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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法律學術交流30年中的故事

2010年10月29日

安守廉 郭丹青 孔傑榮 愛德華 費能文 郝山 陸思禮

七位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在中國從事法律學術交流的開路先鋒,談他們最初在中國的經歷。

中國人權翻譯

孔傑榮 (Jerome A. Cohen)

紅色的共產中國是否扼殺了聞名於世的中國式的幽默?與這一“中央帝國”隔絕三十年之久的很多美國人認為,馬列毛主義必然使這個民族喪失富有幽默感的傳統。我本人對此不想貿然置評,我知道在蘇聯,共產主義的降臨非但沒有削弱俄羅斯民族的幽默感,反而為之提供了豐富新鮮的原料。中國會有什麼不同嗎?在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早期,在廣州的一次談判給了我啟示。

我的一位客戶想修建一幢兼具辦公、酒店和公寓功能的綜合樓,預算為8000萬美元,但擔心預算超支。這種擔心可以理解,因為當時在香港已經風傳,來自廣州的建築承包單位從來不會遵守他們的預算。然而,中方堅持認為我的客戶必須承擔所有的風險,即使他們控制了所有的風險因素。最後,我對他們說:“這不公平”。中方首席談判代表,閃爍著得意的目光說:“資本家就應當承擔風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

愛德華 (Randle Edwards)

52年前,我受命於美國海軍開始接受中文強化學習。自那以後,我一直對美國主流媒體、國會議員和美國政府發言人“攻擊中國”傾向的公正性和智慧表示懷疑。因此,從我作為一名學習中國法律的學生開始,我就感到有必要幫助訓練中國人瞭解美國的法律並幫助美國人瞭解中國的法律。1973年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任教後不久,我就被貼上了“中國法律專家”的標籤。實際上,那時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的法律知之甚少。我常常在課堂上講解毛主席的最新詩詞。但是我必須承認,要提供一些生動的見聞來支持自己對中國法律程序的看法,我有一定的壓力。

後來,我實在不堪忍受總是迴避雞尾酒會上同事和客座研究員的問題:“你最後一次在中國是什麼時候?”承認我從未在中國呆過令我羞愧。但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一個美國人是很難進入中國的,除非他是比爾·辛頓(韓丁),或是傑裡·柯恩(孔傑榮)。為了獲得去中國的簽證,我絞盡腦汁,後來報名參加了美中友好協會紐約分會的“批鬥大會”——該會經常派一些堅定的無產階級團體前往中國進行友好之旅。十分意外的是,“批鬥”我的小組居然批准了我參加1978年5月的中國之旅。

我參加的友好團體先飛到蘇黎世,然後搭乘途徑布加勒斯特、德黑蘭和烏魯木齊的中國民航班機到北京。在學習中文20年後,我仍對我的首次中國之旅感到興奮不已。我必須承認,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法學教師頂著令人生疑的無產階級名號,我對自己首次訪問“共產中國”還是相當忐忑不安的。我想我肯定會在一抵達北京機場時就被拘留、搜查、關起來審訊。這種擔憂在我們的中國民航班機盤旋在布加勒斯特機場上空還未降落時就已大為升高了。全副武裝的士兵每隔幾英呎就站一個,將整個機場團團圍住。我暗自思忖:“假如在布加勒斯特就已經這樣了,那到了北京我就真的麻煩大啦。”

可以想見我抵達北京的老機場時有多麼驚訝。護照和健康檢查全都例行公事,官員們全都笑臉相迎。他們根本沒有打開我和其他美國乘客的行李。我遇到的唯一詢問來自坐在我旁邊等行李的身穿裁剪考究的“ 毛裝”( 中山裝) 的一位中國老年人。他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回答說是教中國法律的。他笑得前仰後合,差點兒從椅子上掉下來。他斷然說:“我們中國沒有法律。你在欺騙你的學生和哥大法學院的領導!”他是那些好像串通起來要毀了我這個“中國法律專家”的一大堆中國老百姓(尤其是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中的第一位。我想這正是我後來為什麼要決定學清朝法律的原因。因為可以肯定,沒有一個還活著的人敢說我的解釋是錯的!

費能文 (James V. Feineman)

1979年8月末9月初,哈佛大學的蒂姆·蓋拉特(Tim Gelatt)和我、耶魯大學的艾秋興(Ellen Eliasoph)、愛荷華大學的德魯特·卡梅倫(Druet Camer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蘇珊·格呂內貝格(Susan Grueneberg)相繼來到北京,打算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就讀。這主要是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為其信念而進行的一個項目。該委員會通過派遣一批人數可觀的法學院在校生和畢業生(我們5個屬於美國在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第一年裡派出的30名交換學生),希望推動中國官方開放除獲准在北大開辦的四個專業(中文、歷史、哲學和經濟學)之外的其它專業,供美國學生就讀。在經過近十天在北京語言學院的中文能力測試後,我們被轉到北大——我們被告知法律是一門“極秘密”的學科、外國學生不得學習。我們只能在已經開放的專業中進行選擇——我們之中有兩人選擇就讀中文,一人就讀歷史,另外兩人就讀經濟學。

但是,我的同學蒂姆不想就此輕易放棄。那年春天,蒂姆和我曾在劍橋一起見過當時北京大學法律系國際經濟法專業的負責人芮沐教授;芮教授對我們十分熱情,讓我們一到北京就去找他。照芮教授的話,蒂姆和我找到北大法律系所在地( 又一個被嚴守的秘密)——在原燕京大學的一個老院子裡——去找他。當我們出現在那裡詢問芮教授的辦公室時,被詢問的人一臉困惑。當然,沒有芮教授的辦公室的牌子,但我們卻在一個門上發現了“國際經濟法系”的標記。我們帶著典型美國人的傲慢闖了進去。有人告訴我們,芮老師不在,不過可以留個字條。當時在場的人顯得驚慌失措。我們隨身帶有紙和筆,於是搜腸刮肚,用最大的努力寫了一個中文字條。在獲得保證字條會轉給芮教授之後,我們就走了。但接下來的幾週杳無音訊。於是,我們三番五次地造訪那個辦公室,留了更多字條,提醒芮教授在哈佛時受到的熱情接待,並儘量禮貌地(禮數在逐漸消減)暗示他,我們現在期待同樣的回報。

終於有一天,一位法律系的學生設法來到了我們宿舍(這在當時相當不容易,因為當時只有留學生的中國室友才可以進入留學生宿舍),告訴我們芮教授將在當晚8點鐘來見我們。在約定的時間,芮教授準時出現。他紅著臉(可能是爬了三層樓梯的緣故,但更可能是其它原因)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學法律,我們不應再去打擾他,並且永遠不要再去那座法學樓。他的斷然拒絕不容置疑。之後,他稍微平靜了點,問我們:“你們幹嘛要這麼固執?難道不明白沒有回音意味著什麼嗎?”我們解釋說,我們的興趣來自在哈佛聽名教授孔傑榮講授中國的法律。芮認識孔傑榮,當時孔教授也在北京。芮反駁道:“他能教你們什麼呢?我是北大國際經濟法的資深教授,我告訴你們,根本沒有什麼中國法律可學;多少年了,根本沒有什麼中國法律——孔教授到底在教些什麼呢?”

我們開始向芮教授講述以前學過的幾門課、柯恩的書和一些最早研究中國法律的學者如陸思禮(Stanley Lubman)、李浩( Victor Li)和愛德華(Randy Edwards)寫的文章。透過他眯縫的眼睛,芮教授想讓我們確信,那些人都在浪費他們的時間——也在浪費我們的時間。之後,我們5個人開始從其它渠道來瞭解中國的法律——翻譯有關新刑法和新刑事訴訟法的著作;尋找那些帶有法律主題的奇特的戲劇作品或文學作品;閱讀剛剛開始或重新開始報導正處在萌芽狀態的中國法律的新聞雜誌。回頭再看,這種教育方式或許比那時接受法律系教師正式上課的效果更好。不過,我們錯過了成為李克強同班同學的機會——他那時正在法律系讀書呢。

安守廉 (William P. Alford)

20多年前,我帶一位來自中國的法學院院長去紐約一家餐館吃晚飯。他人爽快和藹。席間,他問我可不可以提一個非常私人的問題,我當然回答說“可以”。他還是有些不安,強調說,這是個非常非常私人的問題,希望我不會生氣。我再次說:“沒事兒”。心想:到底是什麼事兒啊?是要問我信什麼教?我的工資?房事?還是什麼類似的敏感問題?這時,只見他緊張地環顧四周,然後緊靠餐桌湊近我,用幾乎耳語般的聲音問道:“阿爾福德教授,你真的信『三權分立』,還是因為你是一位美國的法律教授,你必須對中國同行這樣說?”

郭丹青 (Donald C. Clarke)

1991年,我就執行民事判決存在的問題,採訪了中國不同城市的法官。在某市,我問當地法院的法官,他們法院的判決在其它城市執行時是否遇到過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文獻顯示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完全沒有!”他們眾口一詞地向我保證。數月後,在對此問題做進一步研究時,我正巧讀到一篇文章,作者就是我曾採訪過的那個法院的一些法官,而且寫此文或發表此文的時間(我記不清是哪種情況了)正是我採訪他們的那個月。文章說:頭號問題是地方保護主義!

陸思禮 (Stanley B. Lubman)

即興採訪: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上海參加一個合資建服裝廠的談判。中方對於將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水平問題一直含糊其辭,反覆告訴我們說,這是很難計算的。

一天早晨,我和我的客戶一起晨跑,很快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加入進來。他發現我能用中文交談後立刻變得健談起來。他告訴我他在一家服裝廠做工,於是我就工資及其所包括的項目等問題對他進行了諮詢。到我們的晨跑結束時,我和我的客戶也就為那天上午的談判做好了準備。當再次坐上談判桌時,我們宣佈前一天談判後我們做了一些調查,然後介紹了我們所瞭解到的情況。中方代表很驚愕,但很快恢復過來,在接下來的討論中變得比較坦率了。(這家合資公司從來就沒有建成。)

最近,我在上海坐出租車,跟司機聊天時,發現一輛車頂帶有一排條形燈的車悄悄出現在我們左邊。那車顯然是想要出租車給它讓道,可這是只能走一輛車的道。我的司機很倔,就是不讓,而那車卻堅持要過,就跟我們的車靠得很近。等那車揚長而去後,我問司機那是不是政府官員的車,他說是。然後,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他突然大聲說:“當然那是當官的坐的車,他們有特權嘛。如果當官的有特權,我們怎麼可能有人權呢?”

郝山 (Nicholas C. Howson)

1999年5月8日,我正和一位英國外交官在北京原為華國鋒家的後院裡吃晚飯,突然他的手機響起來,他一邊接聽電話一邊神色凝重地點著頭,關掉手機後他立刻對我說:“美國人轟炸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真糟糕……”確實很糟糕。5月7日晚到8日,在北約進行科索沃戰爭期間發生的這一嚴重事件,不僅引發了中國方面連續多天的強烈譴責,包圍美國大使館的暴力抗議,還上演了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到北京機場迎接繃帶纏身的大使館傷員的場面。轟炸事件發生後數日,我接到北京律師協會或是北京市司法局的邀請,指示我去參加一個關於“5·7事件”的會議,與會者包括北京所有律師事務所的代表。

會議當天,當我走進北京市司法局寬敞的會議室時,看到大約數百名我的北京律師同行一排排地坐著,一位電視攝像師扛著帶長臂麥克風和強烈弧光燈的巨大攝像機到處轉悠;寫著“徹底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罪行!!”的大紅橫幅懸掛在正前方。坐在前面主席台上的司法部和司法局官員開始強烈聲討北約的罪行,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指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行為是“故意的”。當官員們發言眼神朝我這個方向瞥來的時候,我感到很多聲討是衝著我來的,因為我是在北京歷史最悠久的美國律師事務所之一的資深代表。

會議繼續開著,每一個律師輪番上台發言,他們有時真情流露,有時生拉硬扯,控訴著北約的轟炸。這些律師中許多人是我將近二十年的朋友和同事,但從他們每個人的發言裡我發現他們變了,不一樣了——他們對美國的轟炸意圖一針見血、言之鑿鑿、義憤填膺,充滿民族主義激情。就在律師們繼續發言時,我恍然大悟,自己正身處在一場政治戲劇之中,多少有點像文革中的“批鬥會”。在這裡,黨的立場是高度統一的,就是美國政府犯下了肆意殺害中國外交官的罪行,而“鬥爭對象”則是美國法律界人士的代表——我!我承認我對針對美國政府的轟炸行為所表達的憤慨有點同情。“多麼愚蠢!”,“多麼玩忽職守!”我心想。可是,我無法相信美國的轟炸是故意的,無法相信在那樣一個充滿火藥味的場合匆忙做出美國犯罪的判斷是有益的。

很快輪到我發言了。我推辭了,坐在我們前面的官員顯然很不高興。聲討在繼續,最後除我之外每個人都發了言。我心想,總算是逃避了公開發表看法的可怕場面。但是,讓我感到意外和沮喪的是,一位10多年的朋友、北京最大的涉外商業律師事務所之一的主要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還沒聽到美國郝山律師的發言。他在中國很多年了,他是美國律師,我想我們應該聽聽美國的郝山律師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犯下的罪行是怎麼想的!”

在朝我的朋友投去憤怒、無疑是絕望的眼神後,我絞盡腦汁,發表了以下幾點看法:首先,沒有人準確瞭解空襲中國大使館背後的意圖。這是一場可怕的、悲慘的誤炸,還是像會議室裡所有人所聲稱的——顯然是黨的立場——認為這是以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外交官為目標的空襲?因此,我說,如同處理任何令人震驚的刑事案件,我們首先要儘可能最全面地瞭解悲劇的事實。

其次,鑑於我們大家都是法律專業人士,我們都有責任保持冷靜,不要急於做出判斷,也不要讓我們的頭腦被憤怒、民族主義情緒或出於政治目的的激憤所左右。我說,在大多數最困難的情形下保持冷靜的立場是“法治”的一個標誌,是作為法律專業人士發揮我們作用的關鍵所在,它有別於暴民統治或見風使舵、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這個世界和作為聯合國成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依據國際法共同準則來處理轟炸問題,調查和確定是誰的罪責,並對此提出糾正辦法。我記得我表示,我不是一個國際法或戰爭法專家,但可以肯定世界國際法體系能夠解決這一轟炸事件的罪責歸屬和懲處方法,無論這僅僅是由於疏忽乃至嚴重疏忽,或是故意犯罪。就在我滔滔不絕地談論第三點時,我有點沖昏頭腦,說:“中國可以用國際法為武器來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 尋求賠償!”此前,會議室裡的大多數人一直無聲地怒視著我,看我這個美國律師在道德困境和政治立場中掙扎。但是,當我說到“武器”一詞時,坐在台上的領導們露出了讚許的表情,電視弧光燈一下子亮了起來,攝像機來到了我面前,一陣有節奏的響亮掌聲從我的律師同行中爆發出來,許多人在說:“是啊,武器……武器!”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北京電視台或中央電視台對這個莽撞冒失的美國律師最後播出了些什麼,是他在鬥爭的壓力下承擔起了責任,還是給中國出主意要拿起“武器”跟美國鬥爭……但我知道的是,在那以後的幾天、幾個星期裡,我碰到了許多那天在那個會議室裡的中國律師,我們在一起討論、起草和磋商我們總是不斷的文件和安排,卻沒有任何人提及有關我們在北京市司法局參加的那個不同尋常的5月會議。不過,此次經歷給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記,使我(我敢說還有我的一些中國同行)更深刻地理解了在最嚴重的、充斥著政治主導的情況下,要冷靜運用法律和法律程序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