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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書展日記

2010年02月05日

巫敏

2009年10月9日

凌晨5點,飛機降落在法蘭克福機場。時差使我異常疲倦。8小時的旅途中,我幾乎沒闔眼,一直在讀有關中國出版方面的書。我這次到法蘭克福,是受一家 出版雜誌委託,報導法蘭克福書展,寫一些關於中國出版業的文章。法蘭克福書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展銷會。中國是今年書展的主賓國。中國政府對成功舉辦奧運 會仍記憶猶新,因此,他們把這次參展活動稱為出席圖書奧林匹克。中國不僅慷慨解囊貢獻1500萬美元,而且承諾派出2000名作家和出版商前往法蘭克福參 展。在全球出版業衰退、書展萬分蕭條之時,舉辦者對此怎能不歡迎?

通常情況下我不報導書展,因為對我來說太枯燥。但這次不同,我對出版自由的話題很感興趣,用書展主席約爾根布斯的話說,“出版自由是書展的柱石”,但是,一個監禁異見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國家有資格做書展主賓國嗎?

通向海關和行李處的過道很長,我麻木地跟著擁擠的人流走。在取行李的圓盤旁邊,我注意到一個超大閃亮的廣告牌,上面是書展主賓國中國的徽標。那是由一組紅底白色的漢字構成的一枚中國圖章。我一抬頭又看到牆上方掛有一架電視機,一位漂亮的中國姑娘在翩翩起舞。

一位年輕的黑人見我盯著中國廣告牌,就遲疑地向我走來。他用流利的漢語問我:“你是中國人嗎?”我回答:“是的”。變化真大呀。10年前我來德國 時,人們都以為我是日本遊客。僅僅幾年,中國的知名度大大提高。這位年輕的德國人出生於埃塞俄比亞,曾在成都學習過一年。他熱情地談論他在那裡的體驗。我 本打算聽聽他對中國成為主賓國的看法,但由於疲倦,我改變了想法,我實在無意跟任何人深談。

當我走出機場時,我清楚地感受到中國無處不在。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感覺從未如此之好。許多美籍華人批評中國的人權,但也為中國的形象的改善感到自豪。

2009年10月10日

四川詩人和作家廖亦武本應參加今天在柏林市舉辦的亞太自由節,但中國政府禁止他出國;在這之前,他曾12次申請出國,但都被拒絕,當地公安機關認為 他出國會給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我不曉得一個作家怎麼會威脅國家安全?1989年“六四”悲劇發生後,他曾因寫一首題為《大屠殺》的詩而被監禁四年。

廖亦武被拒出國一事在德國媒體掀起一場風暴。回到旅館,我在谷歌上搜索廖亦武,竟然發現當天就有76條相關新聞報導,這使得廖亦武的德文版《幺屍者》榮登德國《明鏡》雜誌10月份暢銷書榜。

我的朋友米奇是國際筆會的一位編輯。他聽到廖亦武的遭遇後,發給了我一個電子郵件,他說:“一個崛起泱泱的大國,至少應有一些自信和堅固感。它應聰 明地意識到讓自己的作家自由表達可巧妙地展示自己的軟實力,其利遠遠大於弊。害怕作家給政府造成危害,是一種愚昧的恐懼症。”

2009年10月11日

我在法蘭克福市區閒逛。老歌劇院前到處張貼著中國鋼琴家朗朗的宣傳畫。朗朗也是中國參展團團員之一。他將在開幕之夜演奏。現在,朗朗都快成了政府的 吉祥物。他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演奏,最近還在紀念中共建政60年的一個電影裡扮演角色。我不禁想,邀請這些國際明星到一個普通的商業展銷會,是不是太過 分了?可惜籃球明星姚明不是以愛書著稱,否則政府也很可能把他請來在展廳中炫耀。

可幸的是,歐洲媒體大量的報導抵消了這些消極現象,並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不容異議作家的關注。

在地鐵站,我碰到了流亡詩人貝嶺。他一副道士裝束,長發寬袖。我以前就認識貝嶺。2000年,他從美國回大陸發行他的詩刊時被抓,我曾採訪過他。最 近他又成為新聞人物。就在9月份,他和中國異議記者戴晴被拒參加跟書展有關的一個研討會。迫於公憤,組織者只好再次重申對他們的邀請。但他們出現在會場 時,所有中國政府的代表成員離席抗議。據報導,中國前駐德大使梅兆榮說:“我們不是來接受民主教育的。這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我問貝嶺在研討會的經歷,他搖頭嘆息,他和戴晴感到非常孤立。“沒人支持我們,中國政府極其傲慢。”他回憶說:“主辦者再三為我們的出席向中國政府道歉。”可幸的是,歐洲媒體大量的報導抵消了這些消極現象,並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不容異議作家的關注。

貝嶺說,他這次被邀出席書展,主辦者甚至已經允諾讓他在閉幕式上發言。在地鐵上,他告訴我說:“我無意來干擾書展,我只是希望能與中國官方代表團分享同一平台,進行一些有益的對話。”

2009年10月12日

今天,我與編輯一道參觀了中國主賓廳。李繼偉是廳內“中國亭”的主設計師。他個頭不高,嗓音溫和,身著時髦的黑色夾克。他一邊耐心地指揮安裝設計, 一邊回答記者問題。李告訴我們,中國亭意在展示中國文明中四大要素——紙、墨、字和書籍。他的核心作名為“書山”,是一張巨幅紙張飄飛在由線裝中文書組成 的書架上。那純白色的背景使人彷彿置身於現代藝術館中。採訪最後我瞭解到,李是北京奧運會著名游泳館“水立方”的設計者。中國確實出招漂亮,此次以絕佳陣 容出擊書展。

回家路上,我在孔子學院的攤位駐足。孔子學院是中國教育部為傳播中國語言和文化而設立的機構。這個亭子佔據一個顯眼的位置,以巨幅螢屏播放有關中國 的短片。來自歐洲的15個國家的大約30個孔子學院將在這裡展示他們的服務和教科書讀物。這將是這個機構在書展的最大展示。伴隨著中國影響日益增加,孔子 學院發展迅速。目前,357所孔子學院分佈在94個國家。

晚上,我在一家意大利餐廳跟一些作家朋友聚會。我正巧坐在書展一位公關官員身旁。他抱怨說,歐洲媒體批評中國參展姿態有些過分:“我們不過是舉辦商 業展銷,又不是人權集會。”他的話使我聯想起北京奧運會時的一些觀點。有些運動員呼籲,媒體該多報導體育而不是政治。不過,這次跟其它書市有區別,德國剛 剛慶祝柏林牆倒塌20週年。此時,媒體對任何共產主義政府打壓異見的事件都很敏感。這是極為正常的。

晚上,我聽說中國政府對媒體的負面報導感到沮喪,認為這對中國“不公道”。據悉,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甚至想放棄在開幕式上講話,但他的隨從覺得不妥。

2009年10月13日

今天書展的氣氛有些緊張。就在開幕式前3個小時,一大隊身著背後印著“警察”制服的男女出現在會議廳外的通道上。我預料會有些抗議衝突事件。下午4 點左右,我在進開幕式會場前,特意在附近走了一圈,未見任何抗議者。一大群身著藍色西服套裝的中國人與表情嚴肅的德國人陸續入席。其他參展人似乎對這個開 幕式毫不關心,他們手提不同包袋、急匆匆地朝各展廳走著。早上,兩個美國出版商還送給我兩張門票,說:“如果你不能去,就送給其他人吧。”他們果然有經 驗。開幕式上一個接一個的講話,平淡無奇。幸運的是,其間無人喊叫,也沒人向主席台扔鞋子。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德國總理莫克爾友善地握手照相。但他們一登上主席台,就以各自特製的調門,去取悅自己所代表的觀眾。

我大略記了點莫克爾發言的精彩片段。她回憶自己在東德共產主義時期的經歷時說:“書被獨裁者燒燬和禁止。”她接著在提到一些勇敢的西方人沒有送橙子 而是偷運書籍進東德時說:“書揭露出的問題會威脅極權統治,因此書在推翻東德專制中起過決定性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自豪地說,書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習近平則平靜地陳述自己的觀點。他呼籲加強文化交流,但是世界和平。他說,不同文化之間應該相互學習而不是相互排斥,這樣才能建設一個和諧世界。

在作家莫言(《紅高粱》的作者)做主題發言前,我離開了。當著習進平等中國黨政官員的面,我認為他不會說心裡話的。我即刻去了法蘭克福火車站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見一些朋友。我們剛落座,就看到另一群人蜂擁進來,我立即認出戴晴和貝嶺。

“書揭露出的問題會威脅極權統治,因此書在推翻東德專制中起過決定性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自豪地說,書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莫克爾

年屆70的戴晴顯得年輕而有朝氣。1995年,我在北京的一家賓館採訪過她,那時有幾個便衣警察坐在周圍,密切監視我們。這麼多年過去了,戴晴還是 那麼堅定。她興奮地評論著莫克爾的發言。當我問她對莫言的發言的看法時, 她轉了轉眼珠說: “太多空洞的口號。”莫言的作品《紅高粱》曾經在大陸被禁止,但他發言時竟說不同的國家有相對不同的自由以及中國作家正享受著自己獨特的相對自由。他這段 話也引起了飯席間一個商人朋友的反對。這位商人說:“如果作家僅可以在私下自由談論,任意批評政府,但他們的這些觀點永遠無法在政府控制的媒體發表或出版 社出版,你能說他們享受言論自由嗎?”

“當你們紀念柏林牆倒塌時,你們是否想到過20年前的中國以及學生抗議運動?”—馬建

在餐聚上,我還被引見給北京作家周勍。他曾寫過一本記錄中國食品對兒童危害的書,周現在正在德國做訪問作家。一頭長發披肩的他,散發著中國北方人特有的溫暖和坦誠的氣息。周說,2007年在北京時,因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他曾被秘密警察暴打。

我提前向各位告別,趕去美麗的法蘭克福歌劇院聽朗朗的音樂會。音樂會本是給外國人演奏的,但身著藍色西服套裝的中國人再次佔據過半的座位。朗朗以其 一貫誇張的演奏方式,搖晃著腦袋,演奏著他的拿手作品《黃河鋼琴協奏曲》。這個作品原是中國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在1939寫的合唱作品,文革中江青授意將其 改編成一部具有強烈政治宣傳意味的鋼琴協奏曲。聽這個作品時,我總感覺不舒服,因為這部作品明顯地用音樂語言曲解了40年代中國的抗日戰爭,它誇大了中共 在抗日中的作用。在第三樂章,當歌唱毛澤東為中國救星的“東方紅”奏響時,我感到很刺耳。朗朗居然在全世界傳播這個宣傳品,使人納悶。就在聽眾被這個過去 的兒童天才所鼓噪時,我悄悄地離開了歌劇院。

2009年10月14日

書展今天開市!在書展進口處,擠滿了身著藍色西服套裝的中國人。我記得許多年前,中國大陸在歐美公派旅遊的人總是結隊而行,都一律穿著不合身的灰色西裝。現在中國官方代表團仍然結隊而行,但他們衣著合體時髦。如果在公眾場合不大聲喧嘩的話,他們真還顯得時髦,沉穩練達。

今天,我的關注點是中國出版,特別是民營出版社的情況。我想寫點關於最近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出台的一個新規定,其中承認80年代以來就存在的民間 出版社的合法地位。此前許多年中,民間出版商為了生存,必須掩蓋其出版業務,謊稱自己只搞發行或諮詢,並且他們還必須從國有出版社那裡購買書號。根據新規 定,民間出版商現在可以公開出版作品,但還是要與政府出版社合作。“這都是意識形態的考量”,一位民間出版機構的編輯對我說。即使這樣,他說新規定標誌著 進步。

我一整天都在充斥著紅色主題的中國展區。鮮亮的色彩並沒吸引很多參展者。整個中國展區有些空蕩。我在各攤位間轉悠。大多數書不是中文教材、旅遊指南 和烹調類,就是科幻小說、兒童讀物和科技雜誌。僅有的政治書籍是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文選。年輕的中國職員自己扎堆兒聊天。我巧遇一位美籍華人朋友。一起喝咖 啡時,他告訴我一件軼事。今天早些時候,他看到一位德國記者細讀一本烹調書,這個記者主動與一位年輕的國有出版社的女職員聊天,他們用德語交談。身著藍色 西服的中國主管對此顯得很緊張,特別是當他們大笑時,他試圖打斷談話,但這個女士完全不理睬他。記者走後,主管問她都說了些什麼。原來那位記者問中國人是 否還吃狗肉。這位女士說:“我故意跟記者開玩笑,說只有廣東人吃狗肉,而我們通常不認為廣東人等於中國人。”主管終於舒了口氣,慶幸他的職員沒有討論任何 政治話題。他走後,這位女士對我的朋友抱怨:“他們控制得太過分了,把一切都看得太嚴肅,使人緊張得肌肉都疼。”我的朋友講完這個插曲後說:“中國的軟實 力應該確切地叫‘僵硬的軟實力’。”

2009年10月15日

10月15日,編輯給我當天發的稿子定了個醒目的標題,叫《異議人士之日》。中國政府在書市排斥異見作家遭到了公眾的譴責之後,書市負責人特意為異 見作家設立了平台以使人們能聽到來自中國不同的聲音。貝嶺、戴晴和周勍在各類活動間趕場,發表他們的意見。上午,他們和《北京植物人》的作者馬建在德國筆 會展區舉辦的會議上,吸引了大量記者。四位異議人士猛烈抨擊被他們稱為“奧維爾情勢”的中國出版業。馬建說:“在書展上你們看到許多具有不同名字的中國出 版社,但其實它們可以冠之以一個名字——共產黨的喉舌。”他指責中國政府在網絡上建構了一堵高牆,封殺敏感政治話題。他挑戰聽眾:“當你們紀念柏林牆倒塌 時,你們是否想到過20年前的中國以及學生抗議運動?”

周勍給記者提供更多的可供引用的話語。他說:“政府把作家分成兩類:‘我們’和‘他們’。那些走在黨的路線上的作家得到特殊照顧,而獨立思考者則被 迫害。”他補充說:“中國政府利用這個機會顯示他們的富有,派出黨精選的作家。這些作家的免費旅行其實是納稅人支付的。他們不想、也不能與我們溝通交 談。”

戴晴說她去看過中國展廳的書,大多數都是政府批准的送展品,所含信息被嚴重刪改和扭曲。她說:“如果你看到一本歷史書,你不會發現其中有共產黨領導 下的殘酷迫害。你不可能看到任何未經黨審查過的東西。”她以自己的一本書為例,她說她要麼在香港找出版社,要麼付給印刷廠一些錢自己出版,地下發行。

“如果你看到一本歷史書,你不會發現其中有共產黨領導下的殘酷迫害。你不可能看到任何未經黨審查過的東西。”—戴晴

中午,我出席了另一個討論會,題為“自由世界的言論自由-自由出版”。我又看到了周勍和貝嶺。他們和挪威出版商史密斯·西蒙斯頓、國際筆會維吾爾中 心的會員Kaiser Abdulrusul ÖzHun同台。周勍的發言很有戲劇性,當談及早些時候在新疆發生的民族暴力衝突時,他站起身來,伸出雙臂,擁抱了坐在旁邊的維吾爾作家,然後說:“我 們雖是不同的民族,但為何要相互仇恨呢?我要向你們表明,在這裡,我們是朋友!”

與會者多數是記者。我看到一個身穿藍色西服套裝的大陸出版商,這位不願透露自己名字的業內人士不同意台上人的觀點:“這些人利用書展作為平台宣傳自己的政治見解。”他說:“中國取得巨大進步。人們不該忽視事實,那裡的作家和出版業正一點點逐步獲得自己的自由。”

晚7點,我完成了今天的寫作,趕去參加一個德國出版社舉辦的聚會,這家出版社出版過不少中國現代作品。當我在擁擠的大廳裡一邊遊走,一邊咀嚼三明 治、吮吸飲料時,我碰到這個出版社的公關人員。他這些天一直忙於把中國政府派出的代表團介紹給德國媒體,但結果讓他很沮喪。他說:“媒體可能不願與那些只 講官話的作家交談吧,記者認為那是浪費時間。”

2009年10月16日

我採訪了盛大文學公司34歲的主管,這是一家網絡作品公司,現在管理幾家文學網站。作者可以登錄盛大網站,然後在網上發表他們的小說。網站給網民提 供很好的地方施展他們的創作能力。迄今為止,約70萬作者,發表了270萬部作品。當我問這位主管如何處理那些政治敏感的作品時,他迅速回答,這是純商業 目的的網站,不會碰到我說的那些問題。另一方面,他也說到,有許多編輯負責觀測網站,一面發現有才華的作者,也同時處理我提出的那些“問題”。盛大公司的 成功讓人們看到了中國民營出版業的希望。

我碰到戴晴。她激動地像孩子一般把我帶到一個出版東方宗教書籍書商的攤位。出版商在她很小的攤位前懸掛了幾頁中文的《零八憲章》。戴晴作為《零八憲章》簽署人之一感到很受鼓舞。她讓我給她拍了好幾張照片。她說:“中國政府可以在國內打壓這份文件,但它已經傳遍世界!”

他們在法蘭克福所經歷的一切,特別是那些關於言論自由的爭議,有利於他們對國內的政治狀況有更真實的瞭解。

當我們坐下吃冰淇淋時,戴晴告訴我她今天早上的有趣經歷。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管理司司長吳尚之舉辦了一個新聞發佈會,介紹政府如何努力幫助少數民 族發展文化。戴晴決定用這個機會與官方進行對話。在發佈會提問期間,幾位德國記者問道:為什麼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而被投入監獄?中國展廳中的台灣展 位為什麼只有烹調和娛樂書籍而沒有反應台灣民主政局的書?為什麼在書展上只有一個聲音代表中國?吳尚之輕蔑地對這些問題不予正面回答。後來,戴晴舉手想問 一下中國出版法的情況,但她始終沒有得到提問的機會。她說:“吳司長乾脆無視我的存在。”

這是我參加書展的最後一天。其間我沒工夫去聽各種各樣與中國相關的討論會,我決定再看一眼中國主賓廳。展廳裡空蕩蕩。一些學生正在主舞台上表演“功 夫”,稀稀拉拉的觀眾中多是中國人。我離開大廳時,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書展本來是商業性展覽,人們到這裡是為了經商和購買有價值的書籍,但中國政府在這 裡安排了一出盛大的表演劇,這就注定不可能有理想的效果。

2009年10月17日

今天開始,書展對公眾開放。我離開法蘭克福去柏林拜會朋友。下午,我上網讀到一則新華網的新聞,題為《世界級出版商恭賀江澤民新書》。荷蘭出版商愛 思唯爾出版的這本英文書中,都是江澤民關於中國科技發展的文章和評論。新華社這篇文章引用愛思唯爾出版集團官員的話,稱讚江的書會吸引大量讀者,並拓展政 治領袖們的視野。這篇報導還進一步發揮說,江澤民新書宏大發佈式吸引了廣大參展民眾的興趣。讀完這篇報導,我不禁被這種毫無羞恥感的宣傳逗得大笑。那天, 我恰好路過這個“宏大”的發行儀式。與會者幾乎都是中國政府官員和出版商。很難相信任何人會把江澤民的書當成膾炙人口的佳作。我懷疑中國政府是否補貼出版 社來發表領袖人物的英文版著作。

2009年10月18日

晚間,貝嶺送給我電子郵件說,他沒能在書展閉幕式上發言。書展的國際事務負責人告訴他,德國外交部長決定不邀請他講話。貝嶺沒有詢問理由,但原因很明顯。

在法蘭克福,中國代表團中有很多關於維族流亡領袖熱比婭出席書展的議論。許多人預測會有衝突的情景。10月14日,我與一群中國編輯搭乘火車,有個 人突然喊道:“瞧!熱比婭在那兒!”我當即看到幾個官員面色緊張。我們都順著他的手指看去:那是一位灰色頭髮的德國婦女。就在我們猜測那是否真是熱比婭 時,他大笑說:“我開玩笑呢。”大家這才舒了口氣。

晚間讀到一則消息,熱比婭最後到達書展,而且去了中國主賓廳,但沒有與中國官員發生衝突。這些官員好像放鬆了許多,已經不再特別介意這種事情。

由此我形成一個對法蘭克福書展的整體印象。許多異議人士抨擊中國的參展活動,指其意在無恥地在世界上炫耀其影響和拓展其軟實力。我基本同意這種說 法。中國領導人以為身著得體西服、慷慨地向書展大把扔銀子,世界就會蜂擁投向他們,接受他們的意識形態,無視他們鎮壓表達自由這一人類的基本價值。在某種 意義上,他們的確獲得了成功;但我認為整體上中國政府在法蘭克福的收穫很沮喪。媒體的負面報導說明一個美國的中文出版家的話是對的:“中國已經是全球化經 濟進程的受益者,但它只有接受人類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才會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成員登上世界舞台。”

同時,中國的參與也有許多正面的意義。中國對法蘭克福書展的慷慨支持使得一大批中國的出版商與作家能與其在西方的同行建立更密切的聯絡。他們在法蘭克福所經歷的一切,特別是那些關於言論自由的爭議,有利於他們對國內的政治狀況有更真實的瞭解。

我採訪了一個上海的出版家,他購買了幾本西方暢銷書的版權並相信這些書定會在中國暢銷。“過去30年的改革已經使許多中國人加入西方式的中產階層。其結果會大大縮小東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差距。”我想,這種價值也應包括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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