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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第三種可能——世界中國化

2010年02月05日

秦暉

對於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處在什麼地位,通常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說中國的體制不適於全球化,在全球化過程中肯定出問題,即所謂的“中國崩潰論”; 還有一種比較積極的說法,認為全球化是對中國的改造,世界會用比較先進的規則改造中國,中國將會和世界接軌,首先講的是和市場經濟接軌,還有講和民主制度 接軌,只是沒有明確說。我有一個看法,現在來看,除了這兩者,恐怕也有第三種選擇和第三種可能。

這第三種可能,有沒有可能是中國演變了國際規則,而不是世界演變了中國呢?當然,過去我們經常講要解放全人類,要用社會主義的那套東西拯救世界上 2/3的苦難兄弟,現在當然不是這個意義上的轉變了。我覺得有一種可能,就是用中國在權力不受制約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種特徵的市場經濟,改變了全球市場經 濟經過100多年已經形成的某 些規則。在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面前,國際上經濟學界一片唱讚歌的聲音,這包含了他們在理論上沒有辦法對這種現象作出解釋的無奈。中國的這種經濟模式既不是自 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國家,這種狀況應該是世界上的左派、右派都不滿意的,但是現在左派、右派都想用中國的高增長來為他們的理論提供註解,所以出現了左派歌 頌中國,因為中國的自由競爭還不是很發達,右派歌頌中國,因為中國福利水平很低。

這第三種可能,有沒有可能是中國演變了國際規則,而不是世界演變了中國呢?

隨著全球的資本擁進中國,中國的廉價商品流向全世界,中國的經濟模式對世界的兩大主流的市場經濟模式,就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都構成了越來越大的衝 擊。現在世界上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趨勢:福利國家必須降低福利標準,而自由貿易國家好像最後將不得不重塑貿易壁壘,否則對中國都無法應付,而且這僅僅是開 始,這的確是很值得研究。這個現象引起了國際國內的批評,國際的批評當然大家都知道了,所謂要求人民幣升值只是這種批評的一個很初步的反映。如果這種現象 持續下去,左派讚揚中國低自由和右派讚揚中國低福利的狀況,不久就會變成左派批評中國低福利,右派批判中國低自由,這是遲早會出現的一個趨勢。

我們也看到中國的崛起,不僅是在於低工資,我覺得僅僅說中國低工資不能概括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現在中國所有要素價格都很低,如果說中國的低工資是 因為勞動力充裕,那中國的低土地成本又是因為什麼呢?中國的土地顯然不多餘。中國低成本使用資源,低成本使用環境是因為什麼呢?中國顯然也不是資源大國, 也不是環境特別好的國家。而且在公共資金的使用上也是特別廉價的,尤其我們長期以來採用追加公共資金的方式來招商引資,可能全世界市場經濟國家沒有這樣進 行招商的(就是說你能夠招來多少錢,我的公共資金會等量投入多少,或者按照一定比例追加多少)。實際上,公共資金的使用、資源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勞動力 的使用都是廉價的,所有這些因素匯到一起,根本在於目前中國體制上利益的博弈不充分,公民社會的進步很小,不受制約的權力可以反常地壓低所有的一切價格。 因此,這種趨勢的發展,使得福利國家的趨勢不能持續,而且全世界的工會運動都受到這種趨勢的影響。

現在世界上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趨勢:福利國家必須降低福利標準,而自由貿易國家好像最後將不得不重塑貿易壁壘,否則對中國都無法應付 . . . . . .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現象,這種現象不僅造成了國內的社會緊張,實際上也造成了其他國家的社會緊張,全球化機制把中國的一些社會矛盾稀釋到全世界,我這 裡講稀釋而不是化解,因為這種現象很難說是化解。之前,所謂的民主國家或者發達國家的左或右,基本就是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博弈,但是在福 利國家往往看到責任比較大的國家,當然權力也比較大,所謂自由放任是國家的權力受到限制,它的責任也不會很大,就是說它一邊要求權小責也小,一邊要求權大 責也大一點,但是很少有提出權要大,責要小的主張。但是最近我們看到開始出現這樣的趨勢。

法國的薩科奇,他就具有這樣的特點,一方面他強化在權力上國家更加強大,這和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完全不一樣了,另外一方面他強調福利包袱要卸除, 就是在責任方面他要妥協。這就要求更大權力和更小責任是兼而有之的,這種傾向在以往的西方權力政治中是從來沒有的。所以你很難說薩科奇是傳統意義的左派還 是右派,如果你說他是左派,他主張低福利,你說他是右派,他又主張大國家,這個東西很難說。勞資關係失衡、失業增加、移民問題、公共財政困境,所有的這些 因素的綜合,使得歐美一些國家的社會矛盾積聚,最後一些人會發現,像中國的做法還是不錯的。當然薩科奇是走的第一步,如果沿著薩科奇的道路繼續往下走,權 力越來越大、責任越來越小,最後我講得不好聽一點,世界中國化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中國化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福音,也不是什麼自由主義的福音,而是這 兩者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面。但是我想這種現象也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

但是世界中國化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福音,也不是什麼自由主義的福音,而是這兩者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面。

要改變這種趨勢,我覺得也很簡單,主要是在這兩個方面中國要作出努力:一個是為自由而限權,不受制約的權力在中國的未來改革中要有所改變;另一方面 就是所謂為福利而問責,中國的低福利狀態也必須轉變。的確,我們應該繼續擴展全世界已經被證實為有助於經濟發展,同時也有助於人民福祉的那些自由,同時我 們也應該擴展現代國家應當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尤其是要保證這種公共服務職能應該是真正的“正福利”。我們國家長期一直搞二次分配,過去存在很大的問題, 就是二次分配往往搞成了“負福利”,就是有權力的人收入也多、福利也高,無權力的人收入也少、福利也低,二次分配以後的基尼係數不僅沒有比一次分配下降, 反而還升高了一些。

我們現在要講建立現代福利制度,首先要避免在二次分配中, 由於我們的體制缺陷,反而變成了向有權有勢者傾斜,比如說最近有一些企業開始恢覆蓋福利房,這就引起了很多的爭議。我覺得,福利房就看什麼企業在蓋,如果 是私營企業,如果是全部開放競爭的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在沒有外在壓力的情況下主動為他們的職工蓋福利房,這當然是一個好現象;可是如果是壟斷行業,如果是 用壟斷的方式獲得了高額利潤的行業,在他們很不正當的高收入的情況下再增加高福利,我覺得就是很大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在未來發展中要避免的,就是“尺蠖 效應”——所謂“尺蠖效應”,就是說不管是實行放開的政策還是收緊的政策,都有那麼一些得利者,另外相當多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是得利比較少的。

中國的這種經濟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國家 . . . . . .

比如,2005年法國發生移民騷亂,實際上嚴格說不是移民騷亂,而是移民第二代的騷亂。發生了騷亂以後有朋友曾經問過兩位法國朋友,說這個騷亂對中 國有什麼教訓呢,當時兩位法國朋友都愣住了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們說給窮人蓋的福利房不能太多地集中在某一個地方。可是過去中國人從來沒有想過給這些新移 民蓋什麼福利房,恰恰相反,我 們不給他們蓋,他們自己要蓋一些房子,我們還叫它“違章建築”。我們過去是既不給新移民蓋福利房、也不允許他們形成所謂的貧民窟,我們只允許他們以單身勞 工的方式住在所謂的工棚裡面,而他們在工棚裡面是永遠無法在城市定居的。

這樣的狀況我覺得是很危險的。老實說,自由多,這些人就會私搭亂建,就會形成所謂的貧民窟;如果福利多,就會出現大片的福利公屋區。但是中國這兩種 在過去都沒有,都是單身住工棚,兩億多人生活在單身工棚中,我認為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是有很大隱患的,也會產生畸形的一代。中國很多的留守兒童,只是在逢 年過節的時候見過父母,很多孩子都是在不太正常的氛圍中成長,中國傳統的倫理、文化、價值判斷,乃至人們的行為模式都是被扭曲的,這樣下去會是什麼情況我 們很難設想。我想,他們有更多的自由有一些違章建築,還是國家給他們解決一些福利房(中國最近在花力氣努力改變這種情況),對於維持兩億多人的家庭生活, 對中國的未來發展都會有很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