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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

《中国人权双周刊》是由中国人权编辑出版的中文网络刊物,由原先的《人与人权》月刊和《华夏电子报》周刊合并而成。本刊宗旨是为中国的人权进步呐喊,普及人权理念,介绍国际人权法律知识,扩大公民社会空间,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为更有效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我们将继续遵循本刊宗旨,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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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751 — 825 (2429)
可以预见,美中在国企问题上的谈判僵局很难打破。习近平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而国企是经济命脉。它对中共统治太重要,中共不会轻言放弃。而国有企业、国家控股、政府补贴,成为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原罪,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眼中钉」。
正如基辛格看到的,与中国摊牌不一定是特朗普的「初心」,而是他无意中终结了一个时代的结果。特朗普并没有为此做准备,更不用说美国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因此,美中对抗的下一个回合将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极大的一个回合。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新疆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与西藏相似。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单位,覆盖着中国领土的1/6;能被中国当作基地去影响周边邻国。新疆也像西藏一样有经济价值,既有油气资源,也能作为通道从哈萨克斯坦输入能源。它还是中国核子武器和导弹试验的场所。
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动物的天赋权利,享受财产权是人及其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尊重财产权与否,不仅是人类的文明状态与动物的蒙昧状态的分水岭,而且也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分水岭。不承认这一分水岭,就意味着不承认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类与动物的分野。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是向左还是向右?所谓“不忘初心”,当然是要向左走,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却又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主张,似乎滑入了希特勒式的民族社会主义思维,所以,有人担心愈来愈集权的习氏中共政体会走向“右翼极权主义”。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只要不向前走,就只好选择国粹。每到危机关头,总是进退失据。不是怂的像滩泥,就是硬得像根棍,只不过是根泥巴棍,结局是被打碎。少数的明白人,还总也得不到好,弄得不好,不是像郭嵩焘那样被弃用,就是像袁昶和许景澄那样丢了脑袋。中国的事儿,两个字:难办。
在中国发生的诸多的积极社会变化中,大量中产阶级人群的增长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中产阶级在过去一年所经历的创伤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蒸发和被剥夺,执政党在思想上、言论上、个人行动上对公民的压制也愈演愈烈,中产阶级能够享受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小。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得不留在中国「与狼共舞」,成天面对著兽性不改的执政党,中国的中产阶级无法不胆战心惊。
搞反腐败应该有个交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反腐败是真正的反腐败,不是假的反腐败;是全面的反腐败,不是选择性反腐败;不是我想反谁的腐败,谁就腐败;我不想反谁的腐败,我就把他保护起来,就不承认,不认账,装聋作哑。我觉得,如果这样做那是人性丧尽。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方向性错误。应该与所有其他在这些问题上受到损害的国家形成联盟。TPP协议是到目前为止能与中国在亚洲进行竞争的最有效的非军事化手段。另外,虽然我同意这届政府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严厉的立场,但我认为,应该把政策的重点放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而不是放在关税问题上。
美中台的当前格局已经年深而盘结,且三方都有相当的凝聚化,尤其是两岸渐行渐远:一边顽守其党军独裁体制,一边多元的宪政民主日益坚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欲将台湾统制于「一中」版图之内,其思维之腐朽,可谓已沦落在金三胖之下。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解决中国问题,还有赖于我们从历史的沉淀中走出来,通古今之变,面对严峻的现实,寻求内部突破之道。
在过去,经济学家的幻想是,只要和一个贸易保护的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就会慢慢让对方也变得尊重自由贸易。然而,博弈论证明,只有通过贸易战,才能让破坏规则者回到谈判桌上,为了避免利益受损,从而被迫选择自由贸易。否则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是退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
彭斯的讲话代表了美国主流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认知有了飞跃。中国不仅对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地位带来挑战,而且对美国立国的基本价值和制度,也就是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带来了严重威胁。中共统治者要坚持与美国对抗,不易得到国内支持,很难“持久战”。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就会悬崖勒马,这是由他的底线思维所决定的。
强迫失踪在中国非常猖獗。从范冰冰到高智晟,从肖建华到王全璋,从小班禅到孟宏伟,从体制的受益者到反对者,从贪官到良心犯,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连制造恐怖的作恶者也不例外。失踪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恐惧人民共和国。
张海涛非常平静地跟我们说:“共产党的话你能信吗?已判19年,10年也是从轻,一年也是从轻,牠还有10年的命吗?我何必要去争取这个从轻呢?”“牠还有10年的命吗?”在我的心里共鸣。我不仅放弃了劝他妥协的念头,反而坚定支持其坚守和不认罪的选择。
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我们似乎总是错误地选择了那条遍布荆棘、注定充满苦难的路。对清王朝来说,辛亥革命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是它的颟顸、无知与贪婪一步步将自己推上了断头台。百年来的时局动荡、血流漂杵,为中国人的悲剧性命运增添了又一个沉重的注脚。
余英时从没有乡愁,到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那丛林中的余府,后来竟门庭若市,访客络绎不绝,无论天涯海角,名士布衣;大陆从政府到学界,常常有各层级的人物希望造访余府,其间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乡潜山的“父母官”们,竭尽全力邀请他衣锦还乡,却从未如愿。
台湾就是一个灯塔。我们的民主转型,不仅照亮了自己曾经走过的黑暗,也为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们,提供了暗夜中的光芒。所以,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以及在世界上各个角落,追求民主的朋友,请往台湾的方向看过来。台湾的民主,会照亮世界!
中国对非公有经济的国有化抢夺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就在全面着手开展。中共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发生的过往抢夺都是局部的,个别性的行为,但中共十八大后展开的抢夺却是全局性的。可以肯定的是,接下去中国将掀起全国性以民主管理名义对非公有经济的管控吞并狂潮,将非公有经济的公有化,将是接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的主旋律。
十月十日是我母亲逝世纪念日。母亲去世后,当局残酷地剥夺了我回家安葬母亲的基本人权,致使我对此而抱憾终生!值此母亲逝世五周年之日,特将五年前我在监狱时所写的一系列悼念母亲的书信文稿整理发表,以深情缅怀生养我的母亲。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共产党,即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美国向中国伸出了我们的手。我们希望,北京很快会以行动而不是言词作为回应,重新尊重美国。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公平、对等和尊重我们主权的基础上之前,我们不会让步。
“彭斯主义”的诞生体现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共认识的一个飞跃。当前正在全面展开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反制,实际上是这个总体对策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理论和制度环境下理解美中之间的这样一场贸易对峙,对理解这场所谓“贸易战”的本质和前景无疑具有重大帮助。
“六四”之前整个中国呈现出的演变趋势是指向自由民主的。“六四”阻断了这种演变趋势,改变了社会氛围与集体心态。“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也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这40年的改革并非前后一致。其间确实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以“六四”为分界点,改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中国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治下进少退多。在政治领域,改革早已死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已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
现代国家竞争的核心原则,不是简单比谁的兜里钱多,谁手里的武器高端,而是文明先进性的综合比拼。微观还是要看人的状态,人的发展、自由、自律、创造和权利档次、将决定竞争的成败。苏联当年试图搞不同的体制平台,但与美国文明存在代差。尽管苏联也曾频繁发力出招,最终却悲惨败下阵来。
特朗普不仅对美国来说是最具争议的总统,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精英来说,也成为最具争议的美国总统。左右之争是现代政治演进的主要动力机制。特朗普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些宝贵传统,特别是尊重真相、尊重对手人格的传统,带来了颠覆性的威胁,令人深感失望。
我希望未来没有人造反。你想想吧,在这个情形下,他们真的很愤怒。几十年了,忠于教廷、忠于教宗,这些人受很多苦。现在教廷说:“你们错了,你们到地上来吧。”这些人等于被教廷出卖了。全世界都是教会自己管,在中国,修院的董事会,一半是主教,一半是政府官员,很可笑。
中共当局的公安部近日公布了一个名曰《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虽然假惺惺地称作“征求意见稿”,实则是作秀骗人,已铁定按此办理了。中国历史上最黒暗的时期已迫在眉睫了!对当局如此大开历史倒车,颁行如此祸国殃民的恶法,-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和有觉悟的公民,决不能再熟视无睹,保持沉黙,而必须大声对此说:不!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原本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夺走,让人大连作为“橡皮图章”的面子都荡然无存,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依法治国”的颠覆和嘲弄。
目前香港的民主派阵营最需要的是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纲领,也需要一个清晰的应对北京顽固派的有效策略。群众运动必然会呈现高潮和低谷交替的现象,但是如何推动民主高潮的再次出现并且通过民众的参与来巩固民主诉求的成果,则是当前香港民主派应该解决的课题。
寸土必争:在香港社会每一层面,只要领导层是由选举产生,支持民主的人士就要想方法透过选举胜出,扩大民主声音的话语权。支持民主人士要全民皆兵,老、中、青总动员,去抢夺位置。巧妙地把建制力量继续把持这些公民社会团体对香港民主法治的未来,构成的危机清楚展现出来,刺激公民积极投入选举,为改变带来契机。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终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共产革命也是一场悲剧——中国历史的大悲剧。如何翻过历史的这一页,使中国在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上前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中国包括中共内部反习势力的一大愿望,就是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击能加速习近平下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主观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反对特朗普的美国主流政治势力,都不认为把习近平搞下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前提下,习近平的应对美国的首选策略与接替特朗普的美国领导人很可能是相同的,那就是建立一种近似冷战的格局,也就是一种有秩序、有规则的对抗格局。
八月底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一经出台就遭到了党内外包括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质疑,此举也被认为是继宪法修订后习近平向集权、独裁、终身制又迈出了一大步。对习近平来说,核心地位也有了,宪法也改了,太子也不立了,可还要通过条例的修订来强迫全党认他做皇帝;不想着如何改善民生、做实事来树立威望,却想着一层一层捆绑党员,到头来必是物极必反。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
同名公号被屏蔽后,引起许多读者关切,还有人问资老师是否还活着。现在可以告慰诸君,我安然无恙,毛发未损。我原来懒得起别名,坐不改名立不改姓,就用实名。但是如今原来的同名公号被迫放弃,只得另起新名,以"斗室天下"为新公号名。再次祝贺中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冯克利认为,现在中国不是有一种,而是有三种制度传统。“从秦到清末是皇权专制的传统,这其中只是皇权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强弱之分而已;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个近代传统;还有一个是传统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传统现在在中国都起作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最近开了一个讨论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会议显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改革现状相当不满甚至悲观;纪念「改开」40周年官热民冷。官方宣称要隆重纪念,老百姓反应则很冷淡;「改革已死」几乎成了社会共识。
帝国崛起的幻觉,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一个人是否生活幸福,与他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并无必然关系,有时甚至可能是反向的关系。
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不过是选民的缩影。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造成国家内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冲突。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左派与持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民主社会的底线超越党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为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屏息等待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文化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准,没有了是非、美丑、善恶、优劣、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所有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都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结果必然导致主流文化失去自信和进取精神,带来文明的劣质化。
奉劝访民朋友们把上访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思考和践行怎样推翻这个绑架国家、挟持政府、奴役人民的共产专制独裁政权,建立宪政、法治、民主制度上吧。这是一劳永逸的从根本上保障我们及后世子孙人权的最佳出路。
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在进行之中,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新话。比如文化大革命有“破旧立新”,而今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换汤不换药。“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改名字。友人曾给我改的名,建议把“唯色”改成“唯一红色”。
人权是个普世价值,不分文化、地域和宗教,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天生就拥有这种“天赋人权”,不是任何其他个人、集体或国家可以剥夺或践踏的。德国人在二十世纪亲历了纳粹的独裁和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荼毒,从自身的耻辱和痛苦中汲取了教训,对于其他还在遭受人权受到侵犯的人们,特别具有同情心,愿意伸出援手。
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和后来付诸的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知识阶层、农民、贵族,以及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重新追究列宁的反人类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把他的一项又一项的反人类罪调查清楚、曝光出来,我们的后世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对人类造成了多大的祸害。
中国模式既得益于自由主义的蜕变,也加剧了自由主义的蜕变。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深度整合,中国极权主义体制与蜕变的自由主义精英的深度纠缠,意味着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各自的各种歪解,相互间有很大的支撑作用。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复杂现实。
事实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就要看与谁结友、与谁为伍、与谁同行,这是历史的大道理,而不是小儿的过家家。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和政策,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
新极权体系集大成者的习近平已明白无遗地表明了其要做终身独裁者的奢望。为此我们大声疾呼,争取人权,这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愿望。人们只有在自己的天赋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时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才有望得到改善。没有什么比人权对于我们更重要,更没有什么禁令能够阻止我们对人权的向往和渴望。
中国不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中国没有工人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只有奴隶和富翁的国家,能叫做现代化国家吗?
可以从远处看十年前金融海啸,概括起来,引发金融危机或风暴有三大因素:一是金融规模的空前扩张;二是违约和骗局充斥市场;三是利率变动在无意中造成资产价格的突发性反转。中国政府又开始走金融扩张的“回头路”,这只是推迟危机,在若干年后,由于货币发滥发和金融的疯狂扩张,由于现在过度的金融扩张政策,中国再也逃不过规模更加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风暴。
身份政治已成为一个能解释当今许多全球事务的核心概念。左右两派都在搞身份政治,左派目前实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事情是,它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以身份的方式思考自己和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一定是出生的。身份可用于划分,但也可用于融合。最终,这将成为当前民粹主义政治的补救办法。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关于天朝的底裤,赵烈文、李鸿章和张之洞都看得很准,也希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至于比他们位更高权更重的曾文正和摄政王,他们到底是清楚天朝的底裤已然不存却不愿承认,还是压根儿就不明白呢?
美方的底线已定: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停止盗窃知识产权。这是一条公平的友好的对等的底线。形势比人强。形势迫使人们丢掉幻想。能够实现的选择,才是好的选择。坚持这条现实的公平的对等的底线不动摇,是中美两国共同的福音。
国企是人权的最大的侵犯者。国进民退的过程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过程。反对国进民退就是捍卫私人的老百姓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长久以后中国一定要走向市场经济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等实现市场经济的那一天。
作为中国人,看到习近平越来越陷入强人治国的困境,很难不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不可避免的失败,会不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我认为马云这个决定如果不是一个纯粹象征性的选择,而是具有实质性的选择。统治者认识到,他们不给马云一条出路,对自己并不利。
习近平的梁家河之路,告诉我们,中共的培养路线就是凭血统、凭关系、凭个人效忠,而不是凭能力,凭思想水平,凭历练。习的成长之路是一代知青中相当平庸的一例,没有任何特别的亮点。习从入党升官到入学入仕,父亲平反复出,家庭背景越来越强硬,地位权力也越来越高,可是仕途却越来越没有风险。
——2018年汉堡“中国时代”另一种声音(之二) 2018年汉堡“中国时代”,通过各种媒体与网络宣传阳光的一面,德国“被胁迫民族协会”(Gesellschaft für bedrohte Völker)会长乌尔里希·得利厄斯(Ulrich Delius)谈了他对中国的大数据库、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看法。 德国“被胁迫民族协会”,成立于1970年,至今已存在48年了。该组织主要的理念和目标是援助一切因语言、种族、宗教而受到歧视及迫害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屠杀”(Genocide),被驱赶民族等受害的族裔。当初从尼日利亚独立出来的比亚法拉(Biafra)只存在了3年(1967-1970),...
中共政权被列入公安编制的网络警察早在数年前即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全国各省、市、区公安厅、局统一标识为“网警巡查执法”的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账号早已经上线。近二年随着网络监控的力度加大和深入,中共公安扩充了大量的网络监控从业人员,有些退伍、没有工作的青年被选入公安系统做临时网警。
六月的柏林天气阴郁,在浓云下,在雨粉中,我看到了柏林墙。它丑陋而且冷酷,除了蔓延墙脚的野草,没有生命象征。在高墙和电网之间,能自由往还的只有风。暮色中的柏林墙,它仿佛由一种价值和无数词语砌成,比灰色更深,比信仰更重。我们穿越高墙,眼前蓦地铺开一片灯海,两个柏林如摔碎的镜子,分裂的映像无法重合。
中美盟国体制的建构是二十世纪世界大事,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势的大势。短短几年时间,在美国强势文化影响下,美国的文明、力量、价值观,都获得了中国知识人,乃至国共两党政治家的普遍认同、追慕。
今天,值此人权律师团成立五周年之际,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将继续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我们将毫不动摇地致力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将在世俗的法律和道德的天空中寻找价值的平衡。
林彪事件的最大意义是宣告了文革的破产。林彪事件表明,对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表忠心、献忠心”活动,根本是假的。今天所谓的中国梦,实际上是头脑发热和发昏的人做的黄粱一梦。林彪事件的发生之日,就是文革世界革命美梦结束之时。今日大肆鼓吹的中国梦,比文革时的梦想又好了多少呢?
大陆社会经过百年折腾,对疯狂的义和团式的爱国情怀,已有一些认识和扬弃的提升意识,敢于指出批判这种暴民所谓的爱国舆论日益增加。因为以上原因及社会种种变化,美中贸易战倒象是大陆民众喜闻乐见的闹剧。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即使是在具有充分人权保障的民主社会,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保护。民族区域自治若能真正落实,对于控制移民、保护生态、维护本民族生活方式,延续文化传统和保护宗教信仰,是可以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的。
体制成本不但决定中国经济的过去,也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渐进改革留下了不少硬骨头,不少半拉子改革工程,同时高速增长又不断引发新问题,加到一起,体制成本先降后升。竞争格局决定了中国经济突围的两个方向。
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多地发现非洲猪瘟。党国的作为,限于通过党媒发出安民布告,晓喻国民高枕无忧,但吃无妨。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向谁问责以及如何问责;我们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向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也许,所谓监督,所谓问责,本来无非就是一个梦。
我和老于算是很熟的,近年来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于维权之路上,我们是同道、同志。同志受难,我心痛矣。老于是近年来济南乃至整个山东最活跃的维权人士之一,堪称志士!他是山东维权的一面旗帜!
麦凯恩的一生,具有鲜明的「英雄」色彩,甚至是悲剧英雄的色彩。他对国家和选民利益超越党争的忠诚和政治操守,充分展示了「荣誉、责任和牺牲」的贵族精神在民主政治中的宝贵价值。麦凯恩精心安排的后事,不仅表达了对美国民主极深的忧虑,并且借自己的葬礼对美国政治品格的败坏,做了最后的抗争。
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如果届时双方未能达成某种协议,未来数年甚至会更糟。现在贸易战的硝烟中,已经清晰可见。如果修昔底德本人在观战,他可能发现,双方都在按照各自剧本加速推进,而引发的碰撞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历史的钟摆”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这是一个天大的问号。
恐惧感来自于迫害,来自于压制。人心都有趋利避害的习惯,眼不见心不烦。当恐惧感强化到一定程度,当迫害和压制持续到一定程度,人们常常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与压制的存在,远离政治;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
台湾-点小水灾,并无人祸责任,中共喉舌“央视”便如获至宝,拿来大作文章,大骂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如何无能。几乎就在同-时间,中国大陆也摊上了个寿光水灾,不仅规模、损失、惨状十倍于台湾不止,而且完全是当局官方的责任造成的人祸之灾,把一切灾难后果推给民众去自行解决。
中共的政治宣传模式正在产生变异:从硬性洗脑变为软性洗脑,以党媒对抗“自媒体”,贯彻党对全媒体的领导。在这种变异中,保持独立思考能力,保持对执政者的清醒头脑,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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