政府是有组织的暴力机器的全盘垄断者,毫无疑问,暴力是他们的最强项,却是民主运动人士的最弱项。搞暴力革命,正是拿自己的最弱处去碰对方的最强处。但是,在非暴力斗争的广阔领域,那就另当别论了。跟专制政府相比,讲理想信念,政府诚然比不过异议人士,除了贪财好色,他们早就没什么其他的理想信念了;尤其是讲举世认同的自由、平等、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政府就更是比不过异议、民主人士,它从来也不是我们的合格对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而要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呢?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只要坚定了暴力革命的信念,面包会有的,枪也会有的。想当年,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也没有枪,但他们向海外华侨筹款,通过日本浪人和日本政府买到枪枝弹药,从黑道募集敢死的革命义士,一连发动了十次边地革命;革命党向清政府新军渗透,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起义军手上原本属于清政府的枪,也就成了革命党的枪。再想当年,共产党也没有枪,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一部分落到共产党人手上,共产党也就有了枪;陈独秀、张国焘搞学运用不到枪,刘少奇、李立三搞工运也用不到枪,毛泽东、彭湃搞农运,就发了很多枪(其实对付地方富农、“土豪劣绅”,大刀长矛就很够用的了),朱德、贺龙、叶挺、彭德怀搞兵运,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也是搞兵运起家“走上革命道路”,只要兵运做好了事前准备,哗变的官兵摇身一变而为红军,共产党不就有了军队有了枪吗。有一首共产党的歌里唱到,“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难道当年革命党、国民党、共产党做得到的事情,当今民主运动就必定做不到吗?

是的,自购武备、自建敢死队的暴力革命方略不好用,策动政府军发动武装起义从而获得军队和武器的暴力革命方略,在今天的中国,在民主运动当中,也是既为不易,亦为不宜。近一个世纪里,军事工业、武器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过了过去数百、数千年发展的总和,今天的共产党军队虽然还称不上是一支世界一流军队,但它已经是一支拥有众多尖端武器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大军队。这样的一支军队,以及它的庞大武器库,如果一旦失去了控制,其破坏力、毁灭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没有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即使是实现民主的理由——能够对不可想象的大规模破坏和毁灭负责。因此,与其让这样一支强大军队的一部分从体制中分裂出来成为革命军,与它的另一部分展开你死我活、杀人如麻的革命战争,还不如让这支军队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学会克制、学会保守、学会中立。对于未来的民主宪政事业,一支国家化、政治中立化的军队,比军人革命、军人干政,可能会更加适宜一些。

“我们没有枪”,但这不要紧,我们已经有了从四五运动、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到零八宪章、维权运动一共持续了四十多年的非暴力抗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有台湾、韩国等周边国家与地区的非暴力民主转型的成功经验,有香港雨伞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非暴力民主转型成败的经验与教训,有“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教训,有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维尔、刘晓波的非暴力主义的道义指引······,如此丰富、俯拾皆是的非暴力抗争的资源可供运用,我们当然应该选择非暴力抗争,而不是因循守旧、钻牛角尖,去走暴力革命的老套路。

2017/10/18

——转自民主中国(2017-10-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1期,2017年10月27日—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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