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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專政的宣傳,鮮有新聞自由的60年

2009年10月27日

趙岩

趙岩對過去60年中國的媒體控制及新聞檢查制度作了一個總體回顧。他的結論是,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新聞界放棄並失去了其自由;此後至今,為了未來實現媒體的獨立和言論自由,他們從未停止過抗爭。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干支輪迴來看,60年為一大輪迴。這一大輪迴中,歷史到底有多少前進,又有多少後退?中國的「新聞自由」是前行了,還是原地踏步?——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新聞60年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新聞媒體淪為工具、喉舌的前30年。

一百年前,被中共認為師祖的馬克思在論述國家與政治的良劣標準時有過這樣的高論:「看一個國家和它的政治是否文明,首先要看這個國家的新聞是否自由……」可惜,在中共執政後翻譯的《馬克思全集》中竟然無法找到這句放之四海都皆準的詞句。

其實,早在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新聞自由」就已開始淪為毛澤東個人崇拜和封建造神運 動宣傳之工具。據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回憶:在1949年10月1日前夕的一個晚上,當政治協商會議把擬在開國大典上讓遊行隊伍高呼的20條口號報送毛澤東 審定時,毛大筆一揮,選了其中的5條,最後一條就是喊自己「萬歲」。官方所有媒體在1949年10月2日的頭版中,無一例外地報導了群眾路過天安門時高喊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的大幅照片。此口號一呼,此照片一登,「萬萬歲」聲一播,就已注定了所謂「新中國」的媒體和新聞人已經繳械投降,在毛澤東超級 個人魔力面前,基本放下了當年與國民黨蔣介石鬥爭的新聞自由之武器,而成為毛澤東專政宣傳之工具。

中共建國後,毛澤東利用新華社社長胡喬木這個棒殺的大內第一高手,來掌控新聞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儘管有鄧拓、儲安平這樣有良知的新聞 人,但也未能利用新聞媒體提出自己的主張。1951年,毛澤東用新聞媒體在黨外開展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新聞媒體開始成為中共專政的工具。同年5月 20日,毛澤東又把整風運動引向文化界。又是胡喬木出面,利用官方媒體在全國開展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毛澤東這樣做,就是要看一看鄧拓這一類新聞人 ——原來在國民黨執政時捍衛正義、真理的天狗——他們是否能變成像胡喬木這類放棄新聞自由而甘當讓咬誰就咬誰、讓舔誰就舔誰的忠實哈巴狗。在深批《武訓 傳》的運動中,郭沫若、夏衍、孫瑜這些文化名人均向毛澤東認錯檢討,而推波助瀾者正是以《人民日報》為首的新聞機構。

1953年至1955年,毛澤東又指令新聞媒體批判國學大師梁漱溟和紅學家俞平伯,並將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

1956年4月間,毛澤東向知識界、文化界施放煙霧:「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賓雁率先寫出振聾發饋的力作《在橋樑的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隨後,《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在給中共提意見時,直言批評「黨天下」。

1957年夏天,毛澤東收回自己的承諾,發動了「反右運動」。致使五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著名新聞人儲安平在劃成右派後自殺,時至今日尚未平反。

1958年,毛澤東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全國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剛剛做過檢討的鄧拓,被毛澤東又罵成是「死人辦報」,被調離。全國新聞媒 體墮落成製作謊言的機器。《南方日報》浮誇紅薯能畝產到251,822斤,《人民日報》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報導小麥畝產40萬斤的「科學種 田經驗」。在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全國的農民投入大煉鋼鐵運動,導致土地荒蕪,釀成1959年到1961年的全國大饑荒,據保守估計,非正常死亡 3500萬人。

毛澤東闖下大禍後,宣佈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主持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全國經濟狀況有所好轉。1965年11月,不肯服輸的毛澤東在幕後策劃,下令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為發動文革製造輿論。

1966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在全國範圍掀起文革狂潮。原《人民日報》主編、社長鄧拓自殺身亡。文革十年,是中國現 代史最黑暗的時期,充滿暴力和血腥。全國的新聞媒體成了毛澤東一個人為所欲為的工具,他想怎麼玩就怎麼玩,哪個新聞人敢反抗,就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 翻身。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毫無新聞自由可言,比國民黨執政時代大幅倒退,萬籟俱寂,新聞界完全喪失了自我,淪為政治的婢女。

第二階段:從1978年到現在——工具·博弈,爭新聞自由的後30年

文革結束後,中共於1978年召開了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平反毛時代的冤假錯案。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胡耀邦發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 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新聞界開始有了新氣象。《人民日報》帶頭衝破束縛,旗幟鮮明地鼓吹思想解放,為改革開放吶喊。當時,中宣部部長對《人民日報》十分 不滿,認為是犯上作亂,砍毛澤東這桿大旗。這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日報》首次與中宣部公開對抗。

1979年,《人民文學》雜誌刊發了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報》發表《渤海二號文件翻船事件說明了什麼?》,箭頭直指政府部門官僚瀆職問題。這兩篇文章成為輿論監督的一道亮麗的風景。

進入八十年代後,隨著對文革浩劫反思的深入,人們的思想日益活躍,開始置疑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對此,當局先後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運動。新聞界參與了批判《苦戀》,批判周揚的社會主義異化論和1987年批判以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為代表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等不光彩 事件。

儘管如此,新聞界並沒有緘默。1987年1月《深圳青年報》刊發《小平同志也可以退休》的文章,被中宣部叫停。但是,《蛇口通訊報》、《世界經濟導 報》和北京的《新觀察》在中國新的思想啟蒙和輿論監督的舞台上繼續起著接力的作用。1988年下半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政論片《河殤》,一時間,新聞界異 常活躍。

1989年春天,因胡耀邦去世而引發了學生走上街頭開展示威活動。緊接著,《世界經濟導報》帶頭悼念胡耀邦聲援北京學生的運動,遭到上海市委封殺。 北京新聞界同仁們聲援導報和欽本立,抗議上海市委粗暴干涉新聞自由的行為。新聞界抗議活動與學潮交織在一起,成為「八九民運」的壯麗篇章。

從1989年4月至1989年6月3日,《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以及大多數黨和政府 部門的報紙,不僅有人出現在抗議的隊伍中,而且均用重頭板塊報導「六四」前的民主運動。央視甚至把攝像機架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電視的直播。在將近兩個月的時 間裡,中國新聞可謂是對「自由」進行了一次零距離的親近。

可是好景不長。「六四」槍聲一響,新上任的中宣部長王忍之在中共元老們的支持下,將《蛇口通訊報》、《海南紀實》、《經濟學週報》、《亞太經濟時 報》和新華社主管下屬的由戈揚女士主編的《新觀察》,央視的《觀察與思考》、《歷史上的今天》等大膽敢言的媒體封殺,或更換了其主編和社長。

自九十年代以來,在政治高壓下,新聞界的良知並沒有泯滅,控制與反控制,打壓新聞自由與爭新聞自由的博弈接連不斷,新聞從業人員頑強地履行自己的社 會職責,其中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以及《京華時報》、《新京報》、《南風窗》雜誌、《財經》雜誌、《華夏時報》等媒體的表現尤 為突出。

《中國青年報》2006年的「冰點事件」、2003年《新京報》的「程一中事件」以及《中國社會導刊》主編劉昕女士因刊發《艱難的起訴——中國首起 公民依照憲法訴最高人民檢察院》而被秋後算帳等等事件,都說明了中國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抗爭從未停止。進入21世紀後,幸運的是,在全球互聯 網的時代,公民記者和網絡媒體走上了時代的舞台。在孫志剛事件、孫大午事件以及近來發生的貴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鄧玉嬌事件和綠壩等許多事件中,網 絡媒體和公民記者與學者、專業記者聯合起來,迫使政府當局做出了讓步。新聞界在政治高壓下,拓展了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的空間,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讓我們拭目以待,希望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的新聞自由能夠儘早實現,使新聞媒體為社會的轉型起到應有的作用;若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