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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悼念好兄长李柏光

2018年03月05日

年后突然在网上看到李柏光兄病逝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因为几个月前,柏光还全国到处忙着维权,还到我在深圳租住的家里来看望过我。二十年来,我一直把他看作最亲密的兄长,他的突然离去令我不知所措,甚至他去世这几天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那语音坚定的湘南普通话还萦绕在耳边,但是他却只能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只能在泪雨濛濛中,凭记忆写下跟他交往的若干往事。

1995年,我到北大读研究生,此后我从一个机械思维的理科男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李柏光就是我的领路人。1996年我首先认识了活跃在北大校园的旁听生张辉先生(不是后来的德先生张晖,而是做过徐文立先生几天秘书的张辉),经其介绍认识了宪法学博士研究生李柏光。柏光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但内心却一团火热,无论从外貌还是从气质上,都堪比中共建党领袖陈独秀。那时我跟本科生高巍一起搞学生社团北大时事社,他给我们俩介绍了很多经典的政治思想书籍,我的自由主义入门读物,比如《通向奴役之路》、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还有《政府论》、《论自由》、《论法的精神》、《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等等都是柏光推荐给我的。时事社也邀请柏光做过宪法讲座,但是第二天其导师肖蔚云教授就把他叫去训话,责备他怎么不讲社会主义宪法优越性而讲法国大法官对宪法的理解?肖教授是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专家,对法的精神其实领悟很深,但是要保住专家教授的光环,他深知曲意迎逢的必要。当柏光1997年博士毕业时,肖教授坚决不让他留校任教。于是柏光应聘到海南大学当老师。

在海南大学期间,他秘密参与了国内一些自由思想志士的结社活动,后来被国安侦知。虽然没有对其施以刑事处罚,但对其加强了管控。柏光想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也准备接收他,但是海南当局不准许他离开。柏光受不了严密的监控,于1998年五月悄悄离开海南回到北京。海南国安很恼火,在北京找到他并粗鲁的押到某个据点审问了他几天。柏光被迫写下保证书,但不久他毅然找到监管他的秘密警察,说坚决不再写思想汇报了。再后来柏光开始组织翻译书稿,他当时正在翻译刘军宁老师主持的《The Root of American Order》,我给他翻译了其中的一章。后来我又给他的Smiles的丛书之一《论节俭》翻译过三章,受到柏光的夸奖。柏光也声情并茂的给我讲过《信仰的力量》中胡格诺教徒不屈的意志多么感人。那时我已经感到他有了宗教情怀。

除了学术上的交流和指导,柏光跟我和几个朋友在生活中也往来密切。我于1998年毕业后,租住在北大北边的福缘门,而柏光就住在北大东门附件。那时柏光和家和、张辉、萧瀚、冉东、秦兵,以及王天成、包刚升和柏光的外甥等朋友都住在附近,不时聚会,有时柏光或其他朋友会拿着食物到我家吃饭。宪立以前在北大时跟柏光交往也很多,但1998年4月被捕之后无法联系了。朋友们有时因经济紧张也互相借钱,柏光属于总是外借的。

2001年三月,我因“新青年学会”案被拘捕。我知道柏光一定会为我的事奔走的。后来我的律师许万霖、李和平都是柏光和其他朋友一起帮忙请的。家属往狱中送的一些政治思想史一类的书籍不少是柏光推荐和赠送的。通过律师和家属探望,还在狱中时我就知道柏光皈依了基督,像他这样真诚的人信主是一种自然的归宿。狱中的时候还听说柏光因为给农民维权被抓去坐牢三个月。在我出狱前两三年,柏光还托家属给我送去了全国司法考试整套教程。我知道坐牢的人没有资格考律师,所以只看了些感兴趣的法律书而没有准备考试。

2009年3月12日出狱,我首先联系到李和平律师,和平让我暂且住他家。这时他打通了柏光的电话,听到柏光的声音我很激动,他给好友萧瀚说好去他那里住,于是我在萧瀚那里先后住了一个多月。从北京回河北老家前,再见到柏光,他执意赠送我两千块钱说看望父母用。那时,他的目光更加坚定沉稳,给我讲了他那几年的维权经历。因为没有律师证给农民维权,地方政府唆使某个农民告他诈骗。但给一个村子的农民维权总共只收了两万元的交通食宿等费用,实在没有证据只好关押了三个月释放他。此外,他还遭遇过几次地方政府几次短暂拘留以及他们指使的社会流氓的殴打。2006年柏光和余杰、王怡一起受到小布什总统接见。布什在听了柏光的维权遭遇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他们再抓你,我会给你们的胡主席打电话,让他释放你。”柏光说果然以后没有再被抓过。为了免除维权时的法律程序上的麻烦,柏光这位宪法学博士又专门参加司法考试并在通过后正式取得律师资格,后来在北京自己开办了共信律师事务所。柏光在北京居住期间,我还到北大西门外他家里去过,见到了他文弱的妻子徐寒梅女士,当时正怀有身孕。后来柏光有了儿子叫清心,每次见到我都要说儿子多么可爱多么懂事,这是上帝赐给他的礼物。

大概是2011年左右,柏光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有位洛阳的私企老板因为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被送进监狱面临可能死刑的重刑。柏光有个律师同仁说有最高检的私人关系,而那老板愿意出600万求得有期刑期。柏光承接了这个案子,绝大部分收费由那合伙律师拿去运作关系了,但结果那人还是判了无期徒刑。虽然跟指控相比有所减轻,但没有完成合约要返还,柏光一下子负债500多万。他当时跟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很沉痛的说,“我就是去挖煤,也要把这500万都还给他”,并且还认真考虑过如何倒卖煤炭赚钱还债的事。但是当煤老板毕竟不适合柏光,他还是继续做农民集体维权,过了几年,这事情了结了,可能是还了大部分,柏光又恢复了自信。有一次他高兴的对我说:“上帝给我的使命就是让我用法律给老百姓服务,想去赚钱反而出了大错。踏踏实实做自己的本份工作,反而不会有经济困境。我总是给一个村的人集体维权,如果一个人收费200元,那1000个人就是20万。”靠着集体维权的律师费收入,柏光过着体面而简朴的生活。同时他也给其他良心犯、政治犯做辩护律师,那就基本是义务的了。柏光后来把家庭迁往镇江,并积极参与当地教会建设。当地的基督徒共同建设自己的幼儿园和小学,还用自己的菜园和运动娱乐场地,给我的感觉似乎建设了一块世外桃源。

柏光代理过新疆维族的政治案,也参与过709案律师的代理,不久前还代理过维权律师李昱涵的案子,其他敏感案件也代理不少,但是近四五年来没有受到过像王全章、王宇、余文生等律师的牢狱之灾以及吊照、关所等行政处罚。在柏光看来,这是上帝对他的眷顾;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由于柏光把法律像上帝一样敬畏,所以当局高层很难把他归为“搞政治”的律师。柏光并没有参加人权律师团的签名,他做每个政治案都跟普通刑事案一样从专业角度去努力,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他为农民集体依法维权虽然得罪地方当局,但是由于做事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所以在柏光成名后,地方政府不再敢下黑手。2015年柏光有个青州农民的集体维权案子,正好我路过那边,所以顺便采访了两家维权农民。农民集体维权基本上都是围绕土地拆迁,对当事人利益重大。柏光介绍的两人一个是田老板,其宾馆和停车场被无偿征收,另一位是许女士,自己家的住房被征收,因为上访她家还被打黑枪,她被城管流氓非法拘禁、集体猥亵、殴打、酷刑。对许女士的遭遇我写到了博客里:http://blog.sina.com.cn/s/blog_e76f90490102woln.html(原文被删,这是别人转载的并且换了插图)。后来因为当地农民被打怕了,不敢集体行动,所以柏光为他们集体维权的事情也没有做成。

柏光就这样突然走了,从世俗角度说,算是积劳成疾。可从宗教角度来说,上帝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发挥几年的光热呢?我不是基督徒,难以理解。悲痛和惋惜的亲友也难以理解。面对上帝,如同面对浩瀚宇宙,我们每个生命都那么渺小。几十年的生命不过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柏光终于化作历史繁星中璀璨的一颗,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二十多年,很多经历过的人和事不记得了,但是柏光的很多话却像刚听过一样真切:

“我对妈妈说,你要不让我上学,就把鸭子都砍死,妈妈只好让我上学了。”柏光回忆小时候因家贫差点失学的情景。

“他们会渗透到你的血液里面。”柏光在98年受到国安监控和骚扰迫害之后的感概。

“你看说的多好啊,正是那种想把人间变成天堂的努力,却把人间变成了地狱。”柏光领悟的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批判。

“一个人有双手,就是去工地背砖头也可以生活,为什么要出卖良知呢?”柏光批评那些被动参与政治迫害的官员。

“中国从环境到人心都彻底污染了,我要移民到澳洲,那才是一片净土。”2000年的时候,柏光的无奈和向往。

“不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为公平正义那么尽力,却总是遭遇这样那样的灾祸;信了上帝之后,你看我再做公义的事也很顺畅了。”柏光劝我皈依基督。

“哪怕他们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我们也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把柄被他们利用了。”柏光总结维权经验。

“那些作恶的人也不过是内心受到撒旦的诱惑,我们都有禁不住诱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柏光评论人性。

20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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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0期,2018年3月2日—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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