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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保护人权”是人权戕害者的纸牌坊——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6)》

2016年10月18日

近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6)》(人权蓝皮书)正式发布。这是该机构自2011年以来连续出版发行的第六部人权蓝皮书。蓝皮书由1篇总报告、17篇专题报告、2篇调研报告和案例研究以及2篇附录组成,总计30万字。有多少人能读完这本大书呢?

相对于中国官方媒体大张旗鼓的报道和宣传,国际媒体不屑一顾——中国政府发布类似报告,无论是以白皮书还是以蓝皮书的名义问世,早已声名狼藉、不足为信。但是,既然中共当局花费如此巨大的资源炮制这份文件,对其严肃地考查和严厉的批判是必要的。蔑视谎言并不能让谎言消失,轻视谎言的危害性是让谎言肆无忌惮地侵蚀更多民众的精神和心灵。

中国人权研究会是“姓党”的伪NGO

首先需要判断的是,中国人权研究会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其官网介绍说,它是“中国人权领域最大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于1993年1月,现任会长为罗豪才,副会长为叶小文、万鄂湘、李君如、董云虎、陈士球,秘书长由董云虎兼任,朱穆之为名誉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设有“中国人权网”,并出版《人权》杂志(双月刊,中、英文两个版本),还出版《中国人权在行动》、《中国人权年鉴》等丛书、资料。其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和团体的捐赠、社会资助及其他合法收入”。

从其领导者来看,罗豪才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行列,可见该机构非等闲之辈。罗豪才是中共御用法学家,在关于香港《基本法》的争论中为“人大释法”保驾护航,被香港媒体形容为北京当局的“护法门神”。第一副会长叶小文为胡锦涛时代的国务院宗教管理局局长,是迫害宗教人士的急先锋,第一版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就是在其任上通过和实施的。名誉会长朱穆之是中共宣传系统中左派大佬,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都是重要打手,赵紫阳在软禁中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这个名字,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从这三个头目就可以看出这个机构是何种货色。

中国人权研究会声称,其活动经费来自于各界捐款,却不敢公布其财务报告。如今,习近平要求媒体姓党、国企姓党,NGO当然也要姓党。当局强令改造拥有掀起颜色革命潜能的NGO,要求每个NGO都要设立党组织。在这股打压公民社会的凛冽寒风中,很多国际性NGO组织,或干脆退出中国,或大规模减少在中国的活动,或被迫接受中共在其中建立党组织的无理要求。而诸如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等这些原本就具备“半官方”身份的“民间团体”,不需要来一次“基因改造”,它们从来就不是具有独立地位的NGO,而是中共享国家财政经费豢养的“伪装的NGO”——即“党化NGO”,简称PNGO(P为party之缩写)。

中国如何改变国际人权领域的“被告”地位?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官方意识形态无所不在,不接受被其斥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人权观念;邓小平时代,在面对西方的批评时,用防守姿态响应说,人权在中国现阶段是“生存权”——这个说法被人们戏称为:在中国,没有人权,只有“猪权”,共产党将中国当作一个大猪圈,将中国人当作猪圈中快乐的猪,只要吃饱喝足就万事足矣。近十年来,中共政权则改变策略,不再排斥人权这个国际化的词语,而打造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论述,与西方针锋相对。像中国人权研究会这样的机构、像《中国人权蓝皮书》这样的报告相继登场,就是中国在“人权战场”上的新战术。

几年前,御用学者柴尚金在《对构建中国话语权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由守到攻”的变化:中国要表达自己的人权观,要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打破长期以来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被告”地位,要使中国理念凝聚成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因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柴氏愤愤然地谴责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亚格兰坚信:“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世界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尊重。”而柴氏认为,这种观念是西方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的一部分。

柴氏认为,中国不必等到被西方批评的时候才反击,而要积极主动地与西方争夺话语权。他声称:“中国人权观在内涵深度与广度上更优于西方人权观,更能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这种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观”的充分自信,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水涨船高”的:我有钱了,也就有了不被批评的豁免权了。

那么,如何才能“抢占话语权先机”呢?发布此类“人权蓝皮书”、派遣代表团到西方访问、在大学设置有关人权领域的研究所、甚至在西方聘请游说公司改善中国政府的形象,这些项目无论花费多少钱,中共都不会心疼,反正花的是民众的血汗钱。与此同时,中共在国内镇压异议群体时绝不手软,在与西方政府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时绝不示弱,即所谓绵里藏针、软中带硬。

中国人活得有尊严吗?

在这份“蓝皮书”中,中共一改过去“人权就是生存权”的“狭窄定义”(中共自己也知道如此不足以自圆其说),大大拓宽了人权的外延,居然连“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和平权的思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自主贡献”、“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境外追逃”等都成为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共仿佛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法师。

以“和平权”而论,中共建政以来对世界和平究竟有过哪些贡献呢?1950年,中共出兵北韩对抗联合国军,牺牲数十万中国军人的生命,扶植金氏独裁王朝,使之为害至今。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亚非拉国家输出革命,造成多个国家陷入血腥内战。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的大屠杀,虽然中国没有被送上审判席,但中国就是幕后的罪魁祸首。这样一个邪恶帝国,有什么资格宣扬和平呢?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份“中国民众尊严观念调查”。这项看上去美不胜收的调查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在网上查到一篇很快就被删除的报道: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星星之火”代表队,奉命在兴隆镇开展“中国民众尊严观”的问卷调查活动。这些经过严格挑选的大都是党团员大学生,用具有明显的误导性的问卷,让民众现场做出回答。地方官员在组织民众的时候,就已对调查对象做过筛选,那些乖乖听话的乡民才被允许参加调查问卷。这种调查方式并不符合社会学中既定的科学标准。

无独有偶,此前官媒也发表过一份“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该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结果显示,七成半的被调查者自认为“幸福”,其中女性、老年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以及负责人群体的幸福指数相对较高。该报告一发表即引起网民炮轰: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感到幸福的,为什么在调查报告中有七成半的中国人都感到幸福呢?那些“幸福分子”难道是中共像女娲造人那样用泥巴捏出来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活得不幸福、也没有尊严,他们最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维权人士曹顺利因为要求外交部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中国人权报告中纳入访民意见,被抓捕并被凌虐至死。外交部的那份报告跟曹顺利的生命,孰轻孰重?而这份看似比外交部的报告更具“民间色彩”的“蓝皮书”,同样是一份“谎言百科全书”。未来实现民主转型的中国,若将毛泽东纪念堂改建成人权博物馆,这份“蓝皮书”可以作为“负面展品”,在其中供后人参观;而每一个执笔者的丑恶的名字,都会永远铭记在历史之中。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4期  2016年10月14日—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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