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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

2019年05月03日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 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某重大历史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在一九八九年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变成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成毁灭伦理、文明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階級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与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名义,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爱国主义,其后也不乏“山寨版”赝品: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风气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在“工程师治国”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九十年后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2009年4月3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转自章立凡twishort(2019-04-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0期,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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