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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弥昌:“曾俊华现象”与新型民粹政治的崛起

2017年04月10日

对于“曾俊华现象”,笔者认为对曾俊华的个人魅力和其团队的公关及社交媒体策略的探讨已相当充分;然而对于曾俊华的支持者和民意基础的构成,坊间似乎除了能够指出由“浅蓝”到“浅黄”(甚至“深黄”)光谱组成,倾向中间和略为保守之外,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事实上,曾俊华的支持者属中间却又不是建制与泛民之间的中间路线,是保守却又不是亲北京亲建制的保守主义,以中产为主却又有跨阶层基础,基本上已超越了所有香港现有政治框架的解释范围。就在笔者如堕云雾的时候,恰好读了一本名为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这里的“Somewhere”意指非精英、无法于海外定居或工作的普罗大众)的书,不但能对“曾俊华现象”背后的民众政治,得出一个较为具体有力的解释,而且还发现这种民众政治与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象征的新一轮西方民粹政治,存在着不少共通之处。

没有被代表的大多数

说起民粹主义(populism),一直以来都是说的人多,但从来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而言,民粹主义者除了倾向反精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社会存在着一种善良的公共意志,即人们可以组成一个拥有共同理念和利益而大致上同质的群体。有学者指出,有3种特质可以界定推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包括本土文化主义(nativism)、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和对精英的不信任——这几点其实同样可以解释“曾俊华现象”背后的民意基础:本土文化主义在香港可演绎为认同香港的核心价值,或者更简单的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威权主义说穿了亦只不过是对秩序的重视,也属主流保守主义观点之一;对精英的不信任在香港则化为对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及参与者的不信任。由此可见,即使上述几点为民粹主义的表征,但在香港已变得毫不激进,而且与主流政治密不可分。

“曾俊华现象”亦让我们发现到,原来香港竟然有一种具主流地位的政治及世界观,很讽刺地一直没有被主流的建制及泛民政党所代表,甚至从未被认真关注过的——这种主流政治及世界观在这次特首选举中,得到一个向全港以至中央重新展示的机会,而受到关注。这情况在欧洲早已出现:由精英所掌控的中间偏左与偏右的主流政党逐渐与民众脱节,这样自然也无法响应他们的要求,以致民粹浪潮终于一下子爆发。不过另一方面,这也直接导致民粹政党温和化和主流化,确实地填补主要政党所留下的真空。

“体面的民粹主义”与“不情愿的沉默大多数”

The Road to Somewhere的作者David Goodhart将这种温和化和主流化的新型民粹主义称为“体面的民粹主义”(decent populism)。尽管这些体面的民粹主义者大都接受一些稍为脱离规范的事情,但他们仍然认为社会是需要有规范的。同样道理,正如大多数港人都支持民主,但不代表他们接受以激烈手段争取民主——这些兼具务实、保守及包容倾向的大多数人,我们一向可能称他们为“沉默大多数”,然而在这次特首选举中,我们才发觉他们实际上是“不情愿的沉默大多数”,在重要关头还是会出来表态和发声的。正如300万没有在2015年英国大选中投票的选民,在去年的脱欧公投中投了票,并且大多投了脱欧。同样地,即使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创新高,但市民——特别是通常属“沉默大多数”的中间选民——的投入程度,却不及刚结束的特首选举,这些人亦大多选择支持曾俊华。

对于这种由民粹主义所主导的政治,其实我们毋须感到抗拒或担忧。不仅由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也曾被定性为民粹,而且事实上今天世界上不少的主流政党,包括美国两党及英国的工党,一开始也无非是个民粹运动,甚至连英国的“新铁娘子”文翠珊(Theresa May)在其就职演说中,亦采用了软性的民粹语言:“The government I lead will be driven not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vileged few, but by yours.”(由我所领导的政府不会为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所主导,而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这种做法在今次特首选举中也为曾俊华所采用,开创了特首选举的先河,显示出这种新型中间民粹政治实乃大势所趋。

新型民粹政治的兴起,数码政治当然功不可没。网络打破了以往传统政党和媒体的垄断与主导权,现在旧的主流媒体还需反过来跟随新数码媒体的方法与步伐。更重要的是,很多市民首次在网络上找到想听见的声音以及能代表他们的人,这也是为何曾俊华阵营能够在短短两个月之间成功“曾.Connect”,把“沉默大多数”动员起来,促成他们的政治觉醒。这亦证明了新一代政治所讲求的根本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取决于从政者能否达到“情感聪明”(emotionally-intelligent)的要求。

中央以至林郑月娥本人可能对占整体市民50%至60%的曾俊华支持者,宁愿选择休养生息,也不支持强调经济发展与民生的林郑,感到大惑不解。而脱欧公投的例子恰恰让我们认识到,人民可以为了更充分的政治代表和一个更重视他们的社会,而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支持留欧的人说穿了只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与便利,反而支持脱欧的人却作出了取舍,情愿放弃利益也要追求骄傲、归属感、小区、身分、家的感觉等——这些放到曾俊华的竞选工程上面,同样完全适用,亦解释到为何其竞选工程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因为市民长期被忽视的取向与要求终于得到正视,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的主要因素。

政经利益与港人文化身分认同的对立

随着新型民粹政治在香港崛起,意味着香港政治将逐渐以社会、文化、身分主导,而中央一贯以经济利益与诱因笼络港人的手段亦早晚会失效。而今次中央继续以政经利益为前提管控特首选举,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建制派如今只剩下利益相关者,有志向有理想的人全都被赶到对立面去,可说是自我制造的完全孤立,这样的建制派难有未来可言。此外,中央的做法亦造成了政经利益与港人文化身分认同的冲突与对立,变相迫使港人只能在“爱国”与“爱港”之间二选一,其客观效果与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无异,令以往的统战工作功亏一篑,为自己的前路制造出更多的障碍。而这些做法的后遗症亦将很快会在往后的香港管治中浮现。

(本文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讲师)

——原文载于2017年4月8日《明报》笔阵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6期,2017年3月31日—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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