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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悼念“最好的朋友”刘晓波(图)

2018年07月17日


右起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1989年在天安门纪念碑前绝食)

在经历长达九年的冤狱折磨后,晓波终于走了,走得如此痛苦,令人无比悲愤,由此激起全世界铺天盖地的抗议浪潮,乃是理所当然。

作为刘晓波“最好的朋友”——他曾经逢人便如此介绍我——我不可能不站出来说话,尽管这意味着什么,我无法预料,但不会令我的处境更好是一定的。

为了写悼念刘晓波的文章,我把封存在书柜深处的他的大作《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又翻了出来,仔仔细细阅读了一遍,内心的震撼依然和初次阅读一样强烈。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是了解刘晓波本人的最权威、最全面、最深刻的资料,也是理解“八九抗议运动”(晓波这样定义那场运动)、预测中国未来民主化前景的不可多得的案例观察研究。很可惜,这部著作如此重要却没有几个人看过,我在此顺便做个推荐,希望台湾《时报出版公司》能够重版此书。

一个人的人品和他的理念是有联系、但不能等同的两回事。我必须坦白承认,刘晓波绝非完人(这世界上哪有完人?);不仅不是完人,他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但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这个问题,我只想纠正目前最流行的两种误解:一种是把他美化成神,另一种是把他丑化为魔,而这两种解读都是片面之论。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刘晓波这个人,我会这样说:这是一个神与魔无时无刻不在内心剧烈交战的人,这场心灵交战惨烈无比,神与魔双方斗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这个话题,暂且就讲到这里为止。

本文重点是谈刘晓波的主张和理念,同时也就便澄清若干事实真相。

刘晓波为什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真正重要的不是刘晓波的人品,而是他的理念,他的主张。刘晓波为什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因为“我们没有敌人”的主张和理念——因为刘晓波为了实践这个和平、非暴力的主张不得不两面受敌,既承受了以马克思激进革命“敌人意识”(这个说法我是从刘晓波那里第一次听到)为指导思想的GCD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关押,又长期遭受着和GCD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心理基础的激进反共派的谩骂、污蔑和彻底抹黑(什么“无敌派、合作派、妥协派、投降派、软骨派、涂脂抹粉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处境极为艰难;如果刘晓波不具备超人的坚定信仰和意志品质,根本不可能坚持到人生最后的日子;而当今具有这种坚强信仰和意志品质的中国人实属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毫无疑问是国际主流社会对他的主张信念的高度肯定和赞许,这是再多的攻击和否定都抹杀不了的。

毫不夸大地说,包括刘晓波在内,我们这些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坚持“我们没有敌人”,主张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必须走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革命之路的温和派、改良派,走的是一条最难走的路——如《圣经》所言,我们进的是窄门,走的是小路;这条路上没有鲜花,只有荆棘;没有掌声如雷,只有骂声震天;没有荣华富贵,只有牺牲奉献——请问,有几个“投机分子”会干这样的赔本买卖?关监狱是什么滋味,只有体尝过的人知道;九年的铁窗生涯,足以弥补刘晓波所有的缺点——仅凭这一点,身居海外,过着美好安乐生活的人们就没有理由对刘晓波如此苛求。

仅今年6、7月份,我已经三次“被旅游”,却至今没听到海外民运的哪怕一声抗议,我只能理解为,第一,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批评意见,所以我对他们的批评令他们极为不满(事实上,他们不仅不接受我的任何批评,并且竭力把我污名化,“叛徒”、“特务”、“投降派”、“为专制政权涂脂抹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第二,他们期望国内的压制越残酷越血腥越好、出现越多的烈士和受害者越好,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民众”,才能证明共产党毫无进步,才能证明他们空谈革命的正当性。

这就够可悲的了,然而更可悲的是,不管主观愿望是什么,中共某些决策者当初对刘晓波判决11年徒刑,实际上的客观效果就是在尽力配合海外民运极端派,以自己野蛮、低智、陈腐的决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全世界证明,激进革命派是对的,我和刘晓波之流是错的!从这个角度说,我虽然不赞成激进革命,却很能理解激进革命派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共产党真是太善于制造敌人了!对比之下,我和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所遭受的被旅游“柔性专制”待遇却显得高明多了,竟然能让海内外的抗议之声消弭于无形!【注:四次“被旅游”,第一次是因为“六·四”28周年,例行公事;第二次是刘晓波病危的消息发布后,我于6月29日发表了呼吁书,呼吁中共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批准刘晓波赴美治疗(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堂堂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居然说“四君子的其余三人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第三次是因为刘晓波病逝】

尽管我们这个走入歧途的国家充斥着不公不义,我仍然绝不会因此而犬儒、颓废、绝望。既然走上了这条最难走的路,那就别无选择,只有丢掉“廉价哲学”,不要幻想速效的成功;只有持之以恒,做坚持不懈的韧性的战斗。我不但不会因为刘晓波遭受到令人痛心的不公待遇就改变我渐进改革的信念,相反,我坚信这条路是正确的,是最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的,没有理由改弦易辙。只有不具备真信仰的人才会轻易改变信仰,一遇挫折就转向。很遗憾,本文无法为我们的立场和理念提供详细的论据论证,有志者请参看我的三本书:《渐进民主文集》、《渐进民主文集.续集》和《中华振兴策——现代化三人谈》。

尽人皆知,刘晓波是个极为尖刻的、擅长骂人的批判家(与众不同的是,如前所述,他也同样如此“揭露”、批判自己),我对此一直不但不习惯,而且很反感;然而现在,我悲哀地承认,智者生于人世间,除非遁世远走,就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骂,要么骂人。我曾经不怕挨骂,也不屑于辩白,自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但是,涉世愈深,我的以上信念愈是破灭得彻底,我不得不极其悲哀地宣布:诸位,没那么回事,千万别再天真幼稚,你自己不出来捍卫真相,没有人会为你出头。

以此之故,下面我要澄清一些事实真相——不是骂人,而是让事实说话。骂人终究非我所长。

(不知何故,走笔至此,刘晓波的一句糙话“名言”始终在我的脑际萦回不去:他曾多次公开说,“为中国人这个操蛋民族,做什么都不值得”。我现在不得不再冒昧多说一句:当代许多西方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的好心不幸配合了太多的自私、无知和傲慢,不但对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极为外行,甚至对于自己的民主和自由也一知半解,他们自毁同时毁人的能力着实令人吃惊。)

中华振兴(中国梦)必须从讲真话做起

和西方文明比较,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具有道德至上、“试图借道德解决一切问题”(林毓生先生语)、不重视求真的品格,我们惯于为了自己珍视的某个至上性价值目标,满不在乎地把事实真相牺牲掉。而刘晓波一项大异于众人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求真——求真到了自我诋毁、昏头昏脑、钻死胡同的地步,真令我惊叹不已。读他那本《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不对他那种中国人里绝无仅有的、苛酷无情的自我剖析、自我鞭挞所震撼,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事实并不是这样单面,如前所述,刘晓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组合体;但能够做到这样,至少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第二人。

因此,作为刘晓波“最好的朋友”,我别无选择,只有把这项“求真”的事业继续做下去——而且,我恰恰是要从澄清“最好的朋友”这件事实真相说起。

我是1987年才认识刘晓波的。那年我所供职的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兼并了昆明一家国营企业,由于国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和四通格格不入,四通领导层决定在昆明开办“四通管理干部学院”,培训这家国营企业的干部。我受命负责了该学院的初期组建工作,课程是我定的,教师是我请的;我决定开一门美学课——这在乔布斯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的今天可能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石破天惊”之举。我问了几个朋友谁能讲这门课,有人推荐了刘晓波,我请他到昆明讲课,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没过多久,刘晓波就逢人便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让我至今不解其故

——所有认识我们双方的朋友众口一词,都说我们“哪哪儿都对不上”(著名作家、老朋友马建最近还在微信里这么说),而我私下里也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可是,我有可能跳出来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吗?在他过着正常人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这样说;当他被迫害、进监狱的时候,我尤其不能这样说;只有现在,他死了,头上顶着“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的巨大光环,无数相干、不相干的人纷纷往他身上贴时,才是我说出事实真相的适当时机。

第二件我必须澄清的事实是,1989年8、9月间出来在中国政府的官媒上作证,证明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我们没有看见打死人”,那是我在监禁中向政府有关方面建议的;我这样做的动机,首先是“救命”——救刘晓波的命。当时普遍认为,作为政府黑名单上的头号“黑手”,刘晓波很有可能被枪决,因此,与我提出该建议相应的交换条件,就是“免于刘晓波、以及我们其他三人的刑事起诉”。说实话,这种史无前例的“”囚犯"与政府的交易闻所未闻,我对此并没有太大信心,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政府不打折扣地履行了诺言;晓波告诉我,临近释放前,他的预审员告知他,凡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立功”的(当然是指动员撤离、避免了广场的大流血),全都免于起诉。

其次,我们的证言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真相,而当时全世界都被“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谎言欺骗,而我坚决认为这样的谎言从任何角度看,都绝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比如有人说,“流血才能唤起民众,才能推翻共产党”,这是荒谬绝伦的胡扯:第一,不可能靠谎言推翻共产党;就算是真的推翻了,其导致的道德堕落的后果也会极其恶劣;第二,事实上当时几乎全世界都认定“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我们的证言至今还被众多“情愿相信大流血”的人污蔑为撒谎,请问这些被广泛认定为大流血的“事实”“唤起”了几个民众?正相反,我只看见集体沉默和否认,连坦承自己在“六·四”期间的参与行为的都少之又少——请不要误解,出于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我完全不反对这种集体沉默和否认,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选择自我保护是正确的;我极其鄙视的是那种闭眼不看现实,一厢情愿地做梦“以流血(当然不是他自己的血)唤起民众”的荒唐残忍革命逻辑。刘晓波在他的书里引用我的那句话“说谎是中国人的精神癌症”,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种“精神癌症”源于何处,那我只能说,来自从苏联引进的斯大林模式及其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所标榜的“宏伟理想”与其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例如,在斯大林逼迫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白纸黑字,明文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然而事实如何,尽人皆知。这样一种从国家最高法开始编造的弥天大谎,其道德败坏的后果之恶劣,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第三,天安门广场之所以非常侥幸地得以避免大流血,恰恰是因为我们四人在马上就要开始清场的千钧一发之际,冒死和戒严部队谈判、极力动员劝说全体学生和市民和平撤离,才有可能发生的、奇迹般的结果,我们不说,包括那么多在场的当事人,谁会替我们出来主持公道?相反,无数相干的、不相干的人,至今仍然在肆意散播“广场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他们心里哪有真相和真理,只有对共产党的满腔仇恨,认定不顾事实真相千方百计抹黑共产党是绝对正义之举,而这恰恰又是我绝对不能赞同的,因为仇恨只能毒化、却无助于建立民主,谎言更是一剂败坏民主的剧毒品。

因此第四,当时我已经开始思考:事已至此,下一步怎么办?如何从“六·四”屠杀造成的深仇大恨中解脱出来?我坚持认为,暴力革命、推翻共产党既不可能、又不可取,继续推进以全面现代化为目标的渐进改革是唯一出路,而要想走通这条路,努力实现全民族的和解必不可少。获释几年以后,我读到两本非常重要的好书:A.Rigby《暴力之后的真相与和解》,以及Tutu(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更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

篇幅所限,我无法详述这两本著作所介绍的“南非模式:真相与和解”,只能就该模式获得成功必备的三项条件,摘录《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的几段文字,供本文的读者分享:

三项条件当中首先是基督教信仰

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如此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但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应当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腔热忱……基督神学认为,尽管他们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他一定是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得更多。……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就不会成为和罪犯同样的人。这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尽管有许多现实不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Tutu,p.13,p.70)。

——每次读到这段黑体字,我都要再受一次心灵震撼,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们这个被仇恨怨毒填塞心胸,只懂得你死我活对着干,绝无自我反省和慈悲宽恕可言的民族、这个早就被上帝抛弃的可怜民族悲叹不已!

其次是班图精神(Ubuntu,南非黑人的部族团结精神):

Ubuntu……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人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同一种生活之中。……社会和谐是最大的善行,……愤怒、反感、渴望复仇,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而且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也使我失去人性。宽容使人坚韧,使人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Ubuntu意味着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受害者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对他人施加难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同上,p.34)

第三,领导人的榜样:

“真相与和解”的灵魂人物是曼德拉总统和图图大主教 。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本身就是基督精神的化身,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图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和领导作用。而曼德拉,图图这样描述他:

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因身陷囹圄而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德克勒克先生很可能不会宣布他的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这个人,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囚犯……他(德克勒克)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这个人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异不已。(同上,p39)

前总统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经历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大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同上,p.39)

还有激进组织的某些明智领袖:

还有其它政治组织力图表现得比非国大更激进,反对任何与“敌人”谈判的建议,并视此为软弱的标志。…曼德拉必须和所有这些人竞争。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该走这条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例如,颇受尊敬的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就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的进程。(同上,p.42)

对照之下,这三项条件在当前的中国一样都不具备;不但不具备,而且正相反,我们与之相违、相悖、格格不入的极左激进党文化的历史遗产堪称无比深厚,它的毒素浸透进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

我不禁一再自问:我们还有希望吗?

转念一想,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政府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如果不说是比我们更深重得多,至少也是不相上下,南非黑人兄弟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一定做不到?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具有种种美德的古老文明民族吗?现在不具备条件,难道就不能去努力创造条件吗?

激进派的黑白二分极端主义党文化决定了他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社会现实的判定永远是“一团漆黑,毫无希望”,因此非革命不能解民于倒悬;可是我要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请问他们:当前的中国有那么黑暗吗?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吗?你们认为是,但中国有多少老百姓赞同你们的判定,你们做过科学、全面的社会调查吗?你们究竟能代表谁?你们所痛恨的种种弊端,不正是上次革命的后果遗留到了今天,再来一次革命是会更好,还是更坏?今天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大戏,辛亥革命前早就上演过了,回望历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真理是在康梁一边,不在孙黄一边;如果说当下的天下大势有什么不同,那我只能说,今天革命侥幸成功的概率更低,远远低于改良成功的概率;如果让我选一位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远见卓识的伟人,那必属梁启超无疑。

没错,当年梁启超的路,就是如今我要走的路。

我曾经在文章里说过,中国的事说复杂非常复杂,但要是抓住关键,也可以非常简单:内政就是四个字,法治宪政外交也是四个字,中美关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和今年四月海湖庄园中美首脑会晤传递出的信息,不正说明中共确实是走在、或至少是想要走在这条正确道路上,并没有犯“颠覆性错误”吗?“毫无希望”来自何处?不就是来自你们自己的激进立场所导致的全盘误判吗?究竟是刘晓波们不顾事实,在为“专制政权”曲意辩护,还是你们自己头脑发昏、欠缺起码常识,在故意“误导民众”?

大概两年前,警方一位新到任的处长突然问我,周先生,如果有一天您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您怎么给自己定位?我当即脱口而出:“我的自我定位非常清楚,而且从来没变过——我是一座桥,一座把各色各样互不相容、你死我活、仇恨对立的政治主张沟通起来,逐步形成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许多朋友对我说,你的主张非常好,我们都很赞成,但是,你能成功吗?你这条渐进改良的民主化道路能走得通吗?

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谁都不是上帝——更何况上帝是掷骰子的,我们生存于其间的这个宇宙是由概率统计规律、而不是决定论规律主宰的,因此,恐怕就连上帝都无法预言未来。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其余的就留给上帝去操心。“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这是红十字会创始人南丁格尔的名言,也是我1994年从美国回国后创办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烛光工程》的座右铭;蜡烛只有微光,却也足以驱走黑暗——正因此,我从心底里鄙视那些只会诅咒黑暗,却从来不点亮蜡烛的激进口水党。

而且,如果我的路不能保证成功,其它哪条路又能保证成功呢?

我相信,或者我希望,我选择的路,也就是刘晓波选择的路。

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朋友刘晓波,愿他的灵在天国安息。

周舵 2017.7.23.于北京北郊
 

——转自新世纪(2018-07-1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9期,2018年7月6日—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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