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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弥昌:后占领时代的市民政治(图)

2017年05月15日

https://fs.mingpao.com/pns/20170513/s00009/e9e74accc43376943232e5341697c1b5.jpg

自占领运动以来,香港政治生态便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以及和以往截然不同的形式,一直在急剧地变化,只可惜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就在政改期间人们为民主回归派30年的努力功败垂成而摇头叹息之际,香港政治已出现了由民主运动向民粹运动的变奏。同样地,在刚结束的特首选举中的公关伎俩与政治路线,还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之时,一种新型的市民政治(citizen politics)亦宣告诞生。在了解到这些政治生态的转变及个中意义之前,各方只会继续受制于形势,难以找到出路。

对于这种新的市民政治的形成,占领运动无疑是最重要的催化剂,当中其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促成由民主运动向民粹运动的转化,以及充当政治“认知动员”(cognitive mobilization)过程这两方面。

政党支配力持续减弱

占领运动促成香港政治由民主运动向民粹运动的转化的最大影响,在于令传统政党一下子退居二线。这一点在占领运动中表露无遗,自此政党便处处陷入被动,每每被无党派人士给比下去,直至特首选举也毫无任何恢复的迹象。换言之,占领运动严重动摇了政党在本港政治中的领导地位。

此外,向民粹运动的转化或政治民粹化的另一效果,是令不少市民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治运动的“沉默大多数”——一方面固然是政改争议令市民不论对建制派或泛民的表现都大失所望,宁愿独善其身;另一方面,自占领运动以来的民众运动所展现出来的民粹性和盲动性,亦惹来不少市民的反感。这是在动摇了政党的领导地位之上,再进一步令市民脱离政党的支配,这对香港政治生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占领运动除了令不少人政治觉醒之外,亦大大加深了公众对政治的认识与了解,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动员”过程。不过其客观效果反而是削弱了原本政党为市民提供政治提示的功能,令市民对政党的依赖度与追随度更形降低,因而亦变相削弱了政党的影响力。

上述这些政治发展,在特首选举中亦出现了新的变化:惹来市民反感的民粹运动经过温和化和主流化后,逐渐演化成一种“体面的民粹主义”(decent populism),由当初的民众运动(mass movement),最后沉淀成一种崭新的市民政治;而所谓的“沉默大多数”,亦在选举中普遍出现了“觉醒”的现象,变成了“不情愿的沉默大多数”,在关键时候纷纷出来表态和发声——这实际上是他们经历了近年“认知动员”的直接结果。

市民政治认知度提升的影响

由此可见,这种新型市民政治的推手,在事件上固然是占领运动与2017年特首选举,但实际因素上则是政党动员力的减弱及市民政治认知程度的提升。这同时衍生出一批新类型的市民/选民:独立于政党的高政治认知度市民;美国政治学者Russell Dalton将他们称为“非政党市民”(apartisans),并阐明了这类型市民与其他具不同党派性和认知度的市民的差别(见图)。

Dalton采用这分类法的最重要意义,在于突显出“认知动员”程度对市民/选民分类的重要性:正如在香港,平常我们没有将市民的“认知动员”程度(或政治认知度)考虑在内,因此一直只依赖最原始的建制/泛民分类法,不属两者的就称作中间派,以致香港的政局也大致上只能跟着这分类法而展开,最后陷入僵局。

然而,加入了政治认知度的分类法,却能立刻给予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画面:对于独立于政党的市民,我们可分为不关心政治和只具备低政治认知度的市民(apolitical independents)和上述的“非政党市民”;至于党派性强的市民也可以随之而分为“认知型党人”(cognitive partisans)和“例行型党人”(ritual partisans)两种。这样才可更准确地区分和反映具不同政治认知度的独立市民及党人。特别是以前在独立市民中“不关心政治的市民”居多,但现在情况已完全不同,世界上不少先进工业社会的“非政党市民”已追上“不关心政治的市民”的数目,并且有后来居上之势。只把他们看作一般的独立或中间市民,实质上与指鹿为马无异。

“非政党市民”的抬头

更重要的是,“非政党市民”明显具有一些普遍特征:他们大多是年轻人、高教育程度和后物质主义者。除了比一般市民更积极参与政治之外,“非政党市民”亦倾向以问题(issue)和参选人形象作为投票的依归,相对不太重视政党。该类型市民在美国在1964至2000年间,增加了一倍,占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而在德国在1976至2005年间,则剧增了3倍。须留意上述数字均未把最近10多年的增长计算在内。

读者可能也察觉到,以上“非政党市民”的特征,跟特首选举中曾俊华的核心支持者的特征非常相近。这不仅显示出香港政治亦正迈向“非政党市民”化,未来政治很可能将逐步由他们所主导,同时显示出香港的政治潮流,亦开始与世界先进工业社会的政治潮流重新接轨。

这次特首选举让我们见识到,借着社交媒体和网上媒体的助力,曾俊华阵营可以在短短两个月的竞选工程中,大幅动员“不关心政治的市民”,并且将他们成功转型为“非政党市民”,可见社交媒体作为“认知动员”工具的效用与威力。这一点加上政党动员力和号召力持续减弱,将肯定更有利于以“非政党市民”为主导的新型市民政治的开展。

经历过占领运动与2017年特首选举之后,香港政治正面临一次重大的范式转移。这种新型政治对以“非政党市民”为重心的政团最为有利,其次是拥有“认知型党人”的政党;但对依赖“例行型党人”选票的政党来说,却无疑是一记丧钟,除了转型之外别无他法——全球各个先进工业社会的“例行型党人”数字,只见持续滑落,可见乃大势所趋。

面对当前困局,一次范式转移足以成为打破困局的契机。不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唯有摒弃僵化的思维与既有的习见,方可带来转机。

(本文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讲师)

——转自明报新闻网(2017年5月12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9期,2017年5月12日—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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