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云禧:焦虑的中国需要一场秩序重建(图)

2018年09月28日


(本文原名《欠安的中国》)

【一】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中国数十年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于是,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吗?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

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你才必须效忠与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毁名声、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识成为主流。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什么“一带一路”、什么“PPP”、什么“全民创业”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中。但是,这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相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缺乏内在动力。而以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负债已达56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不妥。

应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成本极高,一味鼓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

许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因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吗?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财类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后,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境内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等。在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机的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情。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他们的父辈已经透支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于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

【二】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经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很显然,小修小补的方式已经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三十年间,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

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态重建必须启动第三方话语权,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中国的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存量,中国必须能够在3-5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未来中国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系、政治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

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经济原罪的核心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而不能累进和成长。

在此,真诚地祝愿吾国吾民安好!
 

——转自云道战略中心(2015-08-0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5期,2018年9月28日—10月11日

更多话题

709事件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法律天地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零八宪章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评论 中国共产党 宪法 消费者安全
思想争鸣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选举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香港 软禁 中国人权翻译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窗口 国际关系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建三江律师维权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一国两制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历史钩沉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上海合作组织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美中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