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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軟實力”?

2010年02月05日

張博樹

為什麼“軟實力”一詞在中國悄然走紅?

“軟實力”本來是西方學者提出的一個概念。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撰文討論“soft power”(軟實力),他把這個新創的概念定義為“一個國家造就一種情勢、使其他國家倣傚該國傾向並界定其利益的能力;這一權力往往來自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國際機制的規則和制度等資源。”後來他又將“軟實力”更簡練地概括為“通過吸引而非強制或者利誘的方式改變他方的行為,從而使己方得償所願的能力”。1

顯然,“軟實力”是相對於軍事、工業之類國家的“硬實力”而言的。這個概念傳到中國後,在學界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應。前不久武漢大學主辦“2009中國文化哲學論壇: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學術研討會”,包括我的一些同事在內的體制內學者60餘人參與了“研討”。不用說,典型的官方御用學者會很自然地把約瑟夫·奈的此類理論視為“西方加緊推行文化軟實力戰略”的表現。“文化軟實力是來自西方的霸權話語”,一些學者如是說,“我們應從文化軟實力提出的世界背景中對這一概念進行前提性反思。當代人類社會所形成的世界歷史體系仍是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體系內意識形態問題並沒有淡出。反思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文化軟實力研究方面存在著許多缺失,主要表現在我們沒有構建起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權。”還有學者表示:我們要擺脫對西方文化“標籤”的依賴,創建屬於我們民族自己的理論形式和文化定義權,將文化軟實力的資源轉化為“文化軟實力”2等等。

應該指出,這些意見絕不僅僅是某些學者個人的“學術觀點”,而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政者的現實政治意圖。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前主任趙啟正不久前在參加另一個有關“軟實力”的“國際研討會”時就表示,中國推行軟實力的目標乃是為了改善其被西方媒體過分“妖魔化”的國際形象。由於西方媒體往往把中國描繪成一個非民主國家——既沒有出版自由,也沒有宗教自由,中國的崛起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一個威脅,“這種情況就要求中國積極主動地建立公共外交政策,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趙解釋了中國提升軟實力的意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話語權的份量將會越來越重。但我們並不想被當成是又一個超級大國。我們只是希望被平等地對待,希望國際媒體不要不公正地看待中國和中國人民。我真心希望,國際媒體對於中國的報導和中國的實際情況能夠越來越吻合,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向世界說明中國。”3

中國推行軟實力的目標乃是為了改善其被西方媒體過分“妖魔化”的國際形象。

話到這裡,我們這些中國官員的意思已經表述得十分明白了。他們要向世界展示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未被歪曲”的中國。這需要借助“軟實力”來達到上述目標。當然,畢竟是在國際交往的公開場合,趙主任的話講得比較委婉、客氣。而前引各位學者的語言則要直率得多,火藥味也濃得多:發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被直接賦予對抗“西方霸權話語”和“資本主義”之“意識形態”的使命。

難怪“軟實力”一詞近年來在中國悄然走紅,甚至寫進了執政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軟實力”已經被視為“綜合國力”的一部分,必須“大發展”、“大繁榮”,並且盡快“走向世界”。

然而,我們要問:以“介紹真實中國”、對抗“西方霸權話語”為己任的“軟實力”真的經得住推敲麼?

真實的“軟實力”與虛假的“軟實力”“軟實力”有兩種:“真實的軟實力”與“虛假的軟實力”。如果我們把“軟實力”理解為文化、意識形態、制度規則,那麼,只有那些體現人類普世價值和現代文明成果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規則可以稱之為“真實的軟實力”,而那些違背人類普世價值和現代文明成果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規則則是“虛假的軟實力”。

當然,“軟實力”這個概念有個缺點,那就是它似乎以現實主義的民族國家利益為自命前提,而容易在人類普世價值和民族國家利益之間造成混亂,乃至混淆。4 專制國家的當政者正是利用這一點,而把虛假的軟實力當成堂堂正正的軟實力加以鼓吹。

今天的中國正是這樣一種情況

在憲政自由主義者看來,已經延續了60年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權體制是一種專制類型的、不合理的政治體制。它受到民主國家大眾媒體的批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趙啟正先生說國際媒體“不公正地看待中國和中國人民”,顯然是故意混淆視聽,因為批評執政黨並不等於批評中國,也不等於批評中國人民。這裡與“霸權”之類完全無關。我個人接受過多次國際媒體的採訪,感到絕大多數外國媒體的朋友對中國是友好的,採訪態度是嚴肅的,即便是報導我們社會中的缺點,也是希望中國進步得更快些。相反,倒是我們的執政者慣於運用敵對思維,動不動就把批評者都當成居心叵測的敵人。

歸根結底,是中國的現存政治體制的確自外於世界民主化的大潮流。官方御用學者鼓吹的對抗邏輯就是在這個前提下產生的。

那麼,被我們的政府官員、“學者”們大力推崇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軟實力”都包括哪些內容呢?無非是兩大類:一類是與“堅持共產黨領導”有關、旨在維護現存體制的意識形態“產品”,不管它是表現為似乎越來越個性化、商業化的文學藝術、影視動畫產品,還是表現為更具剛性特徵的媒體產品或教育產品。比如,2004年以來,中宣部和教育部就在聯手搞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作為這個工程的一部分,高等院校的“公共政治課”教材和大學文科專業的主幹課程教材都被要求重新編寫,以體現“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在對外宣傳方面,這套東西自然還是核心,但會更加精心地被包裝為“不同於西方”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和諧社會”,或“大國崛起”之類,它的最終目的則是要構建“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權”。

“軟實力”這個概念有個缺點,那就是它似乎以現實主義的民族國家利益為自命前提,而容易在人類普世價值和民族國家利益之間造成混亂,乃至混淆。

另一類則是被官方認可的“傳統文化”及其解釋。孔夫子不再被批判,這當然是好事,但對傳統文化的理性反思也同時被壓抑。因為當政者看重的不是現代中國轉型與前現代中國文化遺存之間複雜的歷史聯繫,而是古代遺產或古代人物作為文化符號在今天具有的功能,它能證明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實體的存在,似乎也間接證明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政治實體存在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今天到處都可以看到的沸沸揚揚的“崇古”現象不單是文化的,而且是意識形態的。同樣道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政府大力支持在海外到處建“孔子學院”。

既然這一切努力的最終目標是為現存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塗脂抹粉,是為一個落後的制度提供辯護,這仍然是虛假的軟實力,儘管它一定要以民族國家的名義出現,以一個偉大文化的當代傳人的面目出現。

然而,既然這一切努力的最終目標是為現存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塗脂抹粉,是為一個落後的制度提供辯護,這仍然是虛假的軟實力,儘管它一定要以民族國家的名義出現,以一個偉大文化的當代傳人的面目出現。

專制體制對民族精神創造力的扼殺

那麼,在我們這個國家,有沒有體現當今人類普世價值、又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發展未來的“軟實力”?有的。那就是我們那些繼承了民族最優秀的文化傳統、又深得當代文明精髓的獨立知識分子,以及數量更多的、勇敢地為國家的未來承擔責任的普通公民的思想貢獻、知識貢獻和行動貢獻。他們才是這個民族的真正財富,是這個民族發展的力量源泉。

在現存體制下,專制者對上述國家真正“軟實力”的扼殺,幾乎是必然的,因為專制者乃以“黨”的標準為標準,以“黨”的是非為是非,而這個黨最可怕的地方,是聽不得任何批評意見,哪怕這種批評是充滿善意的。當我們的公民提出不同於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理論主張,或對黨的政策有所批評,或僅僅是指出社會的某些負面事實從而不利於“黨的形象”、“國家形象”時,打壓之舉往往不請自來,頃刻而至。

應該指出的是,此類打壓,不但會破壞我們這個民族真正的軟實力、創造力,甚至也有損於官方自己的形象及其刻意雕琢的“軟實力”。這裡,不妨講兩件事,它們均發生在德國法蘭克福。一件是去年在法蘭克福召開的“批判理論在中國”學術研討會。大約有20餘位中國大陸學者受邀出席了這次會議,包括筆者本人。但我參加這個會更多感到的是慨嘆,而不是興奮。從德國返回後筆者特意寫了一篇短文《令人慨嘆的法蘭克福之行》,記錄了當時的心理感受:大部分中國學者提供的“論文”很少或基本上不涉及中國現實問題,似乎這麼多中國頂級大學、頂級研究機構的學者跑到德國去就是為了向德國同行匯報自己翻譯了多少法蘭克福學派的書、寫過多少篇評論文章、出了多少本研究德國批判理論的“專著”,等等。我們缺少中國人運用批判精神、研究自己的本土問題的“乾貨”,缺少足以令外國同行側目、讓外國同行感到有所獲的中國學者硬邦邦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所謂“學術交流”對中國學者而言是失衡的,甚至是丟臉的!當然,這裡丟的,還只是中國學術之臉。

因為專制者乃以“黨”的標準為標準,以“黨”的是非為是非,而這個黨最可怕的地方,是聽不得任何批評意見,哪怕這種批評是充滿善意的。

更有丟政府之臉、“國家”之臉的,那就是前不久同樣在法蘭克福發生的國際書展風波:為了“抗議”德國主辦方邀請幾位中國異議人士出席國際書展的研討活動,代表中國“政府立場”的一大群所謂“學者”和前官員竟然在自己的同胞上台發言時集體退場!至於中國參展方如何在這幾個異議人士參會問題上向德國主辦方施加壓力、德國方面又如何屈服於這種壓力而鬧出種種醜聞,德國傳媒已經做了充分的報導,這裡不必細述。我想說的只是:一個挖空心思試圖對外展示“大國形象”的政府,為什麼竟然容不得自己的公民?他(或她)不就是發表過幾首詩、幾篇文章,對現實表示不滿或對政府有些微詞嗎?一個泱泱大國的政府,公民批評你幾句,難道不是很正常的麼?為什麼竟然猥瑣、小氣至此,還奢談什麼“軟實力”?!

千百萬普通中國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基本經濟權利和基本文化權利的被尊重、被落實和被保障,才是這個國家“軟實力”的真正基礎。

當然,話說回來,我們理解一些當政者何以如此懼怕公民的批評。這種恐懼症來自“六四”後執政黨對自身合法性的深層焦慮。這種焦慮和內心惶惑已經積存、延續了20年。好在市場原則終於促動了經濟的增長,而且是高速增長,中央政府手裡也有了錢。本來,這是啟動中國政治改革、使中國擺脫極權桎梏的良好時機,如果中國的當政者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來擔當這一歷史責任的話。很可惜,他們迄今也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勇氣和智慧,而是相反,在變本加厲地為傳統體制輸氧,試圖延緩這個體制的壽命。這就是官方大力“提升軟實力”的基本背景。然而,從根子上說,我們的當政者是缺乏自信的。封鎖《零八憲章》、打壓公盟和其他民間團體、屏蔽互聯網、直到最近發生的法蘭克福書展風波,均是缺乏自信的表現。但不自信也就罷了,還一定要對外擺出一副雍容大度的樣子,到處去奢談“和平崛起”和“軟實力”,豈不是很荒唐、很無聊的事情麼?

“提升軟實力”與“中國崛起”的制度前提

作為“體制內”批評現存制度的獨立學者,我並非不讚成“提升軟實力”與“中國崛起”這樣的提法,恰恰相反,獨立知識分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同胞真正站起來,在世界上揚眉吐氣,與其他國家的公民共享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我相信,其他民間反對派的朋友們會抱有同樣的信念。而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繼續為中國的言論自由而奮鬥,為維護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而奮鬥,因為千百萬普通中國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基本經濟權利和基本文化權利的被尊重、被落實和被保障,才是這個國家“軟實力”的真正基礎。

為什麼我在各種場合不遺餘力地強調憲政改革?

因為只有憲政改革,解構現有的黨專制體制,才能真正解除束縛中國創造性精神產品、文化產品產生的制度約束,建立起符合現代文明原則的制度規範和制度結構,並在這個新的體制框架內,建設未來中國的新文化、新文明,實現對傳統文化的理性重估和創造性轉換。在最終意義上,這些都將構成未來中國制度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只有在那時,民主中國的制度與文化才能真正“進入世界”,它不再需要什麼刻意的“說明”,而完全可以憑藉自身自然的魅力對全球其他地區產生影響甚至“吸引”,成為全球化進程中人類文明花園的一朵奇葩。

專制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所謂抵禦“西方”,對抗“西方”的“霸權話語”,其實是在抵禦人類、對抗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習慣於盜用民族國家的名義。

專制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所謂抵禦“西方”,對抗“西方”的“霸權話語”,其實是在抵禦人類、對抗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習慣於盜用民族國家的名義。憲政自由主義者從來沒有低估現代世界的複雜,我個人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曾多次指出現存主權國家框架的侷限,呼籲建立新的人類文明觀。5但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開人類普世價值和民族國家利益這兩個不同維度。同時還應該看到,這個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人類的共同性原則大有超越、乃至取代主權國家原則之勢,儘管這還需要假以時日。

我們的確需要更多的溝通,不僅是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溝通(包括反對派與當權者之間的對話),而且中國的獨立思想者應該加強與外部世界的溝通。我這次訪問美國,對此就深有感受。須知,恰恰是虛假“軟實力”描繪的中國,必然是一個被歪曲的、不真實的中國;中國獨立知識分子則有義務向世界介紹一個他們理解的更全面更客觀的中國。一方面,他們不像今天的中國當權者,總想去遮蔽什麼;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像某些外國觀察家,為了保持“進入中國”的權利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看中國政府的“臉色”。

一個體現人類共有價值、又帶有鮮明民族特性的中國新文化才真正具有“軟實力”的品性。

獨立的現代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和當代史)的理解,為世界瞭解一個更客觀、更真實的中國,提供了新的知識選擇。我們當然也要盡力克服自己的“主觀性”,但我們的優勢仍然是明顯的:對於正在進行的、偉大的中國政治與社會轉型而言,我們既是觀察者,又是參與者;能否把觀察者的客觀性和參與者的體驗性同時納入我們的研究過程,體現在我們的研究結果中,將是對中國獨立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智力考驗。但無論如何,我們的心是敞開的,我們沒有其他私心雜念在作祟。這是我們可以坦然面對我們的世界聽眾的根據。

我相信,一個體現人類共有價值、又帶有鮮明民族特性的中國新文化才真正具有“軟實力”的品性。中國需要的正是這樣的“軟實力”。讓我們為建設、提升這樣的“軟實力”而努力。

2009年9月29日於美國羅德島

註釋

1. 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文章《軟實力在中國的實踐》第一部分“軟實力概念”,裡面詳細列舉了約瑟夫·奈對“軟實力”的各種不同界定(2008年3月5日人民網理論頻道:,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6957188.html)。 ^

2. 見李瀟瀟、江錫潤《文化軟實力建設:戰略與實證的跨學科研討》一文的有關記載(2009年6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

3. 見Sunny Lee的文章“China Embraces Soft Powerfor Image,” The Korea Times, September 11, 2009,該文翻譯為《中國:迎接軟實力,打造新形象:記清華大學軟實力國際研討會》,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網站2009年9月16日(http://www.tsjc.tsinghua.edu.cn/news.php?id=879)和2009年9月27日(http://www.xwcb.org/html/xinwenyuanxiao/tsinghua/2009/0927/10923.html)上傳轉載。 ^

4.嚴格地說,“現實主義的民族國家利益”這個概念植根於近現代主權國家框架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家間行為原則,而“人類普世價值”則導源於二戰結束、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文明人類對自由民主理念的普遍認可。它們的並存反映了全球化視野中文明發展的某種內在張力。參見筆者的個人文集《解構與建設:中國民主轉型縱橫談》中《中國文化戰略:概念辨析與制度前提》一文(第219–222頁),該文集2009年由香港晨鐘書局出版。 ^

5. 參見筆者文集《解構與建設:中國民主轉型縱橫談》中《全球治理與民主:兼論中國民族國家戰略的價值重構》一文(第277–28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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