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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文革与接班人问题——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2016年05月13日

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提供了完整的说辞,一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二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三曰大破大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探索一条巩固社会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新道路”,诸如此类。五十年之后,这些革命理论已基本失去了对青年和“群众”的蛊惑力。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主要动机其实就是权力斗争,就是将毛认为已经旁落的大权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重新夺回,交给“毛派”自己人——即毛的家人、亲信、嫡系、盟友——来垄断性掌管。文革虽然波及广泛,外部性极强,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远非平常权力斗争可比,但接班人问题是文革贯穿始终的主线:文革从发动到结束,始终围绕接班人问题而展开、而变化,废储、立储,再废、再立,所谓“炮打(刘邓)司令部”,所谓造反、夺权,所谓“九·一三事件”,所谓“粉碎四人帮”,都只是“路线斗争”包装之下的废立之争,是典型的高层权力斗争。

笔者认同文革主线是权力斗争的观点。阶级话语、革命话语并没有改变文革权力斗争的基本性质。权争就是权争,即使它挂上了“理想主义”与革命的招牌。

当然,与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围绕储位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相比,文革也有其特异之处:它是一场以“阶级斗争”陪绑、并掺杂“路线斗争”的权力斗争,是一场波及全社会的、规模失控、手段失控、节奏失控、政治后果也几乎失控的扩大化的权力斗争,是一场以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为道具、为枪手、为炮灰、为借口的权力斗争,是一场笼罩在神圣化革命语境之下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权力斗争。

古典的废立之争只涉及利益攸关方,只伤害到废太子一党或争立失败者一党,对普通百姓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而文革波及全社会的所有人,波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各个领域,伤害到了除毛泽东本人之外的全体中国人民。这就是说,文革根本配不上理想主义、社会试验、革命运动这些中性名词,它就是一场搞不定接班人而引发的权力斗争,而且还是古往今来最放肆、最卑劣、最恶毒、最丑陋的权力斗争。文革“史无前例”之处,或在于此。

事实上,不论毛有哪些或“伟大”或渺小的革命理论,也不论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有多少或高尚或卑劣的“战略部署”,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直接、最显明的目的,就是搞掉刘少奇这位毛的原配接班人,这是毫无疑义的历史事实。

文革最惊悚、最震撼、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插曲,则发生在另一位接班人——写在党章上的毛的正式接班人林彪元帅身上。文革初期引领崇拜浪潮、唯一与毛并列的林副主席在“胜利的九大”之后迅速走向失败,庐山会议后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最后仓皇出逃,摔死异乡。这就为文革敲响了丧钟。

文革的最后结局,发生在三位接班人之间。毛泽东的第三任接班人华国锋在毛尸骨未寒之际发动宫廷政变,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侄子毛远新——种种迹象表明,江青、毛远新二人才是毛泽东真正属意的接班组合,只是毛还来不及为江青、毛远新搭好梯子、扫清障碍,就一命归西。毛泽东绕了文革那么大一个弯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惜置党和国家于严重动乱,不惜令“人民群众”和“阶级敌人”两败俱伤,而最终,毛的“家天下”体系一触即溃,苦心孤诣的接班部署落了空,泡了汤,中共“红色江山”还是落到了“保皇派”、“走资派”们手里。

华国锋的结局也不妙。华唯一的幸运之处,是毛泽东之死恰逢其时。若毛多活几年,以毛疑心重重、刚愎自用、薄仁寡义、阴险苛刻的性格,华的前景大概不会比王洪文、李德生好到多少去。毛死之后,“老实人”华国锋虽以霹雳手段强行接班,但仅仅两年之后,就被邓小平夺去实权,仅留虚位;又两年之后,虚位亦被削去,华被打入冷宫,雪藏至死。

文革中哭在最先、笑到最后、曾发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其半生命运、政治起落,当然也与毛的接班人纠葛密不可分。邓小平在高岗事件之后、文革之前,“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前,曾经两度被毛泽东选作接班人备胎。当邓主持“全面整顿”与江青发生公开冲突之后,毛泽东嘱毛远新登门拜访,笼络之情,托孤之意,虽未明言,却已昭然。邓之所以从非死即囚的接班人魔咒中解脱,大概是因为邓只是个备胎。

如上所述,文革权斗的基本阵势就是领袖、接班人、被废的接班人、待立的接班人、排队待立的接班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与持续混战。

从列宁开始,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没有能力以制度化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而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早已经解决、且解决得很好的事情。共产党国家在权力交接之际卡壳,出现政局动荡,乃至引发诸如内讧、政变、分裂、“变修”、清算、垮台等重大变故,是正常现象;什么都不发生,倒不大正常。除非像北朝鲜、古巴那样退回血统主义、王朝时代,否则,无论是否预先选定接班人,无论选得好与不好,共产党政权都难过接班这一关。

中共意识形态一向以“彻底反封建”自我标榜,这就使得毛泽东让自己的老婆、侄子或女儿通过常规党内程序成为接班人颇为别扭,有观念上、观感上的不适与障碍,很难名正言顺。毛泽东为他死后所作的“战略部署”,大概是找一个不管事的虚位接班人在前台撑场面,由江青、毛远新在后台掌实权,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之后,大位再还给毛远新或其他毛家后人。刘少奇显然不符合此要求。不管刘少奇有没有说过“人相食,要上书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让毛将其定性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无论如何也是要让位的。

林彪因身体太差,建国后一直投闲置散,修身养性,有职无权,在副主席、国防部长任上也不具体分管党政事务。如果他一直保持这种权力游离状态,以林的军功、资历、威望,他是毛家“家天下”的最佳中介。但林彪心机极深,早已识破毛的计谋。九大之后,林彪团队与江青团队处于争权夺利位置,林江联盟破裂。林家公子林立果又早早摆出一副“第三代接班人”的架势,林彪颂毛为“天才”,而林立果被空军一群吹鼓手捧为“超天才”、“全才、帅才、超群之才”,这样的吹捧不但把跃跃欲试的肖力(李讷)、毛远新比到了台下,甚至把“伟大领袖”都给贬低了。这是庐山会议上毛对“天才论”大动肝火的真实原因。病怏怏的林彪以捧毛的劲头捧自己的儿子,这就注定了林彪等不到接班那一天。

林彪死后,毛泽东以“坐火箭”方式提拔王洪文、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等中层干部入京,这些人构成了新的接班人梯队。其共同特点是:资历不深、文化不高、能力不强、口才不佳、忠厚老实、易于控制,除了依附毛家,这些人在中央没有其他的靠山。后来被正式封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是从毛的老家湘潭起家,而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曾与毛远新搭档共事。毛的私心,至此昭然若揭。

也许有人会说,以毛泽东在中共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废立之事,乾纲独断,搞掉刘少奇并非难事(1964年底,毛曾怒气冲冲、盛气凌人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撤换林彪亦有捷径,他犯得着兴师动众,牛刀杀鸡,大费周章吗?本可短平快简单处理的宫廷之争,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它推向社会,引发天下大乱呢?这就要归咎于中共的政治体制和毛泽东的特殊个性了。

毛欲倒刘,存心已久。毛1970年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在1965年1月制定社教二十三条时已下定决心搞掉刘少奇,但毛并没有说实话。实际上,高岗事件就是毛指使下的第一次倒刘试水。毛早就不想让刘少奇占居二号位置了。李锐曾说:“习仲勋跟我说过,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岗)。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高岗“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刘少奇登门道歉高岗竟不予理睬,没有毛的支持高岗岂能如此妄为。但高岗倒刘反周引发高层集体反对,毛只能牺牲高岗以安抚刘少奇。

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大不同于西方民主宪政,它没有进出高层的常态化、和平化手段,更没有不伤和气地撤换二号人物的程序性、制度性方法。毛要搞掉刘少奇,按照党内斗争的传统,就只能想方设法给刘少奇安一个罪名,最好是用运动、用“革命”的办法,政治上搞倒,肉体上搞垮,名声上搞臭,以便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第二次倒刘失败。毛对反右的“自供状”是所谓“引蛇出洞”,但实际的情形比“引蛇出洞”复杂得多。毛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动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本是满心希望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对毛感恩戴德,按毛的意愿把整风的矛头对准“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就像九年后的红卫兵那样。但事与愿违,毛弄巧成拙,“右派”不买毛的账,倒是反毛言论多于反刘言论,于是整风转为反右。

两次倒刘不遂,可见在共产党体制之下,即使是毛这样的大独裁者,不使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绝招,不召唤红卫兵、造反派之类洗过脑的魔教信众,打倒刘少奇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毛的个性,本来就好大喜功,好走极端,采用文革这样的极端方法解决接班人废立的权力斗争,在别人是牛刀杀鸡,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毛泽东则是水到渠成,恰到好处。一个大炼钢铁不惜把树木砍光,大跃进不惜饿死几千万人,想当世界领袖不惜承受核打击牺牲一半中国人的政治狂人,用文革的手段重建“家天下”的接班秩序,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20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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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期,2016年5月13日—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